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名家翻译思想解读
一、中国古代译论的特点： 1. 经验层面的总结；
2. 体现出了中国古典哲学和文论的特点 仅举几个中国文论中重要的学说
神韵说：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主张。为清初王士□所倡导。在清代前期统治诗坛几达百年之久。神韵说的产生,有其历史渊源。“神韵”一词,早在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说已出现。谢赫评顾骏之的画说：“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这里以“神韵”与“气力”并举，并未揭示出“神韵”的意蕴。谢赫还说过：“气韵，生动是也。”这里以“生动”状“气”，对“韵”也未涉及。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中所说“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状,须神韵而后全”,也未超出谢赫的见解。唐代诗论提到的“韵”，大多是指诗韵、诗章的意思，不涉诗论。如武元衡《刘商郎中集序》说：“是谓折繁音于弧韵”，指诗韵;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所说“韵外之致”,即指诗章。他的《诗品·精神》中所说“生气远出”,却可以看作是对“韵”的一种阐发。今人钱钟书说:“‘气’者‘生气’，‘韵’者‘远出’。赫草创为之先，图润色为之后，立说由粗而渐精也。曰‘气’曰‘神’，所以示别于形体。曰‘韵’所以示别于声响。‘神’寓体中，非同形体之显实，‘韵’袅声外，非同声响之亮澈，然而神必□体方见，韵必随声得聆，非一亦非异，不即而不离。”（《管锥编》）这段话对“气”、“神”和“韵”的概念以及它们的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 评点：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的一种形式。滥觞于南宋：
这种批评方式的特点是:发表意见比较自由灵活,批评者可以在全书卷首的序言或总批及每回总批中，对全书或每一章回的思想艺术特点发表见解；也可以在眉批和行批中，对某一叙述、某一事件、某一人物的具体描写，用三言五语发表看法、感想。一些作品，常常由于评点者的评点而大大扩大了影响。在明清的小说、戏曲、散文评点中，确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但也存在着繁琐为法、妄立名目的现象。
意境： 中国古代文论术语。指抒情诗及其他文学创作中一种艺术境界。这种艺术境界是由主观思想感情和客观景物环境交融而成的意蕴或形象，其特点是描述如画，意蕴丰富，启发读者的联想和想象，有着超越具体形象的更广的艺术空间。
“意境”这一概念的思想实质可远溯到先秦哲学；这一词语却来自佛教术语；用于文学批评，形成文论术语，则始于唐代诗论，扩展于宋代以后。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更广泛用于各类文学创作。 先秦哲学的“意”、“象”和佛教术语的“意”、“境”：在先秦哲学里，阐述“意境”这一概念思想实质的术语是“意”和“象”，不谓“境”。“意”指人的思想，“象”指物的表象。表述“意”和“象”的物质媒介是“言”，即语言。儒家认为，“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周易·系辞上》）,即圣人创制物的表象和记录语言的文辞，就是为了完全表达人的思想；强调人对客观的能动作用。与此相反，《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认为天地间最大的声音是听不到什么的声音，最大的形象是看不到的形象。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游》）以为天地间最美的事物是不用言语表达的。又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认为语言虽有表达思想的功用，但当人们真正对客观有所认识，往往只是内心体会，无需诉诸语言。老、庄强调人对客观的认识是相对的,有限的,不可能完全认识，也不需要完全表达。所以在物象与思想的联系、效用问题上，儒家要求“尽意”,力求使“意”、“象”完全一致,不容许产生不一致的别种理解;而老、庄只求“得意”,把“象”视为产生“意”的某种客体，人们从“象”所得的“意”可以不一致，有各自的体会。
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
“五失本”是：一、佛经词序多是颠倒的，汉译时改从汉语语法，容易失本；二、佛经文字质朴，而汉人喜欢文采，为适应汉语读者，译文作了修饰，容易失本；三、佛经的论述，往往不厌其烦，颂文更是翻三覆四，翻译时删繁就简，容易失本；四、佛经有“义说”类似汉人韵文后的“乱词”（总结），内容重复，翻译时被删除，容易失本；五、佛经讲完一事，要转说它事时，又将前事重提，然后往下说，翻译时，这些话被删除，于是失本。
“三不易”是：一、圣人是按当时的习俗来说“法”的，而今时代不同，要改古适今，很不容易；二、圣人的智慧和凡人的鲁愚有天渊之别，把千年前古代圣哲的微言大义传达给后世的浅俗之众，实不易也；三、释迦牟尼升仙不久，其大弟子阿难等人出经时反复斟酌，兢兢业业，而今由凡人来传译，又事隔千年，更谈何容易。
道安理论的核心，是要忠实于原文，力求合乎原文原意，反对蚀文灭质，削胡适秦。
鸠摩罗什的“天然语趣”
与道安同一时期，他一改前人的直古风格，主张义译，他的译作有“天然西域之语趣”。他是在中国翻译史上最早提出如何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的重要问题。自罗什诸经出，然后我国的翻译文学完全成立。
玄奘的“既须求真，有须喻俗”和“五不翻”
玄奘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星，他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我国佛经的三大翻译家。他是我国第一位把中国文化典籍向国外介绍的人。他的翻译原则意即“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玄奘的“不翻”，就是用音译（transliteration）。有五种情况：一、神秘语；二、多义词；三、中国没有的物名；四、久已通行的音译；五、为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如“般若”一词显得庄重，“智慧”就显得轻浮了。
马建忠的“善译”
马建忠的善译理论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可以概括为以下三大标准：一、译者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三、译文与原文毫无出入，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够达到与读原文相同的感受。他的译论已经涉及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等，特别是最后一个标准，应视为“等值翻译”的鼻祖。
严复的“信、达、雅”
“信”对于原文意义的忠实；“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使译文易解；“雅”讲求美学价值，也就是要找到适合于译文的完美的形式。
严复（字：几道）的“信、达、雅”三字标准，对我国的翻译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沈苏儒先生在《论信、达、雅》书中说：“历史已经证明，‘信、达、雅’理论80年来一直在对我国的翻译工作其着指导作用，至今还有它的生命力。许多学者先后提出过各种不同的翻译原则（标准），但看来还没有一种能够取代它，??我的浅见总觉得并没有超出信、达、雅的范畴，在理论深度上或尚不如。”
林纾的意译
康有为有诗云：“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喜剩灵光经历劫，谁伤正则日行吟。唐人顽艳多哀感，欧俗风流所入深。多谢郑虔三绝笔，草堂风雨日披寻。”这首诗中，康有为充分肯定了林纾的翻译，把他和严复相提并论，“并世数严林”。
尽管林译漏译误译处处皆是，但他的译文很受欢迎。钱锺书说，比起那些“忠实”的译文，林译更加吸引人。林纾不懂外文，但他是一个深得“古文义法”作家，他的助手译意，他便以作家的灵感加以再创造，自然流畅，引人入胜。至于“讹”（误译错译），他早把责任推得干净：“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达卿有讹错，均出不知。”（《西利亚郡主别传·序》）
林纾（字：琴南）四十四五岁，在逛石鼓山的船上，开始翻译。他不断译书，直到逝世，共译170余种作品，几乎全是小说。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为通俗、较为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 总之，林的译意，自成一家，是翻译领域的奇葩。
鲁迅的“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鲁迅先生主张“直译”但不是死译。针对当时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他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主张。事实上，鲁迅是主张“信”、“顺”兼顾的“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来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能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且介亭杂文二集》）。
瞿秋白的“对等概念”
瞿秋白相当偏激，他主张翻译“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白话文”，“翻译绝对不容许错误”。瞿秋白提出的翻译标准是：“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讯》）这就是当今美国的奈达（Nida）提出的“动态对等”理论，瞿秋白的提出比他早60多年。
陈西滢的形似、意似与神似
陈西滢从美术创作和临摹中，悟出了翻译的三种境界——形似、意似和神似。在《论翻译》中陈西滢对这三种境界阐述得很精辟。在中国翻译理论史上具有创见意义，他将翻译理论与文艺美学结合起来，直接启示了傅雷等人译学理论的形成，是“现代中国翻译界一帖对症的良剂”（曾虚白语）。
矛盾的“再现意境”
早在1921年，他就提出翻译中的“神韵”命题，曾拿绘画来与翻译相比。可以说陈西滢、傅雷的翻译观受矛盾的启示。
矛盾最精辟的译论，是他创造性地提出：再现意境是文学翻译的最高任务，让译语读者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的享受。
傅雷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
当代著名学者、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先生认为：朱生豪的《莎士比亚全集》、傅雷的《巴尔扎克选集》和杨必的《名利场》为20世纪中国三大名译，是传世之作。
傅雷的译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在当代翻译界享有很高的盛誉。而他的翻译观，在中国译论史上也独树一帜。
许渊冲把傅雷的翻译观总结为如下四点：一、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二、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三、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但无论如何要叫人觉
得尽管句法新奇而仍不失为中文；四、只要有人能胜过我，就表示中国还有人，不至于“廖化当先锋”，那就是我莫大的安慰。
钱锺书的“化境”说
钱锺书是中国当代博大精深的大学问家。他学贯中西、涵盖古今。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钱锺书的“化境”为我们指出了翻译的最高理想。任何一个翻译工作者都应该追求这个理想。当然，作为翻译标准或原则，这个要求太高了。他自己也说：“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然而，倘若把这个“化境”比作一座高山的顶峰，我们努力去攀登，即使只能到达半山腰，也该别有一番风景。 许渊冲的“化学”
许渊冲曾经说过，文学翻译不仅是“化”字，简直是“化学”。他的“化学”具体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既“三美”、“三化”、“三之”。 “三美”是：翻译要做到“音美、意美、形美”； “三化”是：翻译要做到“深化、等化、浅化”； “三之”是：翻译要做到“知之、乐之、好之”。
1997年11月1日，在北京的国际翻译学术研讨会上，许渊冲先生说了三句话：一、关于理论与实践。二者如有矛盾，应以实践为主；二、关于科学与艺术。翻译理论不是客观的科学规律；三、关于创作与翻译。21世纪是世界文学时代，文学翻译应该提高到和创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例：
李煜词《乌夜啼》
林花谢了春红， 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 留人醉， 几时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Spring’s rosy color fades from forest flowers Too soon, too soon.
How can they bear cold morning showers
And winds at noon?
Your rouged tears like crimson rain Intoxicate my heart. When shall we meet again?
As water eastward flows, so shall we part.
主要名家翻译思想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