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先生曾说：有志于学问者，当绝去名利之念，如此，才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学者”。只有摒弃了名利之念，才可能省去各种不必要的应酬，因为应酬之所以必要，实在也是与名利相关。吕先生生平最敬佩康、梁，在思想上受康、梁影响至大至深。但于“康、梁两先生，皆不识面”，认为思想学问多可以从文章上去体会，与见面不见面并无关系，而泛泛访问，无益于学问修养也。吕先生一生以教书著述为业，除一直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以外，很少兼任其他行政职务。但他决不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究”。先生夙抱大同思想，对历史常持批评态度，对现状非常关切，常思量社会改革的方法，写了大量倡议社会改革的文章。他说：社会科学家，他必先对于现状，觉得不满，然后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后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后要研究学问。若其对于现状，本不知其为好为坏，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现状之下，求个苟安，或者捞摸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讲学问做什么？
1954年，吕先生计划以“中国史籍读法”为题给华东师大历史系的毕业班授课，但开学不久，他即患病。在家养病期间，他将讲课的内容写成数万字的讲义《中国史籍读法》。这是吕先生最后的一篇讲稿，也是他在课堂讲授的最后一门课，其时，他已七十一岁，自他1905年执教于常州溪山学堂起，讲堂执教已整整五十年。1957年（10月9日），先生因肺气肿与心脏病并发，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七十四岁。吕先生虽毕生尽瘁于文史研究与教学，但还是未能尽其才，计划中的最后两部断代史《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已开始做史料的准备，可惜未能完稿，遂成史学界的一大遗憾。新世纪以来，吕先生的全部著作，以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吕思勉文集”为最完整，目前已出版的有十二种，尚有六七种正在整理，待全部刊印后，即可见到先生著述的“全璧”。先生真是一位朴实诚恳，一无机心；真心向学，不为外扰；立身以正，恬淡为乐的纯粹学者。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吕思勉治学的创造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