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疫情隔离那些事儿
作者：李开周
来源：《作文与考试·高中版》 2020年第12期
李开周
查《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一书，隔离的例子不胜枚举。
比如说五代十国的后唐时期，湖北随州与河南邓州闹瘟疫，许多人重度感染，为了避免再传染父母和儿女，躲进房间，房门紧闭，只在窗户上开一个洞，让亲属给他们传递饭菜和便桶。亲属传饭送菜之时，也不敢跟患者接触，用一根长竹竿挑起饭篮和水壶，站得远远的，隔窗递进去。
再比如说公元12世纪金朝统治下的山东，有一年闹瘟疫，百姓十死八九，幸存者担心传染，做得更绝：“举室弃之而去。”把已被感染的亲人扔在家里不管，自己逃往他方。这样的极端做法岂止是隔离，简直就是遗弃。
在距离我们较近的清朝，京城常闹天花，满洲统治者畏之如虎，顺治帝和康熙帝都下过严令：“凡民间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传染也。”（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官府强行将那些正在得天花的人隔离在北京城外四十里远的地方，以免传染。
我们知道，顺治帝很有可能死于天花。在顺治驾崩之前的头一年，后宫嫔妃有感染天花的，顺治不可能把自己的嫔妃也隔离到城外四十里，于是他隔离自己，移驾到行宫居住，让太监宫女给他送饭送炭。送饭期间，他又担心被太监宫女传染上，“惜薪司环公署五十丈，居人凡面光者，无论男女大小，俱逐出。”（谈迁《北游录》）惜薪司是专供宫廷柴炭的机关，顺治让人对惜薪司进行检疫，只要看见哪个工作人员有一点点感染天花的迹象，无论男女老少，一律驱逐出去。
乾隆号称雄才大略，也非常担心传染天花，他喜欢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蒙古王公，原因有三：第一，那里距离蒙古更近，便于接见；第二，那里可以避暑，满洲人畏热，在承德过夏天等于到了天堂；第三，承德地广人稀，蚊虫稀少，泉水不受污染，不像北京城那么容易传染瘟疫。但即便到了承德，乾隆还是不敢接见那些没有出过天花的蒙古王公，他有一道圣旨写道：“如本身未能确知出痘之王公台吉等，俱不可来此，若欲瞻仰朕颜，于朕出哨之时，行围之所，亦得瞻仰。”如果哪个王公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出过天花，千万不要来承德见驾，如果想瞻仰朕的容颜，可以在朕出去打猎的时候，站得远远地观赏。
在瘟疫面前，所有人都应该是平等的，都应该享有保护和医治的权利。正确的、科学的、合乎人道的做法，应该是动用国家机器，动员国家力量，将感染者进行安全隔离和悉心救治。
康熙年间，有一个名叫赵开心的御史，给康熙提建议：“有司奉行不善，露宿流离，稚弱多饥馑……东西南北，各有一村令其聚处，有抛弃男女者，该管官严加责治。”城中居民得了瘟疫，往常只驱逐，不救助，逼得人家露宿在外，儿女无人照顾，饱受饥寒之苦。以后应该在京城四郊各划出一个村庄，让感染者集中居住，官府给予补贴，如果有人抛弃儿女，则由官府严加惩办。康熙从善如流，听取了这个建议，但是官府财力有限，基层官员执行力又太差，最终只执行了一年。康熙以后，京城再闹瘟疫，朝廷还是老办法：强制驱逐，任由感染者自生自灭。
古代中国那么多王朝，在瘟疫隔离这方面做得最尽心的朝代，还是宋朝。从北宋后期开始，各个州府都设有“居养院”和“贫济坊”，这是官办的慈善机构，平常用来救助无家可归的流
浪者、孤苦无依的老人和弃儿，瘟疫暴发时，则被用来隔离感染者。不过宋朝财政开支巨大，地方官府常常入不敷出，各地居养院和贫济坊的管理有好有坏，基层官吏上下其手，挪用善款，甚至虚报救助名单、冒领国家补贴，往往是该救助的穷人得不到救助，该隔离的感染者没有地方隔离。
至于民间自发的隔离，在古代中国其实也是相对少见的。首先，古人医疗观念落后，除非瘟疫特别严重，传染性和致死率特别惊人，否则绝大多数老百姓都认识不到隔离的重要性；其次，汉代以后，儒家文化独占鳌头，孝道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父母染上瘟疫，儿女如果敢于将父母隔离起来，轻则会受到邻里的批判，重则会受到官府的严惩。“二十四孝”那些孝亲之法，例如割下自己的肉喂父母吃、品尝父母的排泄物，在魏晋以后都被全社会奉为典范，疫情越严重，愚孝者越有可能这样做，不但无助于亲人的健康，还极有可能加快瘟疫的传播速度。
清朝末年，一个旅居香港的法国医生这样评价我们的国民：“他们养成了愚昧的、不卫生的习惯，从婴儿时代起就群居混处，不了解隔离的必要……”这种评价虽然尖刻，但也不是完全背离事实。
（编辑：于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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