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另一段城南旧事答案

另一段城南旧事答案

另一段城南旧事 余光中

林海音的小说名著《城南旧事》写英子七岁到十三岁的故事，所谓城南，是指北京的南城。

那故事温馨而亲切，令人生怀古的清愁，广受读者喜爱。

但英子长大后回到台湾，另有一段“城南旧事”，林海音自己未写，只好由女儿夏祖丽来写了。

这第二段旧事的城南，却在台北。

初识海音，不记得究竟何时了。

只记得来往渐密是在 ___之初。

我在“联副”经常发表诗文，应该始于一九六一，已经是她十年主编的末期了。

我们的关系始于编者与作者，渐渐成为朋友，进而两家来往，熟到可以带孩子上她家去玩。

这一段因缘一半由地理促成。

夏家住在重庆南路三段十四巷一号，余家住在厦门街一一三巷八号，都在城南，甚至同属古亭区。

从我家步行去她家，越过江州街的小火车铁轨，沿街穿巷，不用十五分钟就到了。

当时除了单篇的诗文，我还在“联副”刊登了长篇的译文，包括毛姆颇长的短篇小说《书袋》和“生活”杂志上报道拜伦与雪莱在意大利交往的长文《缪思在意大利》，所以常在晚间把续稿送去她家。

记得夏天的晚上，海音常会打电话邀我们全家去夏府喝绿豆汤。

珊珊姐妹一听说要去夏妈妈家，都会欣然跟去，因为不但夏妈妈笑语可亲，夏家的几位大姐姐也喜欢这些小客人，有时还会带她们去街边“捞金鱼”。

海音长我十岁，这差距不上不下。

她虽然出道很早，在文坛上比我先进，但是爽朗率真，显得年轻，令我下不了决心以长辈对待。

但径称海音，仍觉失礼。

另一方面，要我像当时人多话杂的那些女作家昵呼“海音姐”或“林大姐”，又觉得有点俗气。

同样地，我也不喜欢叫什么“夏菁兄”或“望尧兄”。

叫“海音女士”吧，又太做作了。

最后我决定称她“夏太太”，因为我早已把何凡叫定了“夏先生”，似乎以此类推，倒也顺理成章。

不过我一直深感这称呼太淡漠，不够交情。

夏家的女儿比余家的女儿平均要大十二三岁，所以祖美、祖丽、祖葳领着我们的四个小珊转来转去，倒真像一群大姐姐。

她们玩得很高兴，不但因为大姐姐会带，也因为我家的四珊，不瞒你说，实在很乖。

祖焯比我家的孩子大得太多，又是男生，当然远避了这一大群姐妹淘。

不过在夏家做客，亲切与热闹之中仍感到一点，什么呢，不是陌生，而是奇异。

何凡与海音是不折不扣的北京人，他们不但说京片子，更办“国语日报”，而且在“国语推行委员会”工作。

他们家高朋满座，多的是卷舌善道的北京人。

在这些人面前，我们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口钝的南方人，竎彳不卷，竏厶不分，一口含混的普通话简直张口便错。

用语当然也不道地，海音就常笑我把“什么玩意儿”说成了“什么玩意”。

有一次我不服气，说你们北方人“花儿鸟儿鱼儿虫儿”，我们南方人听来只觉得“肉麻儿”。

众人大笑。

那时候台北的文人大半住在城南。

单说我们厦门街这条小巷子吧，曾经住过或是经常走过的作家，至少就包括潘垒、黄用、王文兴与“蓝星”的众多诗人。

巷腰曾经有新生报的宿舍，所以彭歌也常见出没。

巷底通到同安街，所以《文学杂志》的刘守宜、吴鲁芹、夏济安也履印交叠。

所以海音也不时会走过这条巷子，甚至就停步在我家门口，来按电铃。

就像旧小说常说的，“光阴荏苒”，这另一段“城南旧事”随着古老的木屐踢踏，终于消逝在那一带的巷尾弄底了。

夏家和余家同一年搬了家。

从一九七四年起，我们带了四个女儿就定居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