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的教育思想研究
一、伦理本位的孝道思想 （一）孝道。
中国古代重视伦理纲常，所谓“父慈，子孝，兄友，第恭”。 《礼记》作为儒家代表之作，对于“孝”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 但“孝”的涵义比今天的理解更为广泛和深刻。
首先，《礼记》的孝道思想是始于祭祀的，或者说是与祭祀紧密联系的。它重申了“立爱必自亲始”、“大孝尊亲”、“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三年之丧”等种种祭祀方式。这与我们古代的传统有关，因为在商代以前，“孝”为“敬天”之意。到了周朝，才被赋予了敬祖的人伦之意。所以，周朝之后，“孝”才发展为一个伦理观念。
其次，《祭统》中清楚地给“孝”下了定义：“孝者，畜也。 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1]指顺从道义，不悖伦常。 孝是分等级的，“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
[2]孝有三种境界和层次。首先是“大孝”，即尊敬自己的父母双亲，其次是不要使父母蒙受羞辱，最后才是赡养父母。孝分为三个阶段，“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3]即父母健在时尽心赡养和侍奉，离世之后为其守丧和祭祀。“孝”不是一时的，而是“有始有终”和“善始善终”的。最后，“孝”的对象不是狭隘地指对自己的父母，对周围的人都得有孝心。“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4]“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之东海而准，推而放之西海而准，推而放之南海而准，推而放之北海而准。’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5]可见“孝”这个概念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不应只存于一家之内，而更应发挥出它的社会价值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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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在家庭伦理和社会生活中都是一以贯之的。孝道思想较今天更具有普遍性。
（二）辩证地看待孝道思想。
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礼记》中的孝道思想。一方面，《礼记》中广义的孝道观对和睦家庭关系、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必须清楚认识到，宗法等级制度下的孝道思想更多的是对人性的束缚和限制，以达到政治统治为目的。
二、尊师重道的教育传统
《学记》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上最早论述教育教学问题的专著。该篇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目的、制度、原则和方法，教师的地位与作用等方面的内容。在这里主要是从师道之尊的方面挖掘其中的教育思想和价值。
（一）“师道尊严”。
“师道之尊”，亦可称作“师道尊严”。《学记》中讲，“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6]即尊师，尊有道之师。“严”是严厉、威严的意思，而东汉郑玄却另有新解，认为：“严，尊敬也”[7]，故“严师”即尊师。
这样翻译更为准确。倡导“师严而道尊”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尊师重道而推行社会教化，“师”与“道”是紧密相连的，只有“师尊”才能“道传”，因此这与《学记》中“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8]的教育目的是相对应的。
尊师重道的思想在韩愈的《师说》一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韩愈宣扬儒家师道观，提倡尊师重道。《师说》也是中国古代第一篇集中论述教师问题的著作。“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9]肯定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10]是择师标准。对于师生关系，韩愈认为首先应是平等的，然后是相对的，闻道在先，术业有长，才可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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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师道尊严”的质疑。
在今天，“师道尊严”正面临濒临破灭的境地。师生关系骤然紧张，教师的权威受到社会质疑，如此种种问题，我们可以从“师道尊严”和“尊师重道”的词义上找到一些依据。
《学记》阐明了尊师重道的思想，在这里有两个概念，即“师”与“道”。两者的关系为：“尊师”是“重道”的前提，只有“师尊”才能达到“道重”，即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然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师道尊严”却在更大程度上强调的是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和教师的权威，以至于在当今“师道尊严”成为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词，借以讽刺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中教师的中心地位和绝对权威。所以说，《学记》中的尊师重道思想是有其思想价值和地位的，至于后来的对其的曲解不过是语词和时代演变的产物而已。
（三）正确认识和理解“师道尊严”。
尽管新时代背景下的教育提倡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地位，要求尊重学生，重视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个性发展特点，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是打着反对“师道尊严”的旗号无视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领导地位就必然要遭到反对。“师道尊严”的本意是强调尊师对于知识传播和社会教化的作用，并没有后人所说其片面强调教师权威之意。“教育者是教学活动的主导者”，“离开了教育者及其有目的的活动，也就不存在教育”[11]。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它的特殊性决定了教育活动不能离开教师的主导地位而进行。
三、博大精深的大学与中庸之道
在《礼记》中，最具深刻教育思想的篇目是《大学》、《中庸》。这两篇是儒家思想的代表著作，其中融合了教育、哲学与人生的智慧、具有更为深刻的教育价值和意义。
（一）“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2]这是开篇句，提纲挈领地指出何谓大学之道。不仅是大学的教育目的，也是为学与做人目标。“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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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亲民”和“止于至善”就是我们所说的“三纲领”。大学的宗旨就是使人天生的善性、品德发扬光大，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最终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完善个人不是儒家追求的目标，凡事都要推己及人，应该把自身的善转化为他人的善，以至于整个民众的善。大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至善”，即达到绝对完美的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13]说明君臣父子之善是有区别的，这也充分体现了儒家的人伦观念。无论何等地位和身份，每个人都必须做到至善至美。
“三纲领”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前二者是前提和铺垫，后者则是最终目的。“三纲领”教育人们首先通过自身的修养将善的德性发扬光大，然后使得德性在所有人中存在，最后达到至善的境界。
（二）实现“大学之道”的具体步骤。
“三纲领”之后，《大学》提出了“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是实现“三纲领”的具体步骤，前四者是对个体自身内在道德修养的要求，后四者是对外在道德修养的要求，这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14]的思想是一贯的，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三）“中庸之道”。“中庸”也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对“中庸”的理解一直以来存有争议。但从德性的角度理解，中庸可以解释为一种至善的、最高的“德”。孔子之所以提出中庸之道，是因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15]就是说中庸作为一种至高的德性已经很缺失了。《中庸》开篇就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6]这是中庸的定义。只有顺应人的自然天性和禀赋做事，按照道的原则进行修养，才能达到至高至善的德性。
（四）正确理解“中庸”。
首先，应该将“中庸”定位在哲学范畴进行研究，只有这样“中庸”中包含的深刻内涵才能在哲学的层面进行有高度的剖析。
其次，中庸不仅是一个伦理道德概念，而且是一种为人做事、处理问题的原则和方法。在为人方面，中庸要求做人从人的善良本性出发，真正做到不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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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本心，以至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做事更要不偏不倚，不过分强求，懂得轻重，无过不及，恰到好处。
最后，需要注意，中庸并不是一种妥协和折中的保守态度。
中庸作为哲学范畴，必然包含辩证思想和逻辑。中庸强调“和”，即在一种斗争、排斥的状态下最终达到进步和和谐的意思。所以，中庸不是消极被动，而是积极权衡中的智慧。
四、“诚”之道与“慎独”的修养境界 （一）“诚”。
“诚”是《中庸》的一个哲学范畴。《中庸》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17]诚是天道的本然属性，是超越万物独立自存的。诚也是人的自然禀赋和自然本性。“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者也”。[18]如果“诚”已经成为了一个人本性之中的东西，那么这个人便无需刻意追求就能做事恰到好处，从容不迫，达到中庸的境界。这样的人只能是圣人。对普通人来说，要达到“诚”的境界需要将“诚”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并不断进行修身，需要秉持善念并不断坚守。
《中庸》的“诚”更多的是指人生修养。“唯天下至诚，为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19]“诚”是人的本性使然的状态，也是人本性的一种自觉的状态。“至诚之道，可以前知”、“至诚如神”。“诚”不是低层次、原始的纯朴状态，而是蕴含着积极能动的力量，是一种大智慧的所在。
（二）“慎独”。
《中庸》讲君子应该慎独。慎独是一种修养，也是自律。在儒家，慎独是一种道德修养和道德规范。
“慎独”一般理解为在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要克己。《中庸》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20]要达到慎独，必须时刻谨慎，用坚定的意志控制和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而《大学》中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好好色，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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