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92—20xx年间“世界文学”概念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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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关“世界文学”概念的界定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基于历史发展过程中新的文学现实情况，经历不断的修正和重构。本文旨在论述1992-20xx年间季奥尼斯-杜里申和大卫·达姆罗什等一些重要理论家有关“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最新界定。研究世界文学以及对它的理解需要全世界比较文学家的合作，需要对此感兴趣的东西学者能够达成最初步的共识。也许中关两国的比较文学家会起带头作用，通过跨文化研究的相互协作来解开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领域之谜。
关键词：世界文学；比较文学；文学间性；文学间共同体：跨文化研究
一
2000年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举办的“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概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宣读了一篇与本话题相关的文章，即《关于2000年世界文学概念的一些评论》。在那次会上，我提到了三位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杜威·佛克马、阿尔蒙多·尼兹、哈琳娜·詹纳耶克-伊万尼科娃。他们均是有关世界文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在该文中，我借鉴了杜里申关“世界文学”的概念，即学界最为流行的“三名法”：第一，世界文学是关于全世界的文学，以及作为各国文学史总和的世界文学史；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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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各国文学最优秀作品集的世界文学，因而是对于既有文学作品的一种综合概观，即“经典文学”、“文学中的经典”；第三，作为各国文学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关联的或相似的产物的世界文学。
1992年，杜里申出版了他的最后一本书《什么是世界文学》，这是文学史上第一本关于世界文学的专著。他在该书中指出，作为文学和历史的全部或整体的世界文学之最终形成过程，是由遗传一接触关系、类型学上的相似性、文学间共同体或联合体等几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世界文学的存在依赖于我们所拥有的文学知识以及“文学间进程”。但是，这并非一种固定不变的现象；相反，在文学本身及其学术发展过程中，“它要经受不断的修正以及内部的重构”。对于世界文学概念的重新界定很有必要，意义非凡。由于文学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产物，世界文学之存在的可能性依赖于有关文学事实与过程的先前知识，故我们对它的定义也无法穷尽。
我在2000年的那篇文章中试图帮助对此感兴趣的读者了解20世纪80-90年代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从1988年斯坦梅茨的《世界文学：文学史纲要概论》开始论述，最后以1995年施迈林的《今日比较文学：概念与展望》结束。其中，我简要地分析了康斯坦丁诺韦克、克吕韦尔、法依达以及雷马克等人的研究成果。我认为，在斯拉夫国家之外，只有个别学者注意到了杜里申的这本专著。至今为止，除西班牙学者多明戈兹的研究之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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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见到其他相关的研究文献。在西方学术界只有一篇以法语发表的简短评论，其作者是一位捷克裔的加拿大比较文学家格兰迪。西方读者就是根据摘要部分了解到该书，但据我目前所了解的情况，他们好像从未引用或无法获得这部专著。
二
第二部对“世界文学”概念作出巨大贡献的英文专著是大卫·达姆罗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这部与杜里申专著同名的书在出版时间上比后者晚了8年。在20xx年8月15-21日韩国首尔举办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19次会议上，达姆罗什跟我说他了解杜里申的比较文学理论，但是至今为止我并未从其论著中找到与杜里申相关的踪迹。达姆罗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包括九个方面的内容，以讨论歌德的定义开始，以标题为“世界够大且时间够多”为“结尾”。这本书比其他的论著更具理论性，与杜里申的世界文学概念类似，提出了一个基于“世界、文本和读者”的三重定义：第一，世界文学是一种各国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第二，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获益的书写；第三，世界文学不是一套固定的文本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是一种超越我们所在的时间和空间、与我们的世界相疏离的形式。
虽然“椭圆形折射”是一个标准的天文学概念，它却充分地展现了从各类不同的单一文学走向目标语文学结构的不断建构过程。达姆罗什有关世界文学概念的界定与杜里申的“三名法”中的第二个相似。达姆罗什的第三个定义则与杜里申的理论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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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文学间共同体或联合体）相似，即：世界文学是所有文学作品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或基于类似方式的产物。与达姆罗什不同的是，杜里申并不强调翻译对于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性，而是重视它在文学间进程中的地位。尽管在1990年代之前有很多有关世界文学的著述，但是世界文学并没有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在伯恩海默主编的《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比较文学》一书中，我们了解到：“文学研究的旧模式通常是依据作者、国别、时期、文类展开；而新的研究范式则是在话语、文化、意识形态、种族与性别等广泛领域中将文学语境化，以致于‘文学’这一术语再也无法全面地描述我们的研究对象。”雷马克在其界定比较文学定义的专著中第一次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不过他却未能预见到通常肤浅的文化研究对于比较文学这一领域的入侵，难怪布鲁姆甚至会指责在1985年之后的十年间，文学研究中到处充斥着“所谓的文化批评的垃圾”；1993年巴斯奈特断言比较文学“终结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将翻译研究作为主导学科，而将比较文学作为有益的补充。”在接下来的数年中，中国学界也不例外，著名翻译学家谢天振接受了巴斯奈特提倡的“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并在20xx年北京举办的中国比较文学协会第九届年会的论文中对此进行了阐述。
从2000年开始，学界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世界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相比，前者概念范围更加明晰。在杜里申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主张世界文学是一个历史现象，处于不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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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之中：“它随着不同时代、不同文学、不同的读者而变化。”对比较文学概念的众多新界定均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世界文学下一个绝对而始终有效的定义，不仅不现实，也不必要。如果说存在这么一个定义的话，那它只能是基于我们对文学进程知识的事先把握的结果，而这不过是一个封闭而僵死的循环系统。”
在美国学者苏源熙主编的《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一书中，大写的“世界文学”、小写的“世界文学”、“世界一文学”、复数的“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单词的“世界文学”、全球比较文学主义等等概念被反复讨论，涉及到达姆罗什、奥普特、菲利斯、特鲁姆朋纳以及格林尼等人。达姆罗什的部分定义曾被引用到苏源熙的《新鲜梦魇织就的精美尸首：论病毒、麻疹和自私基因》一文中。如此看来，苏源熙认同了达姆罗什的观点。但他并未提及达姆罗什的另一个论断，即世界文学“是一种超越我们所在的时间和空间、与我们的世界相疏离的形式”。斯洛伐克比较文学家波克立夫萨科也曾指出达姆罗什的三重定义与杜里申早期关于世界文学概念的三个不同层面的理解相似。波克立夫萨科对达姆罗什论著的理解是，世界文学“既非一套固定不变的作品，也非一系列经典、名著或多重窗口，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可以容许‘这三方面并行不悖，持续存在’”。在搜罗从《吉尔伽美什》至今的世界文学经典文本方面，达姆罗什是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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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萃的学者。相比之下，杜里申关于世界文学的文化间进程与方法体系的论述更具文学性和哲理性，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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