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刑三庭】《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法刑三庭】《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

要》的理解与适用

起草背景和指导思想 2006年以来，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破获的大量涉黑案件陆续进入起诉、审判环节。由于此类案件中的事实、证据问题和所涉及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现有法律规定的理解和把握还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因此影响了办案效果。这一问题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的高度重视。2008年6月，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分别在湖北省、江苏省组织召开了座谈会。来自全国20个省、区、市的法官、检察官及公安干警在会上对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制定的有关指导意见进行了研讨。2009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京召开座谈会，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并对有关适用法律问题进行了认真研讨。根据与会同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原指导意见的基础上，牵头起草了座谈会纪要，并分别征求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相关单位的意见。经反复讨论修改，《纪要》于2009年12月正式印发。 《纪要》的研究、制定，始终遵循着“严格依照法律规定，集中解决重点问题，原则性

与灵活性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满足司法实践需要”的指导思想。一方面，《纪要》的有关内容和精神与刑法、立法解释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保持着协调统一。另一方面，《纪要》也充分考虑到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新特点、新变化，并尽可能地增强可操作性，以满足依法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现实需要。同时，由于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法律问题纷繁复杂，作为一个旨在为办案提供服务的指导性文件，其内容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解决那些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2006年以来的统计数据和各地反映的情况看，当前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主要集中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适用，因此，《纪要》重点对以上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而对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中规定的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则较少涉及或未作规定。此外，鉴于当前涉黑犯罪具有表现形式多样、隐蔽性不断增强、手法不断翻新等特点，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存在时间、成员人数等一些暂时无法达成共识或者不宜统一划定标准的问题，《纪要》只是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特征”的认定问题

一、关于“组织特征”的认定 （一）准确理解和把握组织结构的严密性、稳定性。当前，许多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增强自身的隐蔽性，组织头目和骨干成员大多藏于幕

后，在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时往往采用“临时雇佣，打完就散”的手法。由于核心成员不明显、外围成员不固定，因此呈现出一种组织结构松散的假象。对于此种情况，办案时要特别注意审查违法犯罪活动的起因、目的，以及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是否基本固定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否紧密，确保准确定性。 （二）正确认定和区分各类组织成员。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分为组织者、领导者、积极参加者和其他参加者。被告人在组织中的地位不同，其罪名和可能被判处的刑罚就会不同。由于之前缺乏明确的标准，实践中存在将被告人的组织地位“拔高”或“降格”认定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纪要》对各类组织成员分别进行了界定。 1. 关于积极参加者、其他参加者。“接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和管理”，是认定积极参加者、其他参加者时需要审查的主观意志要素。对于那些主观上并无加入意图，因被纠集、雇佣、收买、威逼或者受蒙蔽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提供帮助、支持、服务的人员，不应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定罪处罚。另一方面，从实践情况看，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吸纳成员时，一般都不会举行仪式或者办理手续，这使得“参加”行为难以通过充分的证据被客观地反映出来，往往只能依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加入犯罪组织后所实施的具体违法犯罪活动来认定。基于以上考虑，同时也是为了贯彻落实“宽

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分化瓦解犯罪分子，《纪要》要求办案时应正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对于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没有实施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或者受蒙蔽、威胁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情节轻微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纪要》从客观行为方面将积极参加者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多次积极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此类积极参加者不仅要求其多次积极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且在其参与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中一般应起主要作用；第二种是“积极参与较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且作用突出的犯罪分子”。此处“较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既包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也包括其他一些已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犯罪；第三种是“其他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起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实践中，一些具体主管黑社会性质组织人、财、物等事项的组织成员虽然很少参与，甚至从不参与违法犯罪活动，但这些成员往往与组织头目有着某种特殊关系，相互联系密切。而且，这些成员由于直接掌控着犯罪组织的“生命线”，对于组织的维系、运行、发展实际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理应认定为积极参加者。需要强调的是，此类积极参加者应是对犯罪组织的人、财、物

等事项具有“主要管理职权”，且对犯罪组织的维系、运行、活动确实起到重要作用的成员，不能把凡是参与前述事务的组织成员均认定为积极参加者。 2. 关于主观明知。定罪时，并不要求行为人确知其所参加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对于主观明知问题应重点把握以下两方面：第一、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所参加的是由多人组成、具有一定层级结构的组织群体；第二、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所参加的组织主要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或者该组织虽有形式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但仍是以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基本行为方式，欺压、残害群众。 应当注意的是，对于那些明知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办的公司、企业、社团，仍受雇佣到这些单位工作的人员，只要其未参与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也不应将其认定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要切实防止扩大打击面。 （三）关于“组织纪律”。《司法解释》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具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以下简称“《立法解释》”）虽然没有再作类似规定，但立法机关仍然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具有严密性，只是“不需要必须具有明确的组织名称、纲领、章程、活动规约等”。实践证明，如果没有通过一定的组织纪律、活动规约来加强内部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将难以保持其自身的稳定性、严密性，从而也难以发挥组织应有的能效。因此，《纪要》将“具有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