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学

秦汉代文学

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学初步开始自觉的时期。

秦代国祚甚短，并且实行了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在文学文化上的成就不高，传世的作品仅有极少数的诏令奏疏法律文书等，较有成就的作家不过李斯一人。

汉代初期，以黄老思想治国，汉武帝之后，包括宇宙，总揽天人，贯通古今的艺术追求，使汉代文学具有巨丽之美（以大为美）。立功扬名的价值取向，使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扬高昂的格调。文人在作品中寄托圣主贤臣理想，表现出对机遇、命运的感慨。

汉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

汉朝历四百余年，社会安定。汉朝国力强盛，疆域辽阔，从精神、物质两个方面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汉代文学带有鲜明的大一统特点。

先秦时期，文学上鲜明的地域差别逐渐消失。不同地区，不同风格的文学相互融合，给汉代文学注入了蓬勃的生机。

大一统时代给汉代文学发展提供了精神土壤，造就了一种恢弘开阔的时代精神。士人们昂扬奋发、积极进取、重视名节，希望建功立业，普遍带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在文学作品中，就表现为宏大的气势和高昂的激情，风格浑厚雄健。

国力的强盛，经济的发展，为文学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歌舞风气的盛行导致了汉乐府、汉赋的盛行。

汉代出现了造纸术，为书面作品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国力强盛的局面下，统治者开始进行文化建设。汉代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图书手机与整理活动，这就提倡了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从汉武帝开始，倡导儒学，独尊儒术，并以利禄为手段吸引知识分子读经。儒家思想被广泛接受，其积极的一面在于给社会提供了一种共同的价值观，但也让很多知识分子以做官为目的而读经，使得儒学僵化。两汉文学中，儒家思想为主导，以《礼记》中的《乐记》，《毛诗》中的《诗大序》为代表。二者也是汉代文艺思想的代表，它重视文学和社会的关系，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

《毛时序》

又称《诗大序》，是汉代解说《诗经》的著作。毛诗在《诗经》的每一篇名下都有解释诗文的序言。首篇《关雎》下有一篇总纲式的序论，比较全面的阐述了诗歌的性质、作用、体裁、表现手法，主张诗歌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用儒家道德规范情感表现，强调诗歌的讽谏教化作用。汉代文学批评主要以《毛诗序》上阐述的观点为尺度，对各种文学现象做出判断，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

一、秦汉·论说散文

秦汉论说散文是继先秦诸子散文发展而来的，以汉初最发达，以后各期也各有发展，但总体上成就不及汉初。秦代作家仅李斯一人，汉代论说散文进入持续发展阶段。论说散文中主要包括奏议、政论、书信、专著、杂文等，体裁非常广泛，内容上包含了讲政治、谈学术、批评社会风气、抒发人生感慨等，多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主要是发议论。因此，称之为论说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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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论说散文的发展（大体可分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从高祖到汉武帝即位前。

朝廷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奉行清静无为的黄老之道，文化环境相对轻松自由，文士自信心强，责任感大，有创作时间，文学多为奏议策疏，内容充实，多发政见。大多具有战国纵横家余风，畅所欲言，铺陈壮大，气势逼人，感情充沛。以贾谊为作家代表。（战国之余响，大汉之新声）这一时期的作家，朝廷作家，以政论奏疏为主，多以总结清朝灭亡的教训，批判时弊，探索长治久安之道为内容。以陆贾《新语》为代表，这是最早总结历史教训的文章。藩国作家，以枚乘、邹阳为代表。其文具有战国纵横家的特点。

2.第二阶段：从汉武帝到元、成之世。

此期，中央集权加强，独尊儒术，文士为文，大都依经立义，讲说灾异，论证君权神授，征引繁复，文气迟缓，思想禁锢，少有个性，多是歌功颂德之作。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及刘向的《谏营起昌陵疏》是其中较有代表的作品。也有一些直陈时事的政论文，如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难蜀父老》、桓宽的《盐铁论》等是其著名的作品。此外，淮南王刘安君臣的《淮南子》不同于众，别具一格。

3.第三阶段：从成、哀之世到东汉中期。

汉朝经历由盛而衰、由衰而兴的转变，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家经学。东汉前期，今文经学受到不少文士的质疑。统治者从自身的需求出发，要求知识分子把学习儒家经学和忠君保皇结合在一起，鼓励知识分子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个时期，论说散文大都明白晓畅、不傍经典。刘歆的《让太常博士书》、扬雄《自叙书传》、桓谭《新论》、王充《论衡》是其代表作。

4.第四节阶段：东汉后期。 这个时期，朝政腐败，民生凋敝，社会危机严重，朝野清议之风兴起，清议之文随之出现。论说散文多是发愤之作，指切时弊，不但富于激情有气势，而且骈散相间，注意文采。出现了几部政论文专著，分析、抨击现实，提出改革积弊的设想，如王符《潜夫论》、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其中成就最高的是仲长统。

秦汉·论说散文·李斯

秦朝建立之前的文章，以《谏逐客书》为代表，是战国散文的比较优秀的作品。

秦朝建立以后，李斯的地位不断上升，其作品多是为朝廷歌功颂德的作品。但是因为秦朝国力强盛，文章的内容充实，气象开阔，展示了秦朝强大的声威和强烈的自信。此类文章多刻在石头上，流传后世，对后来的碑、铭有一定影响。

秦始皇去世后，李斯放弃原则违心的迎合秦二世、赵高以求保全自己的地位。但是他的地位岌岌可危，住不下降。为取悦秦二世而写了《论督责书》，后来收到赵高的陷害被下狱，写了《狱中上书》为自己申辩。《狱中上书》用说繁华的形式写，叙说自己的罪名实际上是在叙述自己对秦朝的功劳，抒发自己的怨愤，感情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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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是秦朝时最有成就的文学家，其散文以《谏逐客书》为代表。《谏逐客书》又名《上秦王书》，讲招揽人才的重要性。文章开门见山，提出中心论点：“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抓住秦王心理，从“跨海内、制诸侯”的远大政治目标出发，说明用客之利、逐客之害，批驳逐客的错误主张。文章首先铺陈秦国历史上四位著名国君重用客卿使秦富强的史实，说明任用客卿于秦有利。接着，铺陈秦王为满足生活享受而对异国色乐珠玉唯美是用的事实，以小喻大，指出应该唯贤是用。最后，指出逐客之害。全文铺陈排比，比喻形象生动，富有气势，文采斐然，颇具纵横家说辞的特色。

秦汉·论说散文·贾谊

贾谊在汉文帝时多次上书提出改革的建议，主张对内削平诸侯王，加强个国家统一，对外抗击匈奴，维护国家安全，同时制礼作乐，建立一套完善的国家制度，革新政治。贾谊的的文章，以儒家思想为准则，提倡实施仁政，以德教育万民。

贾谊的文章情感强烈，锋芒锐利，表现出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深广的忧患意识。他的代表作《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就极具报国情怀，论及了文帝时潜在的或明显的多种社会危机，并针对性地一一指明相应的对策和补救措施。

贾谊的文章吸收战国散文重气势、重文采的特征，在散文中极力铺陈排比，夸张渲染，作品文辞生动，而且节奏感强，有强烈的感染力。最突出的作品是《过秦论》。《过秦论》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分为上中下3篇，

最有名的是上篇。《过秦论》名为论，却没有发表过多的议论，而是通过回顾历史事件，向人们展示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从商鞅变法开始，到秦始皇的极盛时期，再到陈胜反秦，摆事实讲道理，条理清晰，说理透彻，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贾谊的文章还善于隐喻、征引，侃侃而谈，表现了温厚平易的儒者之文的特点。

秦汉·论说散文·东方朔

西汉到汉武帝时期，加强了中央集权，诸侯、贵族养士的局面结束，百家的学说受到了限制。比如汉武帝就曾明令禁止用纵横家、法家的理论来回答他的问题。文人的实际地位有所下降，不能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在这样的情况下，众多文人倍受压抑，有志难伸，其愤懑抑郁之情就表现在了文章之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东方朔的《答客难》。

《答客难》以赋体的形式写作，文中假设有客人向作者问难，说其身负才华却地位低下，不能与苏秦、张仪相比，嘲笑他。作者出来辩解“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分析了“士”的地位变化的原因。表达了知识分子在汉朝大一统情况下有志难伸的压抑，暴露统治者根据自己的好恶随意抑扬人才的现实。在写法上，以反话的形式写作，让对方讽刺自己，自己出来辩解，说自己没有牢骚，实际上充满了愤懑不平之气。这篇文章在文学史上具有开拓作用，后世许多作家都曾模仿这种写法。如扬雄、班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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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论说散文·刘安君臣

《淮南子》 也称《淮南鸿烈》，是刘安与其门客集体编辑的。《淮南子》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系统论说散文集，是汉代学者对古代文化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汇集和综合，与武帝时代的文化一统精神相一致。其编撰的目的，据《要略》讲，是总结古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探寻天道、人事的规律，以备帝王之道。全书以道家思想为主，兼采先秦诸家，属于杂家。思想不囿于一家，各篇又成于众手，所以文风也不拘一格。

秦汉·论说散文·王充

王充所著《论衡》八十五篇，融贯百家之说，充满唯物思想，以“疾虚妄”和“征实”为旨归，对古圣先贤之说、神话传说，以及汉代流行的天人感应、祥瑞灾异、河洛伪书、经文学风等都进行了激烈批判，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文学“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作了尖锐批判。他的论文，注重文章的社会教化作用，主张用通俗晓畅的语言为文。要求文章创新，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文人要负起“劝善惩恶”、“匡济薄俗”的任务。其文章的最大特点是，通俗流畅，深入浅出，逻辑严密，论证深入，而运笔自然，得心应手。

二、秦汉·史传散文

史传散文主要是在先秦历史散文基础上发展来的，出现了《史记》、《汉书》这样的巨著，尤其是《史记》，开创了史传文学的先河，其叙事写人，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史学和文学史上都有崇高的地位。

（一）司马迁《史记》

《史记》

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3000多年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130篇。本纪,主要叙述帝王事迹；表,是各代的历史大事记；书,是天文、历法、

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专史；世家,主要叙述贵族王侯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的人物的传记，少数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首领的历史。其中本纪、世家、列传是全书的主体，其写法上的共同特点是“以

人系事”。《史记》是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扬善贬恶”的史家实录精神写就的。它如实记录了上古到汉代各阶层不同地位、不同职业人物的生平活动，内容极为丰富生动，具有鲜明的倾向性。规模巨大，体系完备，对后世史书影响深远，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是西汉散文由前期向后期转变时出现的，其风格兼具了前期的气势磅礴、感情急切，和后期的深广宏福、醇厚典雅特点；其内容既有前期历史反思的余绪，又有后期沟通天地人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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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愤著书”说

是司马迁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的文学观而提出的著述创作与作家情志之间关系的著名观点，主要见于《屈原列传》《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他把文学创作视为抒发抑郁之情的一种方式，是遭受压抑之后的情感爆发。这种文学理论在汉代难以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学思想的超越和冲击。

《史记》“三家注”

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等《史记》三家注释，北宋以后合刊，多有删节，合称《史记》“三家注”。

《史记》的思想内容（写作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1. 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

历史著作总是要表现作者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司马迁的历史观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重视人的作用，认为社会的变动、事业的成败，完全取决于人，而不是取决于天。如《项羽本纪》，在“太史公曰”的版块中批评项羽靠一个人的

智慧而不知道借鉴历史的教训，否定其“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的说法，指出项羽的失败在于个人，成败在人不在天。

②重视经济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用经济的发展来说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如《货殖列传》记载善于经营的大商人，指出追求物质财富、满足

生活欲望是人的本性。《平准书》专门讲经济问题，从大禹的时代开始，分析了各时期经济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在讲汉代历史的时候，从经济的角度来记载和分析政治的变迁。汉初，经济凋敝，国家财政匮乏，所以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实行黄老之道，清静无为；到汉武帝时期，经济得到发展，国家财力雄厚，人民富裕起来，汉初无为的政治局面结束，朝廷开始大规模对外用兵，老百姓的生活不得安宁，违反乱纪的事情增多，社会矛盾尖锐，汉武帝又任用酷吏，加强皇权。说明，经济和政治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别的关系。

③在《史记》中表现出强烈的大一统思想，赞扬国家的统一，反对分离。大一统思想不仅源于汉朝儒家的学说，也是司马迁自己考察历史得出的认识。司马迁称赞秦朝的统一，认为国家的统一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如将周边少数民族首领的事迹列为列传，这就表现了司马迁将周

边少数民族的君长视为汉朝的臣民，称赞他们能够顺应历史大势，归顺汉朝。如《西南夷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等。

2.《史记》的实录精神。

①实录，是对史学家最基本的要求。要求史官真实客观的记载历史，不能因为个人好恶改变历史，不能受外界的因素，特别是政治权力的干预而改写历史。实录，要求记载历史的人有公正客观的态度，有秉笔直书无所畏惧的大无畏精神。《史记》有强烈的实录精神，不仅客观真实的记载历史，还敢于批判、暴露现实中各种丑恶、腐朽、黑暗的现象。

②体现出独立思考的精神，不以统治者的是非标准为标准，敢于表达和统治者不相同的独立见解。这是《史记》实录精神最可贵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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