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创作中的中庸意识
导语：的作品始终保持着平和的心态。在批判旧传统文化劣质的同时，又主张继承其合理成分，用“爱”去照亮家庭和社会，在健全美满之中看到人生的希望。
在《论语》中，孔子把“中庸”看成是一个最高的道德标准，也是他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智慧。其含义大致有置：执中守正;折中致和;时中行权。执中守正，就是恪守中道，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折中致和，就是执两用中，和而不同。时中行权就是与时俱进，通权达变，随机应变。综合起来，“中庸” 就是恪守中道，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在处理矛盾时善于执两用中，折中致和，追求中正、中和、稳定、和谐;并且随时以处中。因时制宜，与时俱进。
20世纪30年代早期，茅盾就指出冰心思想的“中庸”状态。冰心一生所秉持的意识和观念――“清明理性”，充分贯穿于她“爱的哲学” 中，充溢着纯真、善良和爱心，温婉如涓涓溪流轻快淌过读者大众的心里。其实，冰心无论为文为人，始终都渗透了中庸思想，从未背离。那么何以见得?以下我们将从古典与现代、新观念与旧意识、外在与内在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古典与现代
冰心的艺术魅力，首先来源于她优美的语言文字。阿英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冰心体”这一名称，并试图对冰心文体的独创性做出概括。他说：“冰心的文字，是语体的，但她的语体文，是建筑在旧的础石，不是口语上。对于旧文学没有素养的人，写不出‘冰心体’的文章。”
冰心在文体方面也有自己独具个性的追求和探索，她说：“文体方面我主张‘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这‘化’字大有奥妙，不可道出的，只看作者如何运用罢了!我想如现在的作家能无形中融合古文和西文，拿来应用于新文字，必能为今日中国的文学界，放一异彩。”那么，具有深厚古典文学功底而又不乏西洋文学知识的冰心，她的创作正实践了自己的这一艺术主张，且笔者认为这一主张无意之中也包含了明显的中庸意识，而这种中庸意识又将文字中的美感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笑》，不仅意境美，更以语言美见长： 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笼在湿烟里。弓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
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的合了拢来，绾在一起。 这里的“兀自”、“绾”等文言词汇在白话中自然的运用，传神地描绘出事物的形态，语言清新明丽，简洁凝练。
冰心还经常自如地摘引古曲入文，借古人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情感，如《山中杂记(七)》。若将古典诗词的意境融入散文则又增添了散文语言的神韵，如：
岛的四岸，在清晨，在月夜，我都坐过，凄清得很，――每每夜醒，正是潮满的时候，海波直到窗下。淡雾中，灯塔里的雾钟续续的敲着。有时竞还听得见驾驶的银钟，在水面清澈四闻。雷鸥的鸣声，比孤雁还哀切，偶一惊醒，即不复寐……
读了这段文字，会令读者想起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二者虽不属同一是个时空，却神韵相通。
冰心在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中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不绝对偏向任何一方，既非纯古典也非纯现代。她将它们二者很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自己独具魅力的“冰心体”特色。这如何不能说是一种中庸的姿态呢? 新观念与旧意识
冰心是被五四新文化运动“震上文坛的”，在那个社会动荡、矛盾尖锐的时代，她关注了很多社会问题，如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劳动人民问题以及家庭问题，等等。由此引发了冰心对于人生观的反思，所创作的被称为“问题小说”，她的女性观和“爱的哲学”也在此时形成，并成为了贯穿其一生的创作理念。
冰心身负“五四女作家”盛誉，却在出身、经历和创作风貌上都不能算是那个“弑父时代”的典型。同时期出现了“人生歧路上的怯者”庐隐、“反叛与眷恋”的沅君以及“未死方生”的白薇等“叛逆”的女作家。相比之下。冰心的欢乐于这个时代过于澄明，她的痛苦于这个时代过于平和，她的信念有时过于清晰，她的思虑过于不食人间烟火。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超人》等小说，明显是提出了问题但是没有解决答案的作品，那么只能用一种“大爱”、 “博爱”去化解这个问题，“爱”――始终是她创作的归宿和窠臼。这里不难看出有基督文化的色彩，冰心从小就读教会学校，基督教文化对于她的影响非常深刻，再加上儒家传统的熏陶，在她的作品中似乎看到一个中西交融、新旧观念的碰撞所产生的优质“混血儿”。 《两个家庭》算是很典型的一篇。作品写了官宦家庭小姐出身的主妇，不会料理家务管教孩子，只知应酬宴会，竞致使得空有一腔“要把中国旋转过来”的壮志的丈夫“好闲纵酒”，郁郁而死;与此相对的另一个家庭却因为有一个善于持家、温柔贤淑且能和丈夫一起从事译书工作的妻子，过得十分幸福美满。这部小说虽也谴责了那个令人心灰意冷的社会，内涵却宣扬了那种“新贤妻良母”式的思想。这种新女性，既非完全传统亦非绝对新式。在当代社会来说，也算是个十分和谐完满的婚姻家庭生活的典范了，而在当时，确实是一种理想化的，极少数的“例外”。
冰心不曾背离传统道德的内涵，如慈与孝、人伦亲情。她正是以这种“爱的哲学”，将新道德的爱与旧伦理的人伦理性进行弥和。而就当时的接受群体来看，一方面他们向往打破旧文化、旧伦理的枷锁，回归人性的自然，建立更科学的新道德;另一方面，文化传统又无意识地支配着读者的接受意识，旧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仍占据他们的心理和观念深层。正如接受美学的创立者姚斯所言：“文学和读者间的关系能将自身在感觉的领域内具体化为一种对审美感觉的刺激，也能在伦理学领域内具体化为一种对于道德反映的召唤。”所以，这新与旧两种观念所体现的亦是儒家中庸意识，且正是建立在“爱” 的基础之上的。
外在与内在
五四时期动乱的年代。是冰心创作的早期，她的`“爱的哲学”日趋成熟，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日益发展，以问题小说为主。“爱的哲学”既在现实层面抚慰了大众低迷消沉的心灵，也在显意识层面满足了其对新道德的要求，更与人们潜意识中积累已久的传统道德观念有一种隐含着的妥协和契合;而冰心文静、稳健而理性的女性观和意识，也同样得到了接受者全面深入的认可和赞赏。她被视为“荷花”、“夏目的清泉”，她的作品“无一篇不令人受绝大的感动”，她的爱被认为是圣洁圆满的，她的人格亦被看作是超然高举、一尘不染，是积极而健康的。
在冰心创作的中期，她冲出有限的天地，走向广大的社会人生。她的创作、观念和人生姿态仍一如既往地葆有一个东方女性理性清明的特征。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动，以及生活的颠沛流离，冰心该时期的创作明显减
少。此时冰心的女性观既是其早期女性观的延续又呈现出一种踏实、稳健的东方女性的内在品格。且就东方女性难以割舍的家庭情结而言，冰心的观念也更加成熟。如《我的同学的母亲》便体现了一个东方女性处理家庭伦理问题的理性，而之后的《西风》《相片》等作品，则以女主人公的人生缺憾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太太的客厅》更以所谓洋式家庭中人们精神和生活的空虚和浮靡遭到冰心的嘲讽。
如果说早期的冰心呈现的是女性爱的纯洁、理想的一面，那么此时的冰心则体现了东方女性爱的深沉和成熟。与轰轰烈烈的社会政治相比，冰心更倾向于那平凡实在的生活和人生，体现出其人生追求的东方女性的传统内涵;另一方面，冰心并未远离。而是主动靠拢主流意识形态。她写的《分》《冬儿姑娘》等含有较明显的政治和阶级意识的作品，并受到了茅盾、阿英等主流批评家的关注和欢迎。如此，即使身处边缘时期，冰心仍与时代和社会的主流精神保持着恰当的关系，冰心在现实和自我之间取得了内在和外在的平衡。
1950年后。冰心回归“爱的哲学”，但抛弃了忧郁的“爱”和“美”。不同于当时很多作家与社会政治的外在或内在的紧张冲突、难以协调。冰心的创作与人生与社会政治之间却基本处于一种无冲突的和谐状态。这种状态，除了冰心的身份(人大代表，友谊使者)，冰心自己的心理倾向(“喜欢光明欢快的事物”)与那个光辉灿烂的新时代的吻合，等等之外，在那个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和
社会场中，冰心也与大多数人一样，“像感情天然的人一样行动”。而其内在的女性意识也使她采取一种与主流话语符合而非冲突的态度。但是，冰心的东方女性传统意识使其一贯保持一种政治情结和审慎的人生姿态。所以，此时冰心作品中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化的思想、观念和感情，与其说是对主流政治话语的主动和有意的迎合，不如说是以此来保持其既已形成的“大爱”形象。如此，冰心又一次在自我与社会政治、道德之间取得了平衡。
综上所述，冰心是与时俱进的作家，时间段不同、社会情况不同、读者接受不同，但她每个阶段的创作却都贴合了社会与大众，让社会和大众满意，从而获得了更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旧传统的延传和新传统的生成的过程中，冰心以近乎完美的人生，成就了其独特的存在和价值。人与人的调和、人与社会的调和以及人与自然的调和，都归于“爱”的旗帜之下，全凭借的是内在修为。毕竟冰心自幼深受儒家精神浸养，“叩其两端，执两用中”的中庸之德与中和之美让冰心的作品历久弥新，生命力不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最根本的原因恐怕便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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