收入分配中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国民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高。但是，我国社会生产效率的迅速提高并没有带来社会公平预期的同步提高，而是产生了诸如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势群体不断增加等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不少学者开始对我国长期坚持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进行反思。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从理论上搞清楚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效率与公平关系上的认识误区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它打破了过去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现象，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但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隐含着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对立和冲突假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主要意思是，就经济效益问题和公平问题两者的关系而言，经济效益问题是最为重要的，是第一位的，要优先于公平问题；但是，公平问题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属于应当“兼顾”
范围内的问题，当经济效益问题和公平问题两者之间出现抵触、矛盾甚至是对立的时候，应当首先考虑前者而不是后者，推之极端，有时甚至为了确保“经济效益”可以暂时牺牲“公平”。实际上，正是由于公平和效率在理论上的对立和冲突假定，否定二者之间的统一关系，才导致了实践中我们处理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时采取了非对称的或非平等的做法：对于效率，我们将其置于“优先”考虑的主要地位上；而对于公平，我们则将其置于“兼顾”的和次要的位置。似乎效率强调多了，公平就少了，公平强调多了，就危及效率。
导致上述认识误区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长期错误地把公平理解为平等和收入分配的均等。有关公平与平等的关系，比较有影响的说法是我国政治经济学权威人物之一、复旦大学蒋学模教授，他在2001版《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本体论》中对公平和平等进行了一定的理论的计量比较之后认为：“据此，我们可以给收入公平下一个最简单的定义，即公平就是公共认可的平等。”“在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的著作中，和效率一词对应的概念是平等。我们认为，公平和平等的涵义是可以相通的。”在学界较早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中共中央党校周为民教授，在21世纪北京圆桌论坛第60期中发言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就收入分配而言的，这里的公平指的是收入公平，也就是一定程度的收入均等化。”
公平不同于平等，更不同于平均。虽然公平与平等都属于价
值观的范畴，有一部分内容是交叉的，如机会的平等、条件的平等都属于公平的范围，但公平与平等属于不同的价值观。如果平等强调的是某种“同”，那么公平强调是某种“异”。现实社会中不乏说明公平与平等不同的具体例子，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形式上实行的是按劳分配，通过奖勤罚懒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但实际上搞的却是“大锅饭”、“平均主义”，坚持的足结果平等但不公平的分配原则。其结果是，极大地损伤了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影响了他们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造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长期停滞，人们的收入虽然相对平均却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这种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配模式只能带来效率的低下、物质的匮乏和人们的贫困。
由于混淆了公平与平等这两个概念，于是就误将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认为的“效率与平等”对立，说成“效率与公平”对立，把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的《平等与效率》中谈到的平等与效率的对立――“对效率的追求必然带来不平等”说成公平与效率的对立。柯密特?高登在《平等与效率》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对效率的追求必然带来不平等。”因此，“最大的社会经济权衡”就是“在平等与效率之间做出权衡”，“或是以损失一定的效率为代价而获得更多的平等，或者是以放弃一定的平等而谋得更高的效率”。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中就此指出：“不少学者把‘公平’理解为收入分配的均等或财
收入分配中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文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