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解决资金问题。这无非三条路：是否可以与非媒介企业联营，从行业外获得资金；是否可以允许媒介以上市公司的身份，获得社会资金；是否可以从行业内或行业外的国际大资本那里获得资金。但是这三个办法现在都不允许。
以往国家给媒介的钱较多，也是有限的，现在越来越少，依然能够牢牢地控制媒介，原因在于双方有一种交换的默契：媒介以忠实依从换取国家维护资源垄断的经营体制。也正是以这个体制作保护，媒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可以极为迅速。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原有的政策资源近于枯竭，加大倾斜力度则无助于市场竞争。
于是，在不触动体制的前提下，一个新的思路出现了：传媒一方有权（特许）缺钱，某些企业或个人有钱无权，两厢结合可能会双赢。
根据我国关于媒介的一系列法规和文件，公司办媒介不行；那么媒介办公司，行不行？没有说不行。于是口子从媒介办公司开始。1992年上海东方明珠有限公司由上海广电发展实业公司（市电信局）、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每周广播电视报四家作为发起人股，向社会集资2.4亿。现在，东方明珠已经发展到了36亿。
关于广电业，也是不允许外部资本进入，但是电信业可以进入。于是广电业单位先建立一个公司，将经营部分划出去，例如湖南广电传媒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个从广电部门划出去而建立的公司。它招股6000万股，用于本省有限电视网络的项目；北京歌华有限电视网络股份公司公开招股8000万股，投资北京市有线广播电视的光缆工程。这两件事均经过广电总局的“特批”，但做后并没有发生原来担心出现的问题。“特批”的没有问题，是不是可以进入常规运作？看来问题不大。
关于杂志业，已经有许多变相进入的情况，其具体方法有十几种。海南诚成企业集团与《希望》杂志签订合同，独家经营该杂志的广告和发行十年，此前该集团已经直接经营的期刊有十余种。
关于报纸，2000年9月北京港澳实业股份公司以1.53亿元购买了信息产业部下属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计算机报51％的股权和相应的经营权、收益权（不包括编辑、审核部分）。后来更正，不是购买计算机报社的股份，而是购买“中国计算机报有限公司的股份”，这也是为了名正言顺。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传媒借壳上市。比较典型的是《成都商报》。《成都商报》办的博瑞投资公司成为“四川电器”的第一大股东，于是这个上市公司改名“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传媒上市后资金活了，收益很好。“博瑞传播”通过扩股，印务、广告、投递当家实体经营公司上升，总体资产增加了4倍多，达到2.48亿元。接着又从这2亿作为起点，现在间接控制着10亿资产。
四，传媒上市后为什么会具有强大的集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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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传媒自身拥有的无形资产传媒与受众的广泛联系有关。报刊发行量、广播的收听率、电视的收视率是可以接触到的部分，还有的是无法抓住的部分，即传媒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例如诚成企业集团与《希望》杂志合作仅半年，就在全国30个大城市和3000个县城和重要城镇建立了发行网，录入读者数据10万人。这个广告公司原来资产近400万元，现在评估的价值是6300万元，其中杂志经营部分5900万元。
除了传媒都拥有的无形资产外，在中国利用传媒能够急遽发展，还有一个原因，即这个行业的政策垄断性，传媒成了稀缺资源。于是有远见的外部资本要进入传媒，不仅仅是为了广告、发行的盈利，而是要借助传媒这个概念在资本市场上先声夺人，占领制高点。在中国，传媒是比西方国家的传媒更有暴利可图的领域。 五，媒介资本的运作会出现政治问题吗
我比较同意喻国明的“政治风险经济化”的说法。资本要对自己的投入负责。在中国，只有在社会主义法治和基本政策的框架内，才能够有效地收回投资并大大增值。在广电领域，制播分离的市场化运作，实际上将政治风险经济化了，因为任何政治不合格的节目必然要在经济上付出代价。也就是说，媒介资本的运作应该是安全的，这一安全性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实现。
国内传媒资本市场如此，国际市场也是如此，国际上有些媒介集团看重的是市场利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会淡化政治色彩，以非政治对抗的形式参加进来。默多克进军中国电视市场就是一例。1992年他的卫视频道可以覆盖中国大陆，但是1993年中国规定不许公众安装卫星接受天线，也就是不欢迎他。为了突破这一僵局，默氏1994年砍掉了卫视中的BBC新闻节目，撤掉了他原来针对中国的主要电视节目，转而以香港凤凰电视台为基地（他现在控股45％），向中国出让股份，合办这个电视频道，迎合中国的政治立场，于是占领了相当大的中国电视市场，已经拥有超过3000万户的观众，收益非常成功。
看来，危险的不是竞争对手如何打上门来，而是我们的一些理论家和管理者依然使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老套套，应对变化了的、复杂的新情况，这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难以挽回的巨额损失。 第三个问题是经济新闻。
为什么要说经济新闻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我们的新闻报道中，最大的成分是经济新闻，特别是财经新闻。所以我们要对经济新闻进行关注。 先回顾一下我们以前对财经新闻的认识。
就对经济新闻的重视而言，我们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从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各主要报纸，像《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等，都将经济、金融新闻，列为要闻版之后的第一组专版，地位很高。路透社那时起着意向经济、金融新闻方面倾斜，以致现在成为以提供经济、金融新闻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世界性通讯社。有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一些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报纸，都将经济和金融新闻列为第一专版。而那时我们还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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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生产力论”、宣传“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和“政治可以冲击其他”，邓小平以折中的形式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也没有免除遭到批判的厄运。这种思维传统在新闻报道方面的表现，就是完全从歌功颂德出发，报道经济的所谓“大好形势”。这给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转变对经济新闻作用的认识，带来了很大的传统思维方面的障碍。
第二，现在我们经济新闻中越来越趋向于象征性新闻的报道。经济新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涉及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另一类是象征性资产（货币、股票、期货等等）的流通、专业性的预测、风险评估等等。随着市场的扩大和市场力量的增强“经济”已经很大程度上是要同象征性的成份、交易打交道。经济中的金融部门首当其冲，这一领域的电子网络已经成型巨大的全球显示系统。一个微小的变动，甚至某些相关人士的口头表示，一经披露就会影响市场行为，影响预测。经济的象征性趋势，使得各种前景分析方面的报道，心理成份更加突出，通过报道给公众留下的“印象”或“感性认识”，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因素，影响着经济本身的正常运作和职能的发挥。
第三，我国二十年来经济报道在发生什么变化。二十年来，我们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方式、老百姓的消费方式和水准，一系列崭新的概念，诸如企业的产权界定、股份制、社会保障体系、知识经济等等，令人目不暇接。因而我们的经济报道在以下四方面正在发生着变化：
一，要更新关于经济新闻的认识。从以经济数字为依据，单纯报告成绩、宣扬大好形势的政治宣传，逐渐转变为主要以发现、预测问题和为群众解惑为主。报告成绩要符合经济规律，而发现和预测问题本身也是一种正确的舆论导向。
二，经济新闻报道的社会责任加大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新闻对于舆论的引导，不再仅仅是灌输简单的政治意识，而往往表现为直接引发公众的经济行为。这就要求报道者必须正确了解政策和把握政策，顾全大局，同时要有法治意识，依法进行经济新闻的报道。 三，当今的所谓“经济”，已经不再仅仅是简单物质产品的生产，知识将是新世纪经济的主要表现形态，因而经济新闻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学的含量大大增强。如果报道者缺乏必要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金融方面的知识，可能会出现各种意料不到的负面后果。 四，经济新闻已经开始从主要写给干部看，转变为主要写给消颜呖础Ｐ枰酉颜呓嵌刃淳谩⑿瓷唐贰⑿葱星楸ǜ妫酉颜呤芤娴慕嵌刃闯删汀６嘈┬畔ⅰ⒍嘈┥钐厣嘈┓竦哪谌荨？
第四个小问题，经济新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4个特点。首先，大量的经济新闻是抽象的，很难用直接的形象来表达。在一个社会中，经济是一个系统化的整体，由变动着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进程、状态和指标构成。变动产生新闻，于是有了许多话题。与其他新闻不同，经济新闻很少是有关人物的、切实可接触的事件的报道（我国关于企业和经济界人物的典型报道，相当程度属于政治宣传，目的是提倡某种精神和经验），而是有关数字和一些抽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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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趋向、预测等等。它们通常不能给受众以具体事实的立体描写性感受（文字报道），或者带来视觉冲击（图像报道）。人们无法实在地看到利息率下降、股市上升、国民经济状况，只能通过图表、曲线、比喻、举例说明等等方式来报道，因而这就要求报道者掌握较高的报道艺术。
第二，各种经济新闻之间存在着密切而无形的联系。特别是当下发生着的一切问题，都有可能与正在报道的经济新闻相关；还有一些因素是长期的、历史的。只报告一个给定的变化事实，是难以让受众理解的，必须要将相关的因素写进去。这种情况通常是以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单一变量为基础，从而解释这一变量，并将其“外延”涵盖到可能受其影响的其他变量和进程上。这样，经济新闻在判断方面就带有相当的冒险性，因为它要提供很多的变化关系，告诉受众将发生什么，由于什么而发生，或可能出现什么问题。所以，经济新闻在没有被经济实践证实之前，会有多种观点、倾向和表现形式，相当多的新闻在事后会被发现是不准确的。
如果某位记者或具体媒介的报道经常失误，就会失去公众的信任。若在经济新闻领域要求“舆论一律”，要冒很大风险，因为一旦迟到的信息通过非正常渠道传来，容易激起社会的突发动荡。
第三，当前经济新闻的时态偏重于未来。如果我们关注一下已经发表的大量经济新闻，特别是财经新闻，那么就会发现，不少报道中会有多种时态，把过去、将来无形中变成了现实，以致人们在有些经济新闻中需要为焦点事实寻找确切的时态。
经济新闻受到未来意识的影响最大，国外有人对此进行过研究，我国目前尚缺少这种研究，但是从我们个人阅读大量经济新闻的感触看，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是由于象征性资产的流通和交易在市场份额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因而预测和预言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显示出其重要性。于是，经济新闻中受未来意识的影响会较为强烈。未来具有发散性，可能有多种方向，这种趋势提醒我们，经济新闻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会更大。
这正是由于当前时间对于经济新闻太重要了，才引发出在未来领域的竞争。现在，若要求经济记者在“迅速而适当”和“缓慢而准确”两种时效要求中进行选择已经不切实际了。特别对于金融新闻来说，速度是首要的，准确是必须的，在线网络的计算机屏幕上不能有“空闪”，有时竞争是以若干秒来计算的。传统的大众媒介根据在线网络提供的信息进行的分析性报道，同样在时效方面也激烈的竞争，于是纷纷抢占未来空间的阵地。这种情形提醒我们，经济新闻时效性与真实性的矛盾，面临着新情况的挑战。
第四，经济新闻带有强大的暗示作用。这类新闻不同于其他方面的新闻，一旦受众接受了，就会带来一定的行动，特别是财经新闻，接受它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确定自己采取何种行动。然而，由于经济新闻的开放性，对于经济事实的评价会出现截然相反的报道，好消息、坏消息的标准有相当的主观色彩。当然新闻报道不能随心而欲，经济新闻的内容要求严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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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结构，否则无法说服人。在这个关系结构里，新的消息所以出现和有意义，应当可以由此前的经济趋势、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来加以诠释。
第五个小问题，一切新闻都有可能变成经济新闻。美国有一个现在比较有影响的理论，叫做“供应链”理论。它的主要思想是这样的，一般意义上，人有了钱之后，第一，用于消费，那么就会形成需要，进而刺激生产；第二，用于储蓄，储蓄会促使银行利用利率的升高来刺激投资，投资必然又能增加就业机会，这样就形成供应链。这种理论思维方式，使得一切新闻都能变成有影响消费的财经新闻，使得这种新闻生活化和个性化，也就是说任何一条新闻都能够制作成财经新闻。比如说中美贸易谈判，中国人报道中美贸易成功了，江泽民题贺辞；而美国人则反复报道这种谈判成功了能给美国人提过一种什么样的商机，提供怎么样的就业机会。而咱们中国，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公开谈判的所有协议，而美国当时就公开了所有的协议。这样美国人就把一个政治性的新闻转变成了很好的经济新闻，报道协议能给每个美国人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
下边，说一下去年以来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六个主要话题。
去年以来，中国新闻学研究有两个特别热门的话题，按照发表论文的篇数，首先是网络传播研究。这是各新闻专业期刊共同的话题，因而文章很多，与广电文章数量相当。除了继续讨论网络传播对传统媒介的冲击及未来发展外，在对网络本身的认识方面有所深入。有的文章从四个方面提出重新认识互联网，即网络是一种计算机网络、网络是一种媒体、网络是一种属于成员的虚拟空间、网络是一种商业平台。有的期刊展开了关于网络是什么的讨论，一方意见：并不存在网络这个第四媒体，因为网络只是多种传播方式的综合体，不如把它作为一种信息平台。另一方意见：第四媒体名副其实，它是区别于大众传媒的一种新型传媒。也有的文章提醒：不能把互联网当作一种生活，而不是生活的工具。有的文章指出：整个因特网及其生长的环境至今仍存在极度的不确定性，各方面均没有找到最佳的利用它的方式。关于传统媒介上网经营问题，有的文章提出，要防止对点击率的狂热崇拜，应该以更为准确的网页浏览率来评估传播效果。另一位作者从宏观认识角度指出：要防止技术成为一种超越人类主导的自主的力量。还有一些分析、赞扬具体的上网媒体网站的文章，以及研究网络广告、网络文化的文章。
二，广播电视研究。由于以印刷媒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各新闻专业期刊纷纷开设广播电视专栏，加上广电专业期刊的篇幅、种数有所增加，这一年关于广播电视方面的文章，特别是关于电视的文章，居各类新闻传播学文章之首。这些文章涉及的话题依然较为广泛，相对而言，关于网络媒体对广电冲击、广电上网的文章最多。有的文章指出，广电媒介现阶段对应网络传播的重点应是新闻资料数据库化、采编工作数字化、各个环节集成化和标准化、节目内容数字化。其次，关于改革广电体制结构的文章也较多。有的文章认为，制播分离将竞争机制引入节目制作领域，会打破节目制作垄断，对于人事制度、产业结构的重新组合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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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传播学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