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注疏》版本流变及阮刻《周易正义》补议
一、《周易注疏》的版本
《周易注疏》的版本，学者多有论述，现在我们综合学者考证，并汇总各善本书目录，简述其情形如下：
孔颖达《正义》最初仅是单行，不与经、注合刻。学者现在一致认为，注疏的合刊，自南宋茶盐司本始。如汪绍楹先生谓：“考正经注疏萃刻本，莫先于浙东提举茶盐司本《易》《书》《周礼》三书。”茶盐司刻本《周易注疏》，现存仅两部：一在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一由铁琴铜剑楼收藏，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足利学校所藏比较完整，严绍?T《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渭：“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一著录本书，并日：‘……此本以宋椠经宋人手校，最可贵重者矣。’江户时代日本人山井鼎据此而著《七经孟子考文》中《周易考文》。”又，其《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谓：“此本的《周易注疏》实是最初的‘注疏’合刊本之一，目前不仅日本无第二本收藏，国内原铁琴铜剑楼藏本，亦系后印本，故于汉籍史上至为贵重。”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原为陈?所有，书末有陈氏跋文，卷首缺，以钱求赤影宋本抄补，其余情况详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由于此版为注疏合刻之始，所以疏文不是分割在注文之下，而是系在每节之后；疏文的标经、标注也与原来单疏本同；注疏的分卷，一依单疏本分为十四卷，篇次亦同。由于其行款为半页八行，故习称八行本。
到了南宋后期建阳刻书，《十三经注疏》又变了新花样。此时的某些坊刻，适应学人读书便宜性的需要，便进一步把疏文分割支离在注文之下，又附刻上陆德明的《音义》，此即岳氏《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谓“建本有音释注疏”者。一般说来，建本的质量是相对较差的，而建本《十三经注疏》的弊端，汪绍楹先生又列出四条：“一，分卷之不合也。……二，行款标目之失当也。……三，《释文》《注疏》回互改易也。……四，刊刻遗漏也。”此种版本行款的基本特点是：半页十行十八字，注、疏小字双行二十四字。由于建本比较通行，而且历宋、元、明三代又不断递修翻印，故传世较多。其中的《周易正义》，今线装书局《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所载有三种，分别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封市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亦有收藏。《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载两部，藏于静嘉堂文库。
明嘉靖中，李元阳在福建汇刻《十三经注疏》，学者一般认为其所据版本为十行本。惟其行款变十行为九行，又改双行小字注文为单行中字，此即所谓“闽本”。万历时期，北京国子监据闽本重雕，改中字注文为小字，此即所谓“监本”。崇祯初，汲古阁毛氏又翻刻监本，此即所谓“毛本”。因此三种版式基本相同，又被认为皆出十行本，故学者一般不加区别。闽本《周易兼义》，今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以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皆有收藏，北京大学有明覆刻本。监本《周易兼义》，北京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收藏。毛本
由于流行既广，传世亦多，兹不具列。
清乾隆时，武英殿修《十三经注疏》，以明监本为底本；此后的《四库全书荟要》及《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皆据殿本誊写。殿本《周易注疏》，山西省图书馆有收藏。嘉庆间，阮元组织学者刊刻宋本《十三经注疏》，并引据各本，作《校勘记》，遂通行天下至今，而其版本问题也是至今仍需讨论的。 二、《周易正义》之“十行本”与“九行本”
阮元在《重刻宋版注疏总目录》后说：“有宋十行本注疏者，即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载建本附释音注疏也。其书刻于宋南渡之后，由元入明，递有修补，至明正德中，其板犹存，是以十行本为诸本最古之册。此后有闽板，乃明嘉靖中用十行本重刻者；有明监板，乃明万历中用闽本重刻者；有汲古阁毛氏板，乃明崇祯中用明监本重刻者。”由是可见，阮元以十行本为最古，且以之为宋本。其刻《周易正义》即以十行本《周易兼义》为底本，参校闽、监、毛刻本、钱本，并参考《七经孟子考文》。然而十行本的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十行本的起源，虽说是自宋季的建阳刻附音本，然而由于历时既久，同一书版不同时期递有修补；而且建阳坊刻众多，版式相同未必是同一刻版。铁琴铜剑楼瞿氏便看出这一问题，当时瞿氏家亦藏有十行本《周易兼义》，但与阮氏所据本有别，《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谓：“阮氏《校勘记》、南昌府学重刊宋本皆据是书，方盛行于世。顾以是本核之，颇多不同。其不同者，
是本往往与家藏宋单注本、宋八行注疏本及《校勘记》所引岳本、钱本、宋本合；阮本多误同闽、监、毛本。均是十行本，何以违异若此?盖阮本多修版，其误皆由明人臆改；是本修版较少，多可藉以是正。”
其次，十行本并非宋本。阮元自谓其所藏十行本为宋本，且于诸本为最古。然而当时的顾广圻已经指出此非宋本，其《抚本礼记郑注考异序》谓：“南雍本，世称十行本，盖原出宋季建附音本，而元、明间所刻，正德以后，递有修补，小异大同耳。”顾氏当亲见阮氏所藏十行本，故能指出其中的修版问题；而且，他直接断定此种版本为元明间刻，尽管在源头上它可以追溯到宋季的建阳刻书。顾氏佞宋，经眼宋本无数，他的鉴定应当不差的。与阮藏十行本相比，瞿氏所藏是错误比较少的，然而其版也修补至明正德间，与阮本相似。汪绍楹先生更是根据“小字花数”的版式断定瞿氏所藏亦为元刻无疑。
据瞿氏《目录》，其家藏十行本优胜于阮藏十行本处甚多，并作《校(校勘记)》。瞿氏认为，阮藏十行本之所以错误比家藏十行本多，是因为阮藏本多修版。然而二者具体的关系究竟怎样?十行本与闽监毛本的关系又怎样?这并不是如顾广圻一句“谓之俗注疏可也”便加以概括的。
瞿氏家藏十行本后来的去处，各类的古籍目录皆无记载。今国家图书馆藏有元刻明修本《周易兼义》九卷，附《音义》一卷、《略例注》一卷。是书钤“铁琴铜剑楼”印及“瞿秉沂”印；且
瞿氏《目录》于《卦略》下谓“此下十一卦并缺，以八行本抄补”，而国图所藏此本所附《易略例》卷末恰是手抄；又，瞿氏藏书建国之初即交付北京图书馆――然则此本为瞿氏家藏十行本无疑。此本的性质，《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谓是元刻明修本。今观此本可分两类型：一是左右双边，版心上方刻字数，字体圆劲，布列紧凑，版面多漫漶；一是四周单边，版心上方刻“正德十二年刊”或“正德六年刊”，字体松散且生硬，布列疏朗。 后者即瞿氏所谓正德间修版，共二十九面；前者当是元刻版，占该书的大部份。阮氏十行本，今已不知去向，然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周易兼义》九卷，笔者经过校对发现，其误处竟与阮刻本基本一致，可以说，北大本与阮藏本是同一版次所印。又，据台湾《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元刊明修本《周易兼义》为“元刊左右双边，白口，上记字数，下记刻工姓名及页次。……明补版有四周双边，左右双边，四周单边各种形式”，而且其所载的元、明刻工姓名与北大藏十行本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与北大所藏十行本是同一版本。此本的类型可划分为三：一是所谓元刻版，与瞿氏同；一是所谓正德补版，与瞿氏本正德补版亦基本相同；三是版心刻有“怀浙湖校”的补版――这正是与瞿氏十行本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断定，“怀浙湖校”补版肯定比正德还要晚，理由有三：一，同是南雍刻本，其差别当是历时性修补造成的差异，瞿氏十行本唯有元代原刻与正德补版，那么北大十行本新的“怀浙湖校”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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