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体验·能力
作者：李修文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下旬刊》 2012年第5期
我以为，我们写作必须有个三字经，类似于学英文，总要从“ABC”开始。
先说说感情。在今天，我简直读不到有感情的小说了，或者说，我读到了太多的感觉，但是几乎读不到感情。在一些聪明人的笔下，世界似乎只剩下了狂醉滥饮的酒吧和单单只摆放着一张双人床的独身卧室。在这个暖昧的世界里，大家说着相同的话，长着相同的面孔，使用着相同的“情绪”（不是衍生，而是使用）——这种情绪多数时候表现为愤怒、低下、前卫，只是你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愤怒从何而来，他们的“地下”和大家的“地上”又有什么区别。这本来没有什么，但问题是这些聪明人要将这些要命的关键词套用在一代人之上，他们要用文学的名义来篡改一代人的本来面目，这就变得非常可怕了。
在今天，精美的小说司空见惯，但我们却看不到血肉，小说像是生产流水线上的工艺品般层出不穷，但是我们根本无法抚摸到这些作品的体温，更谈不上血肉，那些伟大的作品传达出的优良传统——人之为人的疑问，困难、苦痛——在我们今天这些年轻作家的笔下被忽略不顾，在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的年轻作家倒是早旱就达到了“全球一体化”。
接下来，也许就该说说体验了。李商隐，我最喜爱的中国诗人，也有过他意气风发的时刻，比如：一百八句在贝叶，三十三天长雨花；比如：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年轻的进士，又娶了节度使的女人做妻子，一种对生活满怀热爱，甚至热爱得都来不及感激的心情显然是不难理解的。只可惜，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他并没有一步登天，反而倍加潦倒，只落得家园荒芜的下场。如果把他的一生当作四季，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他的大半辈子都行走在冬天的阴霾之下，他是一个终年不见阳光的人。
相比李商隐的其它名句，我前面引用的两句诗简直不值一提，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在这里引用它们，只是想去论证这样一个最为简单的事实：作为一个作家，他的生活决定了他的写作。就像李商隐，只有他和他的妻子两地分居，他才能写出《夜雨寄北》；只有当他颠沛流离，他才能写出“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这样的句子。但是，时间过去好多年之后，在今天，我们的写作仍然不由我们的生活所决定。决定我们写作的关键因素往往是：盗版影碟，一个黄色段子，或者是阅读大师作品时的灵光一闪，要么就是“我已经半年没写作了，无论如何我也要写一篇。”
和李商隐相比，我们没有自己的冬天。我们的冬天是别人的，甚至是别国的。一批批的作家把上海当成巴黎，又有一批批作家在阅读他人的作品时发现自己的才华，还有一批批作家用咏叹调来歌唱乡下田埂上的牛粪，这本身没有什么过错，过错在于我们过分迷恋，从不怀疑自己的经验，而不知道我们的经验是建立在别人甚至是别国的体验里。在丧失了一个作家最基本的能力之后，我们只好喝一点中国出产的“法国波尔多葡萄酒”，然后就“梦里不知身是客”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样的两个字：能力。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怀疑“想象力”三个字，因为在今天这三个字几乎成为年轻作家的全部能力。想象力作为困扰好几代中国作家的问题，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之后，现在正呼啸着堕向深渊。它就像是一座开采过度的煤矿，假如再不植树造林来维护生态平衡，塌陷之期便指日可待，至少不会再具有强大的生长性。因为生长离不开泥土，一个作家的泥土，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细节。没有不够细腻的细节，只有不够细腻的心。
想象力在今天显然成为了一剂万能药，在我们的写作穷途末路时，它就像是上天赐与我们的翅膀，将我们带离窘境。问题在于，我们的想象力实际上已经被沉重的陈规陋习所笼罩，我们的想象力似乎也精细得像一台精密仪器了，用作家李冯的话来说：“我们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写小说指南。”如此这般．过分依赖想象力而忽视、厌弃生活细节的作家到底能够走多远呢？
※ 李修文，作家，代表作有《滴泪痣》《捆绑上天堂》等。
感情·体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