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世界文学研究, 2024, 8(2), 31-39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4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wl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4.82006
The Writer’s Secret: Natural Description and Its Narrative Logic in Silence
Li Cao, Yifei Ma
Department of Japanese,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ththth
Received: Apr. 29, 2024; accepted: May 11, 2024; published: May 18, 2024
Abstract
Silence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work of Japanese Christian writer Endo Syuusaku. There are many natural descriptions in the works which cannot be ignored.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we can see that the natural description in the works presents three characteristics in turn: “Hope”, “despair” and “Redemption”, and embodies the narrative logic of “active improvement-deteriorating reality-balance”. Through the natural description in Silence and the narrative logic, we can see that the writer’s secret: t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wardice and fear of human nature, and try to real-ize the harmonization of divinity and human, and writer’s strong humanitarian care.
Keywords
Endo Syuusaku, Silence, Natural Description, Narrative Logic
作家的秘密：《沉默》中自然描写 及其叙事逻辑
曹 莉，马亦飞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湖南 长沙
收稿日期：2024年4月29日；录用日期：2024年5月11日；发布日期：2024年5月18日
摘 要
《沉默》是日本基督教作家远藤周作的重要代表作品。作品中自然描写之多是其不可忽视的特点。通过考察，可看出作品中自然描写依次呈现出“希望”、“绝望”、“救赎”三种特征，体现出“主动改善
文章引用: 曹莉, 马亦飞. 作家的秘密: 《沉默》中自然描写及其叙事逻辑[J]. 世界文学研究, 2024, 8(2): 31-39. DOI: 10.12677/wls.2024.82006
曹莉，马亦飞
–现实恶化–实现平衡”的叙事逻辑，透过《沉默》中自然描写及其背后的叙事逻辑，可以窥见作家努力关注人性的怯懦与恐惧，试图实现神性与人性调和的秘密以及浓厚的人道主义关怀。
关键词
远藤周作，沉默，自然描写，叙事逻辑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远藤周作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基督教作家。他于儿童时代受洗，青年时代赴法留学，进一步受到基督教文化的熏陶。根据佐藤泰正的评价可知，当远藤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没有芥川龙之介“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犹如无根之草般飘荡”的姿态以及对于东西方文化受容所持的消极态度；当面对宗教与创作的抉择时，也不同于崛辰雄作品中偏重于宗教而忽视艺术的行为，而是以天主教信徒的立场注视并呈现两方文化，积极探索东西方文化互相吸收、融合的方法，并逐渐偏向于思索日本传统信仰的诸多问题，且最终目的为“丰富日本文学的图谱”([1], p.47-49)。由此可见，远藤周作是近代日本基督教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继承了前人关于基督教文化融入日本传统文明的课题，深入挖掘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方法，力图实现作品“艺术性”与“宗教性”的统一。其中，《沉默》即是代表之一。
《沉默》刊行于1966年，当年即获得纯文学奖的至高荣誉——谷崎润一郎文学奖，可见文学界对其艺术内涵的高度赞扬。除此之外，针对作品中主人公的弃教行为和最终信仰问题，也引发了海内外宗教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足见该作品对宗教问题的深刻涉及。此外，《沉默》还曾在2016年被美国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搬上大荧幕，并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时隔近半世纪的作品横跨海洋面对不同的观众群体，其魅力仍不减当年。
除广受外部赞誉外，《沉默》在远藤文学世界内部的地位和意义也不容小觑。在《沉默》出版后的发布会上，远藤曾谈到《海与毒药》之后自己创作心理的变化，认为只谈及“日本人缺乏罪意识”与“一神信仰和泛神信仰的对立”是无意义的，而“应该在上面铺一块基石”([2], p.410)；史军也认为，身为基督徒自己应该何去何从，是远藤一直思索的问题，而《沉默》即是作家思索的结果([3], p.84)。由此可知，这块令基督教可以扎根日本的铺路之石，可以令广大基督徒在“异教”风土上安心归属的世界，正是《沉默》所构建的信仰体系。
目前学界对于作品的研究大部分从社会学、宗教学及心理学等视域出发，结合日本基督教发展史的内容，认为作品中意图表达的信仰体系的核心，最终超越了严厉、苛刻、惩罚的父性之神，达到了温和、慈爱、宽容的母性之神。该类研究刻意挖掘具有神学意义的象征意象部分，而忽视了小说内部情节结构本身的完整发展，以及与情节结构相辅相成的，贯穿作品始终的自然描写之内涵。
布雷蒙认为，任何事件系列构成故事形式都必须服从一定的逻辑制约，否则便会晦涩难懂([4], p.156)。换言之，任何有意义的叙事作品，其结构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律通向结局。由此可见情节结构的连贯一致性以及与作品最终抵达的思想内涵的相关性。同样具有连贯表达特征的自然描写，烘托故事氛围，加速情节发展，暗示最终走向，可以说与情节结构的逻辑和功能息息相关。据笔者统计，《沉默》中的自然描写近百处，且据远藤回忆，该作品最初题目为《阳光中的气息》(『日向の匂い』)，暗示主人公罗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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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踏绘后在阳光中接受的神谕[5]。由此可窥见作家将自然场景与宗教意味结合表达的创作意图。此外，远藤周作也在早期评论文章中表示“作家的秘密，往往隐藏在自然描写之中。莫里亚克的自然描写中，交织了异端的自然观与基督教自然观的激烈碰撞”(笔者译) [6]。从《沉默》最初的命名、作品中大量自然描写以及作家对自然描写的考量来看，其背后必然隐藏着作品以及创作者远藤的秘密。联系上文提及的自然描写与情节结构的相似性，结合叙事结构和逻辑，自然描写如何与情节布局相配合呈现该秘密，秘密的内容究竟如何，是一个颇有趣味的问题。
然而据笔者调查，先行研究中对自然描写的考察可谓之少。中村国男涉及《沉默》时只提到了梅雨期的雨，指出其与主人公罗德里格的心境相呼应的特点；兼子盾夫结合基督教图像学原理探究了《沉默》中特定自然景观所蕴含的象征与比喻意义。可以看出，现有对于自然描写的研究，多从特定场景出发考察，并未按照故事发展的顺序，结合情节逻辑分析其整体特征及内涵。因此，本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申丹提出的整体细读法，按照布雷蒙提出的故事情节逻辑的概念，深入挖掘每部分情节结构中自然描写的特征，该特征与情节逻辑的相关性，以及如何辅佐情节结构共同体现何种创作秘密，从而进一步感受作品内涵的复杂性。
2. 希望的自然：主动改善的决心
布雷蒙认为，在叙事作品中，只有人类计划，才令事件具有意义；而根据成全或是阻碍这一计划，叙事作品的事件皆可划分为两大基本序列：“要得到的改善–改善过程–得到改善”和“可以预见的恶化–恶化过程–产生恶化”([4], p.157)；此时若改善不是出于偶然，便会出现一个具有主动精神、把改善作为需要完成的人物来担负的施动者([4], p.160)；这些施动者能够用行动来对抗与其不利的变化过程([4], p.163)。《沉默》中的“人类计划”起始于葡萄牙德高望重的教父费雷拉已经弃教变节的消息。面对该消息，教会内部的很多人是持怀疑态度的，认为是异教徒的捏造和误传，也就是说，希望遏制事态的恶化，改善这一状况。此时具有“主动精神”的改善人物出现–费雷拉的学生–罗德里格、卡尔倍等神甫，决定铤而走险，去日本调查事实真相，以破除谣言，证明老师信仰的坚定性。至此，“人类计划”的初始目的浮现：罗德里格为了阻止这一谣言的传播，改善当时天主教在异国传播不利的状况，决心赴日传教。此处需要明确的是教会和年轻司祭的态度以及背后隐藏的本质情绪。当面对费雷拉弃教的消息时，教会表示：「世界の果てとも言うべき一小国でフェレイラが転宗させられたという事実は、たんなる一個人の挫折ではなく、ヨーロッパ全体の信仰と思想の屈辱的な敗北」([7], p.9)；年轻司祭在表示对日本的认知时，也使用了「地の果てと思われた東洋の、しかも最端にある日本」([7], p.10)等字眼，由此可以看出这种不对等思想的背后，西方传教士对所持基督教信仰的骄傲荣誉感，认为其能征服一切的强烈的自信心，以及由此而来的改造世界的使命感和决心。
禁教的故事背景则从反面深化了这一情绪状态。关于江户幕府残酷的禁教，井上清([8], p.41)指出，1614年至1635年因拒绝弃教而被处于死刑的基督教徒多达28万人。作品前言部分分别对十六、十七世纪江户时代初期日本残酷的禁教政策和非人道的刑罚进行过叙述，「一五八七年以来、日本の太守、秀吉が従来の政策を変えて基督を迫害しはじめると、まず長崎の西坂で二十六の司祭と信徒たちが焚刑に処せられ、各地であまたの切支丹が家を追われ、拷問を受け、虐殺されはじめた」([7], p.5)；「特に長崎では一六二九年以来、タケナカ?ウネメとよぶ奉行が暴虐非道、人間にあるまじき拷問を信徒たちに加え、熱湯のたぎる温泉に囚人たちを漬けて、棄教と転宗を迫り、その犠牲者の数は日に六、七十人をくだらぬときもあるという話だった」([7], p.11)；「日本では三万五千人の切支丹たちが一揆を起こし、島原を中心にして幕府軍と悪戦苦闘した結果、老若男女、一人残らず虐殺されたとのことである」([7], p.13)。如此，作品前言部分基于史实的叙述，告知读者《沉默》中主人公所面对的严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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きりす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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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残酷的情况下仍坚持前往，反面烘托出罗德里格等人信仰的热忱坚定，不为牺牲的精神以及对基督教无所不能的笃信意识和荣誉感。
带着上述积极情绪计划传教的罗德里格开始了改善的第一步：乘船抵达中转城市澳门。司祭们搭乘印度舰队出发时，葡萄牙的海港城市呈现一幅生机盎然的景象：「黄色い河口がおわり艦船が青い真昼の海に出た時、彼等は甲板に靠れて金色に光る山をいつまでも眺めた。農家の赤い壁や教会」([7], p.12)。尽管罗德里格在澳门的传教士处听闻了日本当时对天主教的种种迫害，但他在从澳门出发前往日本的途中，最先表达的仍然是色彩明亮的自然景观以及有鲜活生命力的小动物形象：「空は青く晴れ、帆は満足そうに膨れ、飛魚の群れが銀色に光りながら波間をはねるのがいつも見えました」([7], p.28)。这样的叙述描绘了余裕状态下的罗德里格，仍然感受着充满希望的美好自然。不仅如此，根据基督教美术论，青可以被解读为“真理、永远、无限、调和、希望”(笔者译)等含义([9], p.392)，而鱼则象征着洗去污浊的新生命，暗示接受洗礼后的基督教徒([9], p.364)。此处第一人称叙述下的自然描写，凸显了罗德里格内心想要表达传教士内心满怀希望，试图改善传教困境，渴望将福音传播到日本这片异教风土的干劲和热情，和上述积极情绪相呼应。
积极的情绪状态也需要消极的现实打击。司祭们的海上之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也经历了暴风雨的猛烈攻击。暴雨过后，弹尽粮绝的船队在海上漫无目的地漂流，司祭眼中也是一片迷茫沉重的景象：「その日まで陸地も島影も全くみえません。空は灰色に広がり、時々まぶたに重いくらいの薄陽が船にさします。我々は悲しみに打ちのめされて、白い牙のような波の歯をむきだしている冷えたい海にただ眼をやるだけでした。だが神歯我々を見棄てられなかったのです」([7], p.31)。此处自然描写尽管是「陸地も島影も全くみえません」、「空は灰色に広がり」以及「重いくらいの薄陽」的一片令人绝望的光景，但「白い牙のような波」在主人公看来，依然充满希望，“神并未抛弃我们”。“白”在基督教中是“无罪”、“纯洁、圣洁”的象征，“光”则意味着“天使的微笑”([9], p.391-392)。困境描写中的圣洁场景展现，同样反面烘托出了司祭心中对信仰的热爱和一往无前的决心，突显出疲惫困顿中闪现着的希望和人物积极改善的心态。
抵达日本后，面临衣不附体、食不果腹、居不能安的生存环境，罗德里格的所观依然是美好的。雨天时，司祭并不甘于沉沦，而是幻想着远处的美好：「遠く、そこだけ薄陽の照っている丘を想像する」([7], p.43)；当雨终于停止后，司祭看到「小屋の板戸の隙間から、白い光が一条、さしこんできたのではっきりとわかりました」([7], p.43)。“雨天”对“太阳”的想象以及“雨”停后，“白光”照射进来，可以认为彰显着人物内心始终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从罗德里格出发至入境日本开始传教为止，该阶段的自然描写充满生的希望之感，暗示了人物正积极主动地履行改善行为，以及内心尚存的对于恩师的下落和传教未来的希望和期待。
除此之外，作品多处出现的关于小动物的动态描写，其背后也隐藏了司祭罗德里格对宗教信仰的热情和信心。诸如像前文提到的「飛魚の群れが銀色に光り」([7], p.28)。“鱼”在基督教中被视为主耶稣的象征，此处越出水面的飞鱼，极富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可以视为神的召唤。由此看出在罗德里格内心，传教布道履行的是神的旨意，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所以才会有呈现如此充满神谕的场面。而雨停后把门推开，「雑木林の中から鳥が唄を歌っているのが、湧き出る泉のように聞えてきました」([7], p.43)，此处充满生命力、发出悦耳动听歌声的小鸟，给人一种雨后充满无限希望的喜悦感。远藤本人表示，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喜爱以小鸟等常见的动物来代指耶稣([3], p.92)。此处的小鸟也可以看成是神对于信徒的凝视和传教行为的关注。从灵动生机的飞鱼群，到树林中欢快歌唱的鸟。面对未知的生存境遇，对自然界活力生命的细腻描写，暗示了罗德里格内心对神性的向往，对基督教信仰的荣誉自豪感，以及此刻进行改善行为的坚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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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尽管处于禁教形势严峻大背景下，但从启程至初到日本时，罗德里格所述的自然景观大致充满着希望和美好，并根据上述分析可知，作者运用这样的自然描写原因有二，首先是暗示人物内心对于宗教信仰的笃信和热爱、骄傲与自信，并渴望将福音传播到世界各处的信念，即证明费雷拉清白以及用教义滋养异教风土的强烈主动的改善决心。远藤周作在「一枚の踏絵から」([6], p.181)中指出，费雷拉能够不畏千辛万苦，来到日本传教，除了所谓的冒险精神，更大的动力在于其将基督教当做普世真理的信念、内心传教的巨大激情以及为东洋人提供帮助的心意；如果没有这些，司祭是很难克服众多的苦难的。由此，可知作者在《沉默》中该阶段采用积极的自然描写叙事策略，其目的就是展现人物内心强烈的改善动力，加强上述叙事效果。其次为后续情节发展提供一个类似于“过山车”下坠前的缓慢铺垫，使得情节发展更为戏剧化，令读者产生一种冲击感。
3. 绝望的自然：不断恶化的现实
布雷蒙认为，当开始序列的功能，即改善和恶化出现以后，叙述者的行动可能达到目的，也可能未达到目的([4], p.154)，也即是说，行为的后果具有未知性，改善行为的后果可能是持续恶化的状况。在《沉默》中，随着司祭抵达日本并力图改善恶劣的传教情势，故事发展逐渐进入未知的变化过程。在抵达日本不久后，因为传教活动频繁司祭们最终被官兵发现，从而间接导致了村民一藏和茂吉的死亡，状况不断恶化；亲眼目睹残酷殉教过程的罗德里格与同伴被迫分离，他开始了山中的逃亡，面对极大的生存困境。后由于弃教者吉次郎的出卖，最终被捕，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恶化的第一步开始于接受官兵盘问并首次亲眼目睹殉教的过程。恶化的表达隐藏在对于“雨”的描写转变上。“雨”一改之前的轻松余裕的状态，被赋予了沉重、灰暗甚至腐朽的特征：「梅雨が始まりました。毎日、途絶えることなく細かい雨が降ります。この梅雨は全ての表面も根も腐らせてしまうほど陰鬱な者だと初めて分かりました。部落歯まるで死人のように荒涼としています」([7], p.71)。茂吉、一藏拒绝踏绘弃教并再次被官府带走，整整十日村民苦苦等待但仍杳无音讯，罗德里格在目睹了信徒们在残酷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痛苦挣扎之后，对于一直未曾显现提供帮助的神的高大伟岸的形象，心中开始出现质疑。“雨”特征与司祭初到日本有关雨的描写成了鲜明的对比，“绝望”的色彩开始展现，可以说，这种陡然转变暗示了司祭内心信仰出现裂痕，也注定了接下来的改善行为不会一帆风顺。
在第一步，除“雨”的意象转变之外，色彩由明至暗的变化也暗示了恶化的到来。在茂吉和一藏被关押十日之后，最终被决定施以殉教处罚。他们被绑在海中央的木桩上，任海浪击打，最终力竭而亡。据笔者统计，在殉教的二十日至二十四日期间，包括「暗い」、「灰色」、「黒い」等颜色在内，作者描写海岸、礁石共使用了5次与黑色相关的沉重、冷郁色彩。兼子盾夫([10], p.46-73)指出，根据基督教美术色彩论，黑色是恶魔支配下的，代表死亡的颜色。此处高频出现的“黑”、“暗”色彩暗示了死亡和牺牲，烘托了日本当时禁教政策的严酷，侧面暗示了改善的不易性和恶化的必然性。茂吉和一藏咽气时的自然描写在平淡的叙述中将该阶段的氛围引至高潮：「午後、再び潮が少しずつ張りつめ、海がその黒い冷たい色を増し、杭はその中に沈んでいくようにみえます。白く泡立った波が時々、それを越えて浜辺に打ち寄せ、一羽の鳥がすれすれに海をかすめ、遠くに飛び去っていきました。これで全てが終わったのです」([7], p.74)。“黑冷的色彩转浓”，死亡的绝望加重；“鸟”飞向远方，意味着“生”的希望消失，两条生命彻底结束。平淡客观的叙述反衬出罗德里格内心巨大的痛苦和绝望，表现了主人公对神毫无作为的旁观者姿态的强烈疑问，暗示了其内心信仰的裂痕和后续改善行为的困难性进一步加深。
由于第一步的恶化——“抓捕–审问–殉教”没能得到遏制，导致进一步的恶化到来。罗德里格由于“连累”了众村民而被认为是“祸害”，被“抛弃”后不得已开始在山中流浪，与吉次郎相处后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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