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荀子对墨家思想的批判
一、对墨子“兼爱”思想的批判：
“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鈃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批判墨子学派之尚功利、兼爱等主张。荀子批评他们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权称乃权衡之义，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自是相对于礼义、仁义而言，当时要齐一天下建立国家要靠实行礼义、仁义。所谓容辨异、县君臣，辨异指礼义之贵贱有等贫富有称，君臣指君臣之义，即贵贱上下之区别和秩序。而墨子的尚功利主张不强调贵贱之差别，而其兼爱主张又包含小生产者对平等的要求，这自然与儒家以礼义严格上下等级相矛盾，孟子即曾强烈指责：“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
二、对墨子“节用”观的批判：
“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胡不尝试相与求乱之者谁也？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非将堕之也，说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少人徒，省官职，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啜菽饮水，恶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荀子·富国篇》）荀子认为当今天下的问题在于社会秩序的混乱，而这是由墨子的“节用”理论直接造成的。荀子认为墨子的“节用”理论导致赏不足欲、罚不足畏；赏不足欲，罚不足畏又导致赏罚不能施行；赏罚不能施行进而导致贤者不得进、不肖者不得退，无法量才录用人才；最终使得人们不能处于合适的位置导致社会生产受到影响。
三、对墨子“天志”观的批判：
墨子的“尚同”思想主张下级要服从上级，以形成严整的社会秩序，但这样一来，处于最高地位的天子便可以随心所欲了。墨子看到了这一点，为了削弱天子的权威，他企图借助神明的力量，来迫使天子遵守所谓的“天志”。墨子列举禹、汤、文、武顺天意而得赏，而桀、纣、幽、厉逆天意而得罚，以证明上天有无比强大的威力，统治者必须顺应天意，敬畏天帝鬼神，爱护百姓，使人民安居乐业，避免滥杀无辜以动天怒。这种唯心主义的天志观，遭到了荀子的猛烈批评。荀子在《荀子·天论篇》里说：“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秋，畜积收臧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因此荀子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篇》）荀子还提出“天人相分相胜”的观点，以驳斥墨子天志论的荒谬性。他认为，天有天的规律，人有人的份事，人事与天志没有必然的关系，人在大自然客观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这些观点比起墨子的天命说、天志说，更有超前性和自信力。
四、对墨子逻辑思想的批判：
荀子逻辑代表作是《正名》。《正名》提出由名、辞、说、辩（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构成的逻辑体系，但其详细展开的部分是概念论。荀子在概念论上的主要贡献，是其对“所为有名”、“所缘以同异”、“制名之枢要”与斥“三惑”的论述。其中驳斥三种谬误与诡辩的斥“三惑”涉及到对墨子逻辑思想的批判。斥“三惑”其一的“用名以乱名”，即是混淆概念，其中举例“圣人不爱己”，就是对墨子的批评。《庄子·天下》说“墨子泛爱兼利”，“固不爱己”。按照常人的理解：“圣人爱人，己是人，爱人包括爱己”，如果用与“己”相对的“人”（别人）的含义来加以偷换，得出：“圣人爱人，只爱别人，不爱自己”（即“圣人不爱己”），就构成诡辩。”同样是“用名以乱名”中举例“杀盗非杀人”也是针对墨子逻辑思想的批判。荀子从生理学的意义上立论，认为“盗是人，杀盗就是杀人”，墨家虽然也从生理学的意义上肯定“盗是人”，但又用“杀盗不犯杀人罪”的政治伦理意义加以转换，说“杀盗非杀人”，这从生理学意义上看，就构成了诡辩。斥“三惑”其二的“用名以乱实”，即是用虚假的名称，搞乱真实情况的
诡辩，其中举例“牛马非马”，就是对墨子的批评。《墨经》有“牛马非马”的命题。《荀子·经说下》说：“牛不二，马不二，而牛马二。则牛不非牛，马不非马，而牛马非牛非马，无难。”即“牛”的概念不包含两个元素，“马”的概念不包含两个元素，“牛马”的“兼名”（集合概念）包含牛与马两个元素，所以牛是牛，马是马，牛马是牛马，牛马不等于牛，牛马不等于马。这是要求分清集合与非集合、集合和元素概念的不同，符合形式逻辑同一律的要求。荀子从日常经验上着眼，说“牛马”包含“马”，而不是不包含“马”，由此他把墨家“牛马非马”的命题视为诡辩。
五、对墨子“非乐”观的批判：
墨子的“非乐”观本于他的“节用”思想。“墨子志在救世。世之相争斗也，其故有二。一则以物力不足供所求，于是以饮食之微，致有攘夺之事。??墨子有鉴于此。一以节用救之。??其节用也，故非礼，非乐。”墨子的“非乐”观也是他根据“三表法”检验理论认识正确性的典型案例。《墨子·非命上》说：“何为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上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墨子要用这三条标准来检验人们的言论是否正确，是否切合客观事物的实际状况。第一是历史经验。第二是人民群众是不是喜欢和接受。第三是实际效果如何。墨子对“乐”的批判态度正是基于“三表法”的实际应用。“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针对墨子认为“乐”不能给“国家百姓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的看法，荀子指出，“乐”的作用在于改善混乱的社会秩序，促成和谐的社会环境，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
荀子在《荀子·乐论篇》批评墨子非乐说：“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不免也。是先王立乐之术也，而墨子非之，奈何！”荀子认为乐是礼的重要补充，天下大齐，中和之纪，大齐和中和是指社会和谐，风俗淳厚，
是音乐的感化作用，却遭到了墨子的非难。荀子还说“墨子曰：‘乐者，圣王之所非也，而儒者为之，过也。’君子不以为然。乐者，圣人之所乐也，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乐论篇》）乐能齐百姓，善民心，移风易俗，故不能无乐，无乐则社会将乱。
六、结论：
上述内容中，除去对墨子逻辑思想的批判，可以说，荀子对墨子的批判，是出于不同学派的纷争，他是站在维护儒家礼仪立场对墨子展开批评的。墨子学说反应农民小生产者和手工业者利益，他主张非乐、节用等，具有要求减轻剥削的现实意义，非乐有反对统治者过分奢侈的意思，而节用则着眼于使有余以利于扩大小生产者的再生产。而墨子的“慢差等”，则具有小生产者要求缩小社会上下等差，以使普通百姓和劳动者提高社会地位。然而，之所以荀子认为，墨术诚行，则天下乱天下贫。是因为当时封建社会制度已臻于成熟，在全中国范围内将出现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封建礼义等级制度将进一步强化，墨子反映小生产者利益而提出的非乐、节用、兼爱等乌托邦设想，自然也就不合时宜。荀子作为新兴封建制度的代言人，对当时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均充满信心，而对墨家学派的非乐、节用等主张，自然就视为保守，而批评为“私忧过计”。这也就说明，荀子批评墨子虽然处于学派之争，然而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看，荀子体现了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而墨子小生产者的乌托邦构想，对新兴封建制度的确立，则具有消极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在秦汉统一之后，儒家于封建社会逐渐取得独尊地位，而墨家学说则逐渐销声匿迹的原因了。
浅析荀子对墨家思想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