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与清代哲学思想
第一章王夫之的哲学思想
【教学目的】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一位重要哲学家。明清之际的时代巨变，使王夫之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那么，这种反思体现在哪里呢？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以上问题有一了解，并掌握王夫之的基本哲学思想，了解王夫之与后来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变化的关系。
【教学重难点】重点：气论、能所关系、习以成性难点：对宋明理学的反思与批评【教学方法】讲授、多媒体辅助教学【教学时数】3学时
自明末清初，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近似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时期，侯外庐先生称之为“早期启蒙思想”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以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王夫之提出“六经责我开生面”，对传统的经学做了极富创新精神的哲学阐释，以作为批判现实社会的思想武器；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则发挥了原典儒学的民本思想和反抗精神。顾炎武读此书后写道：“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这是最发人深思的论点。清人入关，建立了新的专制王朝，随即大兴文字狱。这一时势使中国早期启蒙思潮折入乾嘉经学思潮的重要原因。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后人称为王船山。清兵到湖南，他曾召集义兵抵抗，失败后，曾参加南明桂王的政府。后来见事无可为，决计归隐，遁藏深山，窜身“瑶”洞，始终未剃发，得“完发以终”。
王夫之著书极多，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等。
王夫之的思想可简要概括如下：一、气者理之依
1、气（发展了张载的思想）
王夫之认为，世界只是气，气即物质存在。
“天人之蕴，一气而已。”（《大全说》卷十）“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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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岂别有所谓理?气得其理之谓理也。气原是有理底。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同上）
肯定理在气中，理凭依于气。“气者，理之依也”（《思问录·内篇》）没有离开气而独立存在的理。
2、道与器
“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其器矣，岂患无道哉?……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周易外传》卷五）
天下只有具体的东西。
“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璧币、钟磬管弦而无礼乐之道。则未有子无父道，未有弟无兄道。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同上）
没有某种事物就无所谓道（规律），规律不是永恒的，而是随着事物的发生而表现而已。
3、有与无
“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就言有者之所谓有而谓无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谓之无哉?言龟无毛，言犬也，非言龟也;言兔无角，言麋也，非言兔也。”（《思问录·内篇》）
无乃是相对于有而言，乃是对于一种特定的有加以否定而已，否定了绝对的无。二、日新之化
1、动与静
“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一动一静，阖辟之谓也。由阖而辟，由辟而阖，皆动也。”（《思问录·内篇》）
“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周易外传》卷六）
2、变化日新
“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思问录·内篇》）
“人见形之不变，而不知其质之已迁，则疑今兹之日月为邃古之日月，今兹之肌肉为初生之肌肉，恶足以语日新之化哉?”（《思问录·外篇》）
“易者，互相推移以摩荡之谓。……纯乾纯坤未有易也，而相峙以并立，则易之道在。”（《周易内传》卷一）
3、二与一
“两端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也。实不窒虚，知虚之皆实。静者静动，非不动也。聚于此者散于彼，散于此者聚于彼。浊入清而体清，清入浊而妙浊，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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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一也，非合两而以一为之纽也。”（《思问录·内篇》）
“盈天地之间，皆器矣，器有其表者，有其里者，成表里之各用，以合用而底于成。……故合二以一者，既分一为二之所固有矣。……表里相待而二，二异致而一。”（《周易外传》卷五）
三、能必副其所
1、能与所
“境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能所之分，夫固有之。”（《尚书引义》卷五）
“乃以俟用者为所，则必实有其体。以用乎俟用而可有功者为能，则必实有其用”。（同上）
“体俟用则所固以发能，用用乎体则能必副其所。体用一依其实，不背其故，而名实各相称矣。”（同上）
2、形、神、物
“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正蒙注》卷一上）
“一人之身，居要者心也。而心之神明散寄于五脏，待感于五官。”（《尚书引义》卷六）“耳与声合，目与色合，……合故相知，乃其所以合之故，则岂耳目声色之力哉?故舆薪过前，群言杂至，而非意所属，则见如不见，闻如不闻”。（《正蒙注》卷四上）
3、知与行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仁者先难而后获’……艰者必先也，先其难而易者从之易矣。”（《尚书引义》卷三）
“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同上）
“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同上）
四、习与性成
王夫之肯定古语“习与性成”是正确的，习惯与本性相互作用、相互结合，习惯变了，本性也随而变化。他说，人类生活于自然界中，人的身体取给于自然界二气五行的材料，“二气之运，五行之实，始以为胎孕，后以为长养”。
王夫之认为人的性也是日日新生的，是“日生而日成”的。由于“形日以养，气日以滋，理日以成”，即身体日日发育，理性也日日成熟。
王夫之认为:“性屡移而异”，“性也者，岂一受成型，不受损益也哉?”（以上《尚书
引义》卷三）没有一成不变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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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势与历史
王夫之认为历史的固有规律与历史的必然趋势是相互统一的。他说:“势者事之所因，事者势之所就，故离事无理，离理无势。势之难易，理之顺逆为之也。理顺斯势顺矣，理逆斯势逆矣。”（《尚书引义》卷四）历史的发展过程，每一时期有它的必然趋势，这趋势就是理的表现。历史事件是由于必然趋势形成的，而趋势表现了事情中固有的规律。没有脱离势的理，也没有不表现理的势。
第二章颜元的哲学思想
【教学目的】颜李学派是清代初期思想领域中一个颇具影响的学术流派，在当时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颜李学派创始人颜元的思想有一基本了解，并理解明清之际的理学批判和实学思潮，掌握“实学”的涵义和颜元“理气融为一物”、“习行格物”的重要思想。【教学重难点】重点：实学、理气融为一物
难点：明清之际的理学批判与实学思潮、“习行格物”【教学方法】讲授、多媒体辅助教学【教学时数】2学时
理学自北宋中期兴起以后，历经宋、元、明三朝长达600年的发展演变，先后形成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理学流派。两派虽问学路径各有侧重，程朱重“格物穷理”，陆王重“发明本心”，并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如“心即理”与“性即理”等上都存在较大争论与分歧，但他们在维护纲常名教及尊崇孔孟方面却是一致的。到明代后期，随着封建制度走向没落，理学亦沦变为“游谈无根”、“竭而无余华”，学者空谈心性义理，脱离实际，成为空疏无用之学，对宋明以来的学风及社会政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于是，明朝中后期，在批判宋明理学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股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这一实学思潮在明清之际主要表现为经世实学思潮。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对理学的空谈心性而言，主张经世致用；对理学的束书不观而言，主张回归儒家原典。
经世实学思潮是批判理学空谈性理的产物。“经世致用”是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其价值目标和道德思想的内在精神。“经世”思想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有时强调主体的道德修养，有时强调治国安邦平天下，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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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实行实用，有时强调事功。明清之际，在中华大地上，涌现出了一大批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家，他们或以经学济理学之弊，以复兴古学(经学)为己任；或独辟蹊径，开诸子学研究之风气；或探究“切用于世”的学问，以求实功实用；或会通西学，倾心于“质测之学”的研究。尽管他们在不同学术领域各领风骚，各显风采，但他们有一个特点是共同的，就是在抨击理学空疏之弊的同时，竭力提倡经世致用、实学实用，从学风、学术上呈现出一股崇实黜虚、舍虚务实的新风尚。
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是从总结和批判理学末流空谈误国的潮流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陈子龙、陆世仪、李时珍、杨慎、徐光启、李贽、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他们大多胸怀救世之心，关心国计民生，读书不尚空谈，重视实用之学。经世实学的学术宗旨就在于“崇实黜虚”、“废虚求实”。不可否认，理学在初创之时，颇具有疑经、不守传注等创新精神，但其疑经往往流于主观武断，不守传注往往流于任意解经甚至改经，以至学界盛行穿凿附会、蹈空尚虚之风。早在明中后期，杨慎就已公开把程朱理学斥为“学而无用”之学，指出理学之根本错误就在于否定汉唐人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成果，从而陷人师心自用的境地。明末著名思想家李贽也揭露说，那些谈论程朱理学的人，其实都是一群“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的伪君子，是一群“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败俗伤世者。明末另一位著名思想家吕坤也指出，学术要以国家的存亡、百姓的生死、身心的邪正作为目标。高攀龙也强调学问应不重空谈而贵实行，如果学问不与百姓日用相结合，便不是学问。
明亡以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更是从文化的原因来阐释社会政治问题，把宋明理学清谈空疏之学风看作是明亡的根本原因。顾炎武把当时的理学与魏晋清谈做了比较，指出：“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并指责那些夸夸其谈者“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在顾炎武看来，正是由于理学的清谈导致了明朝的覆亡，这是顾炎武从历史的回顾中和对理学的批判反思中得出的历史结论，反映了明清之际思想家对理学的一种共识与历史自觉。因此，他极力反对“空疏之学”，力倡“经世致用”，以“修己治人之实学”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言”，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陆世仪则把当时除六艺之外的“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看作是实用的学问。李二曲在提出“明体适用”主张的同时，指出“真知乃有实行，实行乃为真知”，主张用“酌古准今，明体适用”的实学取代“凭空蹈虚，高谈性命”的俗学，把那些“明体而不适用”的人皆视为“腐儒”。傅山、王夫等人在为学上也处处体现着实学精神。而朱之瑜论学问，也是以是否具有实用为标准“所谓实用者，一日有益于自己身心，二日有益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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