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北京的小学目前有1000多所，在多年的外部力量伸手下，形成大大的金字塔结构。为了升学，学生与家长展开了一年又一年的财智与关系大比拼。那个隐匿于市井中的金字塔顶，也逐渐显豁开来。哪些是北京最难上的小学？
北京的小学，80年代有4000多所，历二十年兼并，逐渐减少到如今的1000多所。这1000多所，在多年的外部力量伸手下，形成大大的金字塔结构。为了升学，学生与家长展开了一年又一年的财智与关系大比拼。那个隐匿于市井中的金字塔顶，也逐渐显豁开来。那么，哪些是北京最难上的小学？ 名校的门槛
1998年末，一本名为《学习的革命》的畅销书，舶入中国。同年，素质教育理念被提出，国家第八次教改起锚。作为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北京迈出了“小升初”改革的第一步。1998年，北京所有小学生参与大派位，就近入学，与此同时，教育主管部门下达取消义务教育阶段重点学校制度、实行初高中分离政策，决意将初中面向市场化，国家重点建设高中。但政令未出北京，即遭抗阻。是年，以人大附中为首的6所学校，以教育实验的名义留下了初中部。
6校之外的初中名校，深感因体制吃亏，纷纷要求恢复初中部，不数年，北京大多数原先取消初中部的中学恢复建制，初高中分离的国家政策在北京事实上被颠覆。京城初中金字塔型结构反被重新塑造得更为宏伟，并借此由上而下巩固了塔型的小学分布结构。中小学相互接榫的金字塔型，远不像京城楼盘房价高低那么容易探知，但隐隐绰绰的择校费，依旧能撕开其隐匿的一角。
在北京西北部，海淀黄庄无疑是一处上风上水的高地。北望北京大学，南临中国人民大学，人大附中、北大附中等多所知名中学点缀其中，路口四方被教育辅导机构抢占，教育生意如火如荼。
但不为人所知的是，海淀教委捐赠收费点也位于此处。每至小学升初中时节，该收费点便会有两老妪值守，专责收取“捐赠”。所谓的“捐赠”，即是择校费的变种。如果家长在升学时不想让孩子参加大派位，选择了一所中意的学校，那么托中介人联系相关学校后，该学校会给家长一个“捐赠条”，接下来，家长再拿着条去收费点把钱指定“捐”给该学校即可。“捐”完之后，没有发票，只会发给一张收据。 按照《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阶段不允许收费，只有高中可以收取择校费，其费用上限是三万元。然而，在北京，由于诸多名校不接受电脑派位，或者仅仅接受个位数的派位生，缴纳择校费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教委方面无法禁制，亦无法松绑，只得以“捐资助学款”的名义，发出文件，默许学校收取。由此摇身变成捐赠费的择校费，在首善之都也就脱离了上限限制。往往而言，家长择校所花的钱，大多高于三万元，其中既包括给学校的“捐赠”，亦包括给中介人的好处。
今年8月29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了一份名为《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的治理：路在何方？》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掀开了北京市小学阶段择校费用的冰山一角。
该报告引用大陆著名“幼升小”专家、清华园教育集团副校长闻风的数据，列出了北京部分重点小学择校费情况。其中，景山学校以25万元居于榜首，北大附小以18万元列在榜眼，实验二小以17万元成为探花，北京师范大学附小、府学胡同小学、史家胡同小学、中关村三小、中关村二小、中关村一小、育民小学、人大附小等学校分列其后，其择校费价码皆在10万元以上。
闻风告诉本刊记者：“这些数据来源方式有三种：一是家长交款的票据，且有至少三个家长佐证的；二是银行门口蹲点调查；三是学校核实过的。然而，所公布的择校费还只是取中，不是最高的。”他曾提到，今年，有的家长为了上某胡同小学，费百万金者亦有人在，但此说未得到证实。
但有些时候，纵有钱在手，亦会徒叹无路。在家长圈中，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北京比较好一点的学校，都没有公开的招生简章，都需要家长提前打听，若是等待官方文件出来后再找人送钱，为时已晚。每至一年的4、5月份，欲给孩子寻好学校的家长疲于奔命。
择校费在违法中公开收受，其中因果，除了诸如大学附中等学校不受当地教委钳制、许多学校的校长级别甚至比教委领导还高之外，另一个常被拿出来的说词是资本缺口。
从计划经济时代延宕至今，学校依上级建制而设，作为事业单位，无法获得自主经营权。但地方教委所拨付的资金，不仅难以支持区内学校均衡发展需求，亦由于学校归属不同，待遇差别甚大。按照《凤凰周刊》采访中掌握的数据，北京市教委每年收入只有10亿元，但其对直属的101中学的拨款就达到了2亿元。与101中学不同，大部分北京中小学归所在区教委直属，区教委比市教委资金充裕，但覆盖到学校依然不足。渴水状态下，学校便从择校费中寻找水源。
但值得反思的是，按照闻风的考察，联合国成员国中，只有中国在小学阶段收取择校费，近邻印度，虽亦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甚多，基础建设不足，但却没有择校收费。 “择校费能以货币化的形式反映出中国的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闻风认为，“若有一天，权贵可以不在教育上为自己的孩子谋私利，腐败恐怕才有望弱化。” 神秘的共建单位
因时代机缘，迁变至今，北京的知名中小学，得以成形。但在今天，是何种力量支撑其抬高门槛，布下升学奇谭？
正是在学校背后，有一堆神秘的支撑力量。
2011年6月，第6期《北京文学》刊载了工人日报社编辑于忠宁的报告文学《小升初：拨不开的迷雾》，文章中对“共建”如此阐述：“共建是小升初的合法渠道之一。所谓共建生，就是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为了满足员工子女入学，通过单位赞助钱或物的方式，与知名中学建立‘共建’关系，从而使双方‘互惠互利’，单位员工子女可以享受极为紧缺的优质教育资源。”于忠宁认为，“共建”的做法始自70年代。 从70年代迄今，共建单位从最早的政府机关，种类逐渐扩展至房地产商、中小企业、外企，甚至街道、派出所等，可谓纷杂，背后的利益联结亦愈加复杂。
令人好奇的是，官方对于共建一事，从来没有发出过明确的文件，而共建单位亦从来是各个学校讳莫如深之事，甚至有人认为，共建单位虽然一直存在，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了这个专有名词，至于其界定标准，亦甚为模糊。除了上述提到的出钱出物，诸如国家领导人给某学校题词等亦被视作共建关系。盖因题词资源，既成学校招牌，学校必会相应给相关部门提供一些入学名额。此外，亦有占了某些好处，因补偿或利益交换而产生的共建。 北京八中跟广电总局有共建关系，就是因为八中占了广电总局一块地方，为了补偿广电总局，答应每年给它一些名额；而北京四中跟北大医院有共建关系，则是为了让老师看病方便。 据熟悉史家小学的知情人士透露，仅史家小学就有包括外交部、中石油、中石化、北京外企服务有限公司（FESCO）等在内的6个部委、近10个大公司参与共建。其共建方式是，史家小学每年给各单位提供20个左右入学名额，而每个单位每年要掏出1000万元共建费。2005年之前，共建工作由校长亲自负责，但在2005年史家小学迁址之后，区里将学校共建的工作抓了过去，区委书记和区长开始直接安排。 除了各大部委和公司的共建名额，每年史家小学还会给负责史家胡同的派出所1个入学名额。该派出所每年需要负责调查划片生的资质，保证学校生源来历不做假。
共建的隐秘，正代表了其特权属性。于忠宁在其文章中提到，2009年，央视曾曝光一所区级重点中学总共有62个共建单位，区级中学如此，市级中学更不待言。北京诸多中小学名校，即是在这些复杂的利益联结上耸立而起的。
最难上的学校，上述可见一斑，但它们对于“关系生”或“条子生”而言，却毫无困难。从
创收与经营关系网角度考虑，北京知名的中小学基本都会接受部分“关系生”。而从小学开始，分班就已经出现。就近入学的学生会被集中起来，而剩下的“关系生”、“条子生”等会另分班；在北京的中小学，原先被取消的实验班，从来没有断绝过，而是以各种名目出现，不仅如此，一度被取缔的实验班，以国务院课题的名义，改换名头为“创新班”，又于近期被批准了下来，各校皆有申请资格。 收取“关系生”，并不会影响学校成绩，以人大附中为例，在高考统计升学率时，它会除掉“关系生”的部分，再加以统计。而在关系家庭方面，有的家长本身很有能量，只希望孩子能够进入好的学校，并不关心孩子成绩是否精进，因为这些并不影响其已经为孩子铺设好的轨道。 割裂的群体
沿着现时的轨道前行，好像画了一个圈，又回到了惊变之初。 1966年，驼背的年轻人遇罗克写成《出身论》，以此驳斥当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观念。
如今，在北京名校难攀的景况下，出身的分野再次割裂了群体。“有一次，一个实验二小的家长告诉我，他们在同学聚会上，大家会互相打听孩子的学校，因孩子学校的好坏，家长的三六九等立时判定。”闻风言道。据《凤凰周刊》了解，费尽心血为孩子“小升初”奔忙的家长，大多为城市中产阶级，从政者亦很少超过处级。这些人有经济实力，但政治资本很少，拥有话语权，但缺乏决策权，希冀孩子获得最好的教育，但又远离教育权贵圈。对其而言，社会的虚荣风气与对社会地位的焦虑，让他们对教育寄望深厚。
另一群人，则充满了对底层挫败感的恐惧。据了解，目前，在北京海淀、朝阳、丰台三区的普通中小学中，95%的学校，其中一半生源构成为外来务工子弟。这意味着，北京家长，如不花费大把精力物力，将孩子送入名校，就要面临与打工子弟同学的局面。这样的局面，对许多保守的北京市民来说，不可接受。而不可接受的理由，恰是血统论味道浓厚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深怕进入普通学校，便无法超脱底层。
今年8月，北京对诸多打工子弟小学的拆除，引发了打工子弟家长与北京家长的意见冲突。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打工子弟小学拆除之后，石油附小因“掉包”安置而受到媒体苛责，但在媒体声音外，石油附小的北京家长却生出了“石油附小竟然变成了打工子弟小学”的愤怒。 对此，北京理工大学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建议北京向上海学习。“上海义务教育没有择校费，因为上海市把这个作为高压线谁都不敢碰。上海也没有‘小升初’问题，尽管历史上也形成了诸多名校，但是由于贯彻了初高中分离的决定，上海的公办中学没有重点学校，好学校皆由民办。”杨东平表示，大陆多地“小升初”择校费问题严重，但亦有部分城市问题不大，说明“小升初”问题并非不治之症。
“上海的教育近乎于美国式，在美国最好的前十位学校，都是私立学校，”有教育专家亦对《凤凰周刊》表示担忧，“上海的教育思路更加市场化，北京则政治氛围非常浓，做任何改革都会有人来唱反对意见，政策被各种政治力量所左右，很难延续。” 在公立名校已经成为最难上的学校的今日，大陆教育体制能否放开私立学校发展，结果有待观察。而在首都北京，学校问题更显多元。择校费能否取消？学校能否对外公开共建单位名单？领导人能否公开家中子弟教育情况？
在大陆教育逻辑数十年缠绕后，乱象攸关公平。
教育不公划分“权贵学生阶层”：最难上小学排行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