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也纳闷，为什么到1951年、1952年我爷爷才开始找我父亲，后来想通了，一是因为此前事务繁杂确实顾不上，二是那时候我爷爷逐渐得到了一些我父亲在华东工作的线索，便委托老战友、时任华东局第二书记的曾希圣帮忙寻找。”项小米回忆道。 项与年寻子的过程巧合得像电视剧的故事一样。
“因为爷爷跟曾希圣有特科的交情，就给他发电报，说‘想请帮助找儿子，我听有人说他在华东’，就这么一点线索。”项小米讲到此处不禁笑起来，“曾希圣是华东局书记，我父亲项南那时是华东局的团委书记，曾希圣还把这电报给了我父亲，说你帮着找找我老战友的儿子，就是这么巧！”
由于父子两人都双双改名，关于寻人的信息也寥寥，项南还在华东局的干部花名册里翻找姓梁的人，但无论籍贯、年纪都没有能对得上号的人。
项小米说，后来有一次曾希圣下乡带着项南，在农村的房间里点着油灯，油灯灯火呼呼的，两人坐在炕头上闲聊，最后才认出来。 曾希圣问项南“你知不知道一个叫梁明德的”，项南回答“不知道”，曾希圣又问他是哪儿人，项南说是福建人，后来曾希圣才想起，老战友的名字不叫梁明德，而是叫项与年，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项南便回答说：“那是我父亲的名字。”
随后，曾希圣继续问道，“你记不记得我？”项南一时还没想起来，曾希圣说：“你小时候在上海有一个胡子叔叔带你去玩，还记得么？”项南答：“我知道啊，有个胡子叔叔带我到大世界，还看哈哈镜呢。”曾希圣笑道：“那就是我。”
这段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像小说似的对话，确是当时的真实场景。确认身份后，父亲项南还给爷爷写了一封长信，以表思念之情。 当年，因双方工作繁忙,没有合适的机会碰面，一直等到1953年，彼时身为华东团工委书记的项南到北京出席全国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才与父亲项与年在颐和园会面。 文/记者 杜雯雯 摄/记者 郭谦
项与年砸掉牙扮成乞丐送密报 曾希圣 调动 敌军免乌江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