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缘》与《西游记》之女儿国比较 ——探讨
《镜花缘》背后的
两部小说中的出彩之处，值得细细赏阅。《镜花缘》与《西游记》虽然都是男性作家所写，但是二者在关于女儿国的创作中，对女儿国的描绘却大有不同，不同之处约有三处：
一、二者关于女儿国的创作背景不同。
首先，关于女儿国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山海经》，然而《镜花缘》与《西游记》明显对《山海经》中的女儿国承继有所不同。女儿国，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充满神奇且充满想象的世界，《山海经》对女儿国只是一笔带过，《山海经<海外西经>》中写道：“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门中。”[注：《山海经》，方韬译注.—北京,2011.5(2015.5重印)。]说的是女子国在巫咸国的北边，有两个女子居住在这，四周都被水环绕。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她们住在一道门里面。[《山海经》，方韬译注.—北京,2011.5(2015.5重印)。]在《大荒西经》中同样有这样一句话：“有女子之国。”[同上。]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女子国或者说女儿国确实是由来已久，尽管不知道历史上是否真的出现过这个国家，但这丝毫不妨碍人们对它的想象，或者可以说正是由《山海经》中关于女儿国的寥寥几笔的记载，才给后人创二者关于女儿国的描写上却完全不一样。《镜花缘》中，唐敖一行人到了女儿国，多九公邀请唐敖到女儿国游玩，唐敖因听说过唐三藏西天取经路过女儿国，几乎被国王留住，所以不敢上岸，作者李汝珍这时候就直接借着多九公的口来说明此处的女儿国与《西游记》中的女儿国并不一样，“这女儿国非那女儿国可比”，这里的女儿国另有不同，因为在此处的女儿国中，
“历来本有男子”，与天朝一样，而这里与天朝不同的是，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注：镜花缘/（清）李汝珍著；班谷点校.—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12。]，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同上。]。这种“男治内事”、“女治外事”的模式也是有男有女，男女配合，不过是将女子与男子的角色或者确切的说是将男女的社会地位颠倒了过来，而在《西游记》中，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女儿国被称为西梁女国，“那里人都是长裙短袄，粉面油头，不分老少，尽是妇女”[西游记/（明）吴承恩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西梁女国境内全是妇女，是没有男人的，看到唐僧师徒四人只是边笑边鼓掌，冲着唐僧师徒四人欢笑道“人种来了！人种来了！”好似没有见过男子，看到国中出现男子甚是惊异，须臾间人就塞满了街道，充斥着各种调笑声。这与《镜花缘》中的女儿国大不相同，也更充满想象，也更加充满神话色彩。因为西梁女国有女无男，她们以水来繁殖，国中有条“子母河”，这里的人待到二十岁以上，才可以去喝那河里的水，喝完水之后便会觉得腹痛有胎。到了三天后，便去照胎水边照去，若是照得腹内有了双影，那便意味着该女子会降生孩子，异于常人的繁衍方式与那条神秘的子母河似乎更符合《山海经》中“水周之”的描写场景。从这里可以看出，《镜花缘》与《西游记》中的女儿国虽都是由《山海经》而来，但是对《山海经》的承继是不同的。
其次，《西游记》创作于明朝中后期，此时皇权高度集中，统治集团日趋腐朽，宦官专权加剧党争。政治上的混乱伴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使得统治阶级的逐渐放松了对思想领域的控制。思想领域逐渐活跃的重要契机是陆王心学的兴起，《西游记》基本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编纂而成，虽然王阳明心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强调“本心”，但是人们在探寻内心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对七情六欲的追求。所以许多思想家文学家纷纷扬起求世俗爱好个人情欲的旗帜。如李贽“私者，人之心也，
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汤显祖的“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以及袁宏道的反对“内欺己心，外拂人情”等等，在社会上兴起了高扬个性和肯定人欲的思潮，这一思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冲击僵化的思维，打破禁锢思想的樊笼，但过度的“标新立异”、荒唐怪诞的行为有损于社会的正常秩序，以至于出现一些败坏道德的非理性文学作品，污染了文学的理性道德环境，但当时整个封建势力还比较顽强，这种思潮比较脆弱和凌乱，所以很快的衰落。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吴承恩仕途不顺，不难理解他会在《西游记》中寻找本心，女儿国在西游路上，是九九八十一难的其中之一，是必须要克服的，是“灭人欲”表现与象征之一。这无疑代表了大多数文人的看法，尤其是接受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教育思想影响下生长的文人，即使西梁女王大胆求爱，反映了追求爱情，追求个性解放的理念，但是女子会妨碍男人建功立业的想法更深入人心，产生了一些符合时代的进步思想，但无法摆脱封建礼教与宗法文化的禁锢，从中可以看出封建伦理道德对女性的歧视与压抑。而到《镜花缘》创作之时，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引起了一批学者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对社会历史进行反思，学术思想发生了深刻地变革。他们大都反对宋明理学，抨击摒弃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不务实学的学风，主张经世致用，尤其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更是对封建君主制度做出了无比激烈的批判。至清中叶时，清初的启蒙思潮虽有所受到扼制，但随着社会矛盾的日趋激化，在文化学术领域，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又重新振奋。汉学家戴震的“由词以通道”的治学方法，使他进入了对理学问题的研究和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他在《孟子字义疏证》说“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认为“人伦日用，圣人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权之而分理不爽，是谓理”[注：中国文学史.第四卷/袁行霈主编.—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2013.12重印）。]，也就是说理解天下所有人的情感，满足天下人的愿望，对“人伦日用”进行权衡没有差错的就是理。以此来批判宋儒的“以理杀人”，
说上位者用理来责令下位者，给下位者定罪，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人死于法，还有值得可怜的地方；死于理，有谁去可怜那些人呢？这更是对封建伦理制度的讽刺与批判。汪中也发表了与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相悖的观点，在《述而·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节议》中，他反对妇女在丈夫死后殉节的“妇道”，认为这本来就是不理解理却说这种妇道是守礼的表现，并因此损害了妇人的生命，真是悲哀。《镜花缘》无疑受到了这些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女儿国中作者颠倒了男女的社会角色，为男性展示了女儿国中男子的生活处境，更是在三十三回中让林之洋亲自体验了一把男子缠足的痛苦。不难想象在那个读者大多是男性的时代，这样一幅场景会给他们造成多大的心理影响，会给他们以往的认知造成多大的冲击，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冲击了封建纲常伦理制度和封建礼教。
二、女儿国在两本书中的创作侧重不同。
《镜花缘》是一部藉学问驰骋想象，以寄托理想、讽喻现实的小说，既是讽喻现实、寄托理想，那在女儿国中的种种描写皆发人深省。在三十三回“粉面郎缠足受困”一回中，详细地描写了林之洋是如何受困缠足穿耳的，先“把右耳用指将那穿针之处碾了几碾，登时一针穿过”[注：镜花缘/（清）李汝珍著；班古点校.—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12。]，左耳也是一样，用手在穿针之处碾上几碾，而后一针穿过。之后“用些白矾洒在脚缝内，将五个脚趾紧紧靠在一处，又将脚面用力曲作弯弓一般，即用白绫缠裹；才缠了两层，就有宫娥拿著针线上来密密缝口：一面狠缠，一面密缝。[同上。]”在宫娥的监视下，林之洋丝毫不敢放松，夜间被两足疼醒，将白绫解开却被大王下令打板子。两脚痛极却仍要下床来往走动。“未及半月，已将脚面弯曲折作两端，十指俱已腐烂，日日鲜血淋漓。”[同上。]最后“那足上腐烂的血肉都已变成脓水，业已流尽，只剩几根枯骨，两足甚觉瘦小”[同上。]。林之洋的缠足场面成为唐敖一行人出游到女儿国描
写重点，涉及女儿国的章节从三十二回至三十七回共六回，而描写林之洋的缠足场面描写足足有一回半，可以想象关于缠足的描写是如何详细，如此才能让读者深刻地感受到缠足穿耳是多么的痛苦与泯灭人性。作者李汝珍如此详细地描写缠足穿耳场面，强调缠足穿耳给人带来如此大的身体伤害和精神伤害，毫无疑问是在揭露以缠足穿耳为代表的这种封建陋习给人带来的戕害，深刻地批判了残害女性的封建陋习以及其背后的封建纲常伦理道德，彰显了作者在当时那个时代进步的女性意识。而《西游记》中的西梁女国，在整篇小说中所占篇幅并不大，仅仅是唐僧师徒四人西游路上九九八十一难中的其中之一。在女儿国这一大部分中，又分为两个小部分，第一个小部分是唐僧与猪八戒误饮子母河中的水的故事。这是女儿国这个大的故事背景下的一个小小的暗线，唐僧与猪八戒虽肚子大了觉得“腹痛有胎”，读起来有些令人发笑，但这却不是故事的焦点。焦点在孙悟空到破儿洞落胎泉取水之时，就在此时引出了唐僧师徒四人与牛魔王家族的恩怨，一方面与前文在火云洞收服红孩儿的情节形成照应，另一方面又为之后向铁扇公主三借芭蕉扇埋下伏笔，而在落胎泉取水之时与如意真仙的打斗虽篇幅不多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链接了全文降妖除魔的一系列故事。第二个部分就是唐僧被女儿国招亲的故事。女王招亲是作为女色诱惑成为西游中的一难，女王在听到驿丞的禀告之后“满心欢喜”，当即说道愿以一国之富，招唐僧为王，自己为后，与他一起阴阳配合，生子生孙。西梁女王愿以一国之富，一国之权招唐僧为婿，于唐僧来说，莫不是取经路上的一大难，因为比之西游路上其他关于女色的诱惑，一方面来说女王是作为人而不是妖的身份，这于唐僧来说就不存在生命安全的威胁，仅是俗世中的一次缘分。另一方面来说女王容貌也不输于他人，文章中用了大段文字来描写女王的容貌，“眉如翠羽，肌似羊脂。……月里嫦娥难到此，九天仙子怎如斯。宫妆巧样非凡类，诚然王母降瑶池。”[注：西游记/（明）吴承恩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女王的花容月貌不似凡人，堪比天上的王
《镜花缘》与《西游记》之女儿国比较 ——探讨《镜花缘》背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