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辟蹊径的书院史力作——读肖永明教授《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视野中的书院》
作者： 王胜军
来源：《大学教育科学》 2013年第3期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发表“书院的历史与精神”、“书院制史略”两篇文章至今，中国的书院研究已经走过了九十年的历程。在这九十年中，相关论文发表2000余篇、专著出版
70余部，研究成果堪称丰硕。其中，某些开创新范式、开辟新方向的成果，无一不是独辟蹊径，发前人之未发，导来者之先路，从而成为书院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肖永明教授《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视野中的书院》(商务印书馆，2012年10月出版）一书从社会文化角度对书院与儒学在社会中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详密考察，既有新方向的开辟，也有新观点的提出，还有新方法的使用，堪称别开生面。可以预言，它也必将成为书院研究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论著。
该书从社会文化的特殊视野考察了书院与儒学的关系、拓宽了书院的内涵。在以前的研究中，学术界或致力于书院历史的梳理、或覃思于书院制度的变迁、或究心于书院与文化的关系。其中，儒学与书院的关系也是相关研究的重要方面，以书院与学派、理学家与书院、书院儒学教育等为主要内容，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一方面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肖教授的新作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探讨书院与儒学的关系，书中集中考察了宋元时期的理学发展与书院相互作用、明代阳明心学的兴起对书院讲学的影响，特别是勾勒出了书院学术研究与儒学传播的地域性特征的关系及其对地域文化的地理格局的影响。在肖教授看来，书院是外在的“形”，儒学是内在的“灵魂”，“书院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作为儒学的一种象征物而出现的，与儒学有着天然的联系。书院的教育活动，也是紧紧围绕着儒学而展开的。”同时，该书又放大视角，将对儒学与书院关系的考察放置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之中，放眼于书院与学术、书院与文化教育、书院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社会文化角度阐释了书院的讲学、藏书、刻书、祭祀、教化等多方面的功能，并在这个基础上，给予了书院一些新的定义。他认为“书院是儒家文化的重要象征，是儒学的研究、阐发、积累、传播的基地”，“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组织，与社会大系统中的其它部分存在着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主流思想的儒学向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士人阶层及民间社会传播、渗透，塑造社会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念，并进而影响社会生活习俗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过程中，书院的作用是难以替代的。”对学术界争议甚多的书院内涵做出了理论上的拓展。
该书以其独特的视角对书院史中某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对于书院与儒学的关系，以前的相关研究往往只是将两者作一种直接的联接，将理学家的思想视作书院的实际水平和教学结果，对于两者“所产生的实际关联或影响的具体线索，却往往一笔带过，语焉不
详”；而该书在考察书院与儒学的具体互动过程中，一反多数研究对北宋“四大书院”的强调，指出南宋才是书院发展和理学传播的高峰，认为北宋虽然出现了周敦颐、二程、张载等许多理学家，但是这些人学术地位并不高、学术传播范围有限，因而社会影响也不大。相对于一般研究中强调理学家对书院的重要作用，该书还以更加广阔的视野将社会各阶层的人群都纳入其中，分别考察了君主、地方官员、家族和士人等社会力量对书院事业的推动，并进一步分析了这几类人群创建、发展书院的动因，这也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对于书院与理学的结合，以前的研究不乏提及，但主要是史料梳理；该书在详细考察理学与书院结合过程的基础上，从理学教育理念与官学教育理念的不相容性、理学理论特点与书院自主性的契合、书院可以为理学传播提供良好的环境等方面分析了书院与理学结合的内在原因。书院官学化问题是书院研究史上的一个热点和难点。该书通过社会文化视角的考察，提出书院官学化是历代王朝对书院进行控制的结
果，“与历代书院发展相伴随，往往是国家权力对书院的改造、收编和控制”，到清朝更是成为依附服务于国家权力的工具。这与一些学者视书院为介于国家权力与家庭利益之间的中间层次的看法大相径庭。书院祭祀也逐渐成为相关研究的新领域。该书在学术界对书院祭祀的初步梳理上，进一步对祭祀引起的书院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加以考察，指出书院大型的祭祀活动不仅有官员主持、参加，地方的士绅、甚至百姓也有机会参与，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教化功能。
该书还采用了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等许多新的研究方法。比如，引入了布莱克马、丹尼斯·H·朗等西方学者的社会学理论，以之考察了儒学、士人与书院的结合及书院社会控制作用，认为书院对社会控制主要体现在文化控制方面，它通过示范的作用、心理与行为法则的培养、文化教育制度的构建、主导社会舆论等手段，达到控制人的文化行为、培养群体成员认同心理和归属心理的目的。该书还借鉴传播学的方法，考察了理学家传播理学思想及学术的多种渠道与途径，如著作的出版流传、授徒讲学等等，认为理学所要传播的，“并不局限于具体的字词训释、名物制度笺注等具体的知识，而主要是一种道德追求、价值取向，希望学者所获得的是精神境界的提升、信仰的确立、道德品质的形成、安身立命的归宿感的产生。”并进一步指出书院在儒学传播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比如在自然环境以及群居共学、相与讲习、相处融洽的组织方式等方面。该书还运用文化学的知识来考察书院，比如分析“地方官员支持书院的目的和动机”时，就认为书院师生“作为一个致力于研究、传习儒学的社会群体，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独立性与封闭性的、具有特定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亚文化系统。”而地方官员也能凭借这个系统能够获得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宿感，也正是这种认同感、归宿感成为这一社会群体创建书院、发展书院的原动力。
此外，该书对现代学者成果的引用极为完备，从胡适《书院的历史与精神》、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到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九十年中的书院研究论著几乎网罗殆尽。对于任何一个问题，肖教授都是先细数前人成果，比如在论及南宋书院与理学结合的内在原因时，就先列之以白新良、徐梓的看法。这种不夺前人之美的做法，既体现了肖教授虚怀若谷的精神，也为学术界展示了书院史某些重要问题相关研究的来龙去脉。同时，肖教授对前人研究成果也持一种极为审慎的态度，比如，书院数量统计随着研究的深入多有刷新，但是该书仍然使用了白新良1995年在《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一书中的统计数据。正是因为该书具有理论上、观点上、方法上以及写作上等多方面的独特和深湛之处，它成为书院研究史上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力作也是必然的。
（作者系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副教授，博士）
独辟蹊径的书院史力作——读肖永明教授《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视野中的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