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一）“古诗十九首”综述
《古诗十九首》原为梁代萧统《文选》“杂诗”类的一个标题，包括汉代无名氏所作的十九首五言诗。它们不是一人一时之作，也不是一个有机构成的组诗。
“古诗”的原意是古代所作的诗。约在魏末晋初，流传着一批前代文人所作的五言诗，既无题目，也不知作者，其中大多是抒情诗，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被统称为“古诗”。清代沈德潜说：“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说诗晬语》）两晋南朝时期，这批“古诗”被奉为五言诗的一种典范。西晋陆机曾逐首逐句地摹仿了其中的12首。东晋陶渊明、宋代鲍照等，都有学习“古诗”手法、风格的《拟古诗》。到了梁代，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更从理论上总结评论了“古诗”的艺术特点和价值，探索了它们的作者、时代及源流，并大体确定它们是汉代作品。同时，萧统《文选》，以及陈代徐陵《玉台新咏》又从诗歌分类上确定了“古诗”已形成了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专类名称。它与两汉乐府歌辞并称，专指汉代无名氏所作的五言诗，并且发展为泛指具有“古诗”艺术特点的一种诗体。而《古诗十九首》便在文学史上占有“古诗”代表作的地位，这一标题也就成为一个专题名称。
“古诗”作品在梁代尚存59首（参见钟嵘《诗品·古诗》），但今存仅30首，包括《古诗十九首》在内。在梁、陈时，对“古诗”的作者和写作年代，已引起疑议。刘勰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即枚乘）；其‘孤竹，（指“冉冉孤生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说：“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指曹植、王粲）所制。”（《诗品》）大约由于“疑莫能明”，萧统《文选》把所选19首诗都归之无名氏，然而徐陵《玉台新咏》却又把其中的8首确定为枚乘《杂诗》。这样，在大体肯定“古诗”为汉代作品的同时，对于其中是否有西汉枚乘、东汉傅毅、汉末魏初曹植、王粲的作品，究竟是两汉产物或者都是东汉作品等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如明人王世贞就猜测其中“杂有枚生或张衡、蔡邕作”（《艺苑卮言》）。现代学者大多摆脱了前人成见的纠缠，主要根据《古诗十九首》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具有某些共同特点，指出它们“虽不是一个人所作，却是一个时代——先后不过数十年间所作”，并论证它们应是东汉后期安、顺、桓、灵帝年间，约公元2世纪的作品（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取得了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
东汉桓帝、灵帝时，宦官外戚勾结擅权，官僚集团垄断仕路，上层士流结党标榜，“窃选举、监荣宠者不可胜数也，既获者贤己而遂往，羡慕者并驱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徐幹《中论·谴交》）在这样的形势和风气下，中下层士子为了谋求前程，只得奔走交游。他们离乡背井，辞别父母，“亲戚隔绝，闺门分离，无罪无辜，而亡命是效”。然而往往一事无成，落得满腹牢骚和乡愁。《古诗十九首》主要就是抒写游子失志无成和思妇离别相思之情，突出地表现了当时中下层士子的不满不平以至玩世不恭、颓唐享乐的思想情绪，真实地从这一侧面反映出东汉后期政治混乱、败坏、没落的时代面貌。
抒发仕途碰壁后产生的人生苦闷和厌世情绪，是《古诗十九首》中游子诗的共同主题思想。这类诗普遍写到人生寄世，如同行客，寿命短促，而穷贱坎坷。由此引出的不同处世态度，则构成各诗的具体主题。“青青陵上柏”劝人安贫达观，知足行乐：“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不必羡慕王侯权贵穷奢极欲的生活；“今日良宴会”则反语嘲弄，劝人钻营要职，攫取高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
軻常苦辛”；“西北有高楼”感慨世无知音；“明月皎夜光”怨恨不讲交情；“回车驾言迈”讽劝珍惜荣名；“去者日以疏”悲哀死不得归；而“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直截了当宣扬及时享乐：“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纫与素”；“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这些诗毫无壮志豪情，诗中主人公们地位卑贱而热衷功名，羡慕富贵。他们追求功名富贵的热望破灭了，变得心灰意懒，厌世弃仕。他们的达观、嬉笑、哀鸣、怨愤，甚至颓废放荡，实则都是在政治上失望至于绝望心理的表露。
《古诗十九诗》中抒写离别相思的诗，大多是思妇闺怨，但也有游子乡愁。这类诗的共同主题思想是表达离恨之苦，希望夫妻团聚，怨恨虚度青春。由于作者们取材和侧重点不同，因而诸诗各有具体主题。“行行重行行”写一个思妇因丈夫久出不归而思念、担忧；“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青青河畔草”写一个娼女出身的思妇春怨：“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冉冉孤生竹”写一个新婚离别的思妇怨伤青春蹉跎：“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凛凛岁云暮”通过思妇深秋夜梦，渲染夫妻欢会的渴望；“孟冬寒气至”用思妇珍藏丈夫家书的功节来突出她的忠贞；“客从远方来”描写思妇接到丈夫来信，充满爱情的喜悦；“明月何皎皎”以思妇闺中望月情景，表现她为丈夫忧愁不安；“迢迢牵牛星”借牛郎、织女星故事，比喻思妇盼望丈夫的愁苦心情；而“涉江采芙蓉”则以采芳草赠美人的习俗，写游子思念妻室。这些诗，实质上是祈求社会安定，家室团聚，能过正常的恩爱夫妻生活。然而由于政治混乱，社会不安，这样的愿望往往难以实现，因而这些诗都流露着浓厚的感伤情调，蕴含着对当时社会政治的深刻不满。
《古诗十九首》艺术成就相当突出。作者们大抵属于中下层文士，熟悉本阶层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情绪，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诗歌艺术上继承了《诗经》、《楚辞》的传统，吸取了乐府民歌的营养。《诗经》的赋、比、兴表现手法，在“古诗”中得到广泛运用。有的作品还在题材、语言、意境等方面，表现出《诗经》的影响。如“迢迢牵牛星”，写织女星“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发展了《诗经·大东》“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的想象；“明月皎夜光”中“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的比兴，提炼《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等语而成；“东城高且长”中“《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的感慨，更直接引用《诗经》作品。而“涉江采芙蓉”则显然受到《楚辞·九歌》的影响和启发。但“古诗”与乐府民歌的关系最为密切，其间并无鸿沟。“古诗”形式原是学习、模仿乐府民歌的，许多作品留有乐府四句一解的痕迹。有的“古诗”作品本属乐府歌辞，如“生年不满百”来自乐府《西门行》古辞。不少“古诗”作品有浓厚的民歌风味，如“行行重行行”回环复沓，排比重叠；“青青陵上柏”晓喻通俗；“迢迢牵牛星”以民间传说为题材；“客从远方来”用双关隐语表相思；“冉冉孤生竹”、“凛凛岁云暮”等抒请诗都采取叙事方式倾诉衷情，运用比兴手法渲染烘托，使作品增强了民歌情趣。但“古诗”的形式、技巧较之乐府民歌更为细致工整。
刘勰概括“古诗”的艺术特色是，“给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以《古诗十九首》而言，它把深入浅出的精心构思，富于形象的比兴手法，情景交融的描写技巧，如话家常的平谈语言融合一炉，形成曲尽衷情而委婉动人的独特风格。其中的游子诗多属感兴之作，寓有哲理，意蕴深长，耐人寻味；而思妇诗意在动人，所以形象鲜明，感情含蓄。前一类如“青青陵上柏”，它以“陵上柏”、“涧中石”起兴，而后如同闲话，却有层次，有对比，在描写小民适意娱乐和王侯穷奢极侈的情景中自然流露褒贬，结语“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稍加点破，引人思索。“明月皎夜光”则以悲秋起兴，铺排秋夜明月繁星及时节物候变化，渲梁炎凉气氛，然后直截指责朋友不相提携，结语点破不讲交情，“虚名复何益”，借以警世。后一类如“行行重行行”通篇倾诉别离相思之苦，似乎脱口而
出，信口絮叨，实则从追叙远别到强作自慰，随感表发展，波澜起伏，结构精致，衔接自然，而以直白为主，穿插比兴，语言精练，形象明快，确是“古诗”独特艺术风格的代表作。他如“冉冉孤生竹”、“凛凛岁云暮”等篇也都具有同样的艺术特点。比较起来，“古诗”中思妇诗更能代表“古诗”的艺术特点和成就。
在文学史上，《古诗十九首》所代表的东汉后期无名氏五言诗，标志着五言诗歌从以叙事为主的乐府民歌发展到以抒情为主的文人创作，已经成熟。无名氏诗人们所反映的中下层士子的苦闷和愿望，在封建社会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典型意义。他们所创造的独特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适合于表现感伤苦闷情绪，为后世文人所喜爱和模仿。因此，他们的作品在梁代已获高度评价，刘勰推崇它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称它“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学习、摹拟、继承发展“古诗”手法、风格的诗歌创作，始终不绝如缕，可见其影响甚为深远。
（参见 倪其心《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二）研究综述
关于《古诗十九首》作者及创作时代的研究。关于作者，古代的研究者就有“枚乘说”、“傅毅说”、“曹王说”、“蔡邕说”、“文选楼中学士删减说”五种，但大多认为非一人一时之作；关于创作年代主要有“两汉说”、“东汉末年说”、“建安说”等。对《古诗十九首》作者及创作时代的研究在梁代形成第一次高潮，诗选家萧统、徐陵与诗论家刘勰、钟嵘等人对于《古诗十九首》中的作者问题，各有不同意见，但对其创作年代都倾向为两汉之作。其后，唐代的李善在其《文选注》中，以诗中词语内证十九首中有东汉的作品。释皎然在《诗式》又有新的说法，指出《青青河畔草》为蔡邕所作，清代吴淇在《古诗十九首定论》中承其之说。其后宋代蔡居厚，元代刘履，明代王世贞、胡应麟，清代宋长白、王士祯、李重华、郎廷槐、姜任修等，都谈到年代与作者问题，其中明代王世贞认为“盈盈楼上女”一句犯西汉惠帝讳，因此推测这首诗盖不出于西汉。郎廷槐《师友诗传录》载张笃庆言“相其体格，大抵是西汉人口气”，此乃最早从诗体风格上的判断。比较特别的是姜任修在《古诗十九首绎序》间接引用朱彝尊所述：是文选楼中学士裁剪短句作五言“移易前后，杂揉置之，隐没作者姓氏”。第二次高潮是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与前人感悟式的三言两语，缺乏严密考证的研究相比，这个时期的研究逻辑严密，考证也较详实。最有影响的当属梁启超，梁将考证与直觉结合起来，观点新颖，有坚实的理论支撑。据他估计《十九首》产生之年代，大概在公元120年至170年约50年间。其后俞平伯、隋树森、郑宾于、罗根泽、陆侃如、逯钦立、萧涤非、游国恩、朱自清等众多学者引经据典，发表了不少个人看法，多数人都支持《古诗十九首》创作于东汉末年的说法。这个时期徐中舒、胡怀琛的“建安说”承接古人的说法，因考证详备，颇具说服力，也成为一家之说。第三次高潮当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马茂元、郑孟丹、倪其心、李炳海、李泽厚、赵敏俐等学者，有的另辟蹊径，从不同角度如从文学体裁发展或依据《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等方法来判断支持“东汉末年说”，特别是张茹倩、张启成、赵敏俐等对以前的讨论重新审视，重新回到“两汉说”。总的来说，现代学者对作者与创作年代问题的探讨，基本上是承袭古人的说法，并无新见，但从不同角度提供了较为详实的论证。
对于题旨的探索，自唐至清代，占主导地位的是传统的“比兴”说诗观念。首先，在唐五臣笺注中渗透的是“臣不得于君”、“忠人被逐”、“士不遇知己”的阐释，强调诗歌的寄托、美刺作用，自唐代至清末的许多专书多持此观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清代，有大量研究者表现出对《古诗十九首》的阐释热情，专著数量之多达到空前，有十几种之多，另有大量的论著涉及，《古诗十九首》在当时已成为独立的显学。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张庚《古诗十九
大学语文《行行重行行》资料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