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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推定规则适用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下）
二、推定规则适用与证明标准的确立
(一)推定规则适用中证明标准问题的缘起
推定规则的适用与证明标准也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我们过往的理论研究中，学者只是较多地关注了推定与证明责任的关系，而很少论及推定与证明标准的关系。例如，当我国学者为英美证据法学中关于“举证责任”与“说服责任”的划分而备感困惑的时候，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似乎总是围绕着这两种责任的分担，即谁应该在适用推定规则时承担“举证责任”，谁应该在适用推定规则时承担“说服责任”。其实，人们在这里忽略了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二者在证明标准上的差异。笔者曾经在前文指出，英美证据法学中“举证责任”和“说服责任”的区别之一就在于证明标准不同。所谓的“举证责任”只不过是证明标准较低的证明责任而已。
在我国的证据法学教材中，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一般都是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主题进行讲述的。例如，在本文中援引过的证据法学著作中，江伟教授和卞建林教授都在其主编的教材中分别设专章讲述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问题;在一云教授主编的教材中，虽然没有设立证明标准一章，但是证明标准问题放在了“证明任务”一章中，实际上也是与证明责任分开论述的。此外，在笔者主持编写的证据法学教材中，我也是把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分章讲述的。 [20]然而，在英美证据法学著作中，证明标准一般都不是专章讲述的，而是放在证明责任主题之下进行讨论的。例如，在华尔兹教授主编的《刑事证据大全》和艾伦教授等人撰写的《证据法》中，我们都无法在章节标题中看到“证明标准”的字样，但是都可以在证明责任的章节中看到关于证明标准的论述。前者在“刑事案件中证明责任的分配”的标题下，讲述的主要容却是证明标准; [21]后者在“民事案件中的证明责任”和“刑事案件中的证明责任”两节中，也使用大量篇幅讲述了证明标准的问题，甚至把我们通常理解为证明标准问题的“优势证据”和“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说服责任”的规则进行论述。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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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就教材容体系的逻辑性而言，我们的章节设置可能更为清晰合理——先讲证明责任，再讲证明标准，因而也更加便于知识的传授和学习。但是，这种分别论述的教材式会使我们形成一种思维习惯，自然而然地以为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就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问题，从而忽略了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之间的密切联系。其实，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是不可分割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堪称“形影不离”。证明标准总是依附于证明责任的，而离开了证明标准，证明责任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如前所述，英美证据法学中使用的“举证责任”和“说服责任”的概念都包含着用“充分”的证据“说服”事实裁判者的含义。那么，何为“充分”，何为“不充分”?何为“说服”，何为“不能说服”?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一定的证明标准。从实用的角度来看，把证明标准的问题放在证明责任的问题中加以讨论乃至视为证明责任问题的组成部分，不无道理。我国证据法学教材与英美证据法学教材的这种区别大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学者偏重理论而英美学者偏重实务的差异。
在适用推定规则的时候，证明标准也是与证明责任形影不离的。例如，在前述“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造成环境污染的被告方要承担没有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否则就要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但是，在适用这项推定规则的过程中，原告方也要承担初始的证明责任，即用“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受到了损害，而且这损害与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时间、空间等方面的联系。如果被告方不同意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就必须提出反证，即用“充分”的证据证明原告方受到的损害与己方的环境污染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推定规则的主方有责任用“充分”证据证明基础事实;推定规则的反对方有责任用“充分”的证据进行反驳。由此可见，双方的证明责任都离不开证明标准——“充分”的证据。不过，这两个“充分”的标准是一样的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明确证明标准的概念及基本特征。
(二)证明标准的分层性与多元化
什么是标准?按照《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标准就是“衡量事物的依据或准则”。 [23]那么司法活动中的证明标准，就是衡量司法证明结果正确与否的依据和准则，也就是司法证明必须达到的程度和水平。例如，在“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衡量原告方和被告方提出的证据是否“充分”的依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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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就是相关的证明标准。或者说，证明标准就是要确定法官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说原告方或被告方提出的证据已经达到了“充分”的程度和水平。
理解证明标准的概念，我们首先要看到其具有分层性的特征。这就是说，司法活动中的证明标准概念可以有不同层次上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证明标准的性质。由于司法证明的根本目的是要正确认识发生在过去的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所以这层含义的证明标准就是要回答该标准属于何种性质的“正确认识”或“真实”。在这个问题上，有人认为是“客观真实”;有人认为是“主观真实”;有人主叫“法律真实”;有人主叫“科学真实”。这是最抽象层面的证明标准。第二层含义是证明标准的法律表述，即在法律上用何种语言表述司法证明应该达到的程度和水平。不同国家的法律使用了不同的语言表述，如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心确信、高度盖然性、优势证据、盖然性占优、明晰可信、显而易见或表见证明等。第三层含义是具体的、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这个层面的证明标准可以包括各类案件和各类对象的具体证明标准和各种证据的具体采信标准等容。这是最有实用价值但是也最难制定的证明标准。 [24]
目前，我国三大诉讼法并没有直接就证明标准问题作出正面的规定，但是根据有关条文的表述，人们一般认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25]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26]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足”。 [27]由此可见，我国三大诉讼的现行法定证明标准小异，都可以概括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另外，在刑事诉讼的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作出有罪判决的三个阶段，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也没有太大区别，也都是要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28]这就是证明标准的“一元化”。但是在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中，人们已经认识到司法证明标准应该走向“多元化”。具体来说，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该有所区别;刑事诉讼中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应该有所区别;不同对象的证明标准也应该有所区别。例如，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该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刑事案件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应该高于侦查终结和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实体法事实的证明标准要高于程序法事实的证明标准;案件主要事实或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证明标准要高于案件次要事实的证明标准等。明确证明标准的“多元化”，对于我们讨论推定规则适用中的证明标准问题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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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推定规则适用中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