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绣，艰难重放的鲜花
文／沈嘉禄
【期刊名称】小说界
【年(卷),期】2015(000)005 【总页数】6
通过《天香》重返顾绣的历史现场
当我得知王安忆以顾绣为题材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天香》时，心里不免一记咯噔。我知道，与瓷器、漆器、竹雕、玉雕等早已商品化的“中国制造”相比，属于闺阁秘辛的顾绣，它的文献记载一直比较匮乏，发展线索也影影绰绰。以此为题材创作一部小说，极有可能太过技术化而成为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当然，顾绣所留下的巨大空间，也给小说家驰骋想象力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我网购了这本小说，却没有马上阅读，让它在书柜里躺了两年，直到前不久才用一周多时间来细嚼慢咽。当我将这部长达32万字、密度很高的小说最后一页读完，稍稍松了一口气，在当今中国文坛，没人比王安忆更适合写这样的一部小说了。
王安忆是生长、生活在上海并在上海书写的作家，她已经成功破译了上海多个历史时期的神秘编码，她有着女性特有的洞察力和感悟力，还有超凡的想象力和掌控力，她也与明清两代隐匿于露香园花木幽深处的绣娘一样，有着超乎常人的缜密与定力。王安忆为我们重返历史现场设置了一切：时代背景、故事、人物、气氛、语言以及工艺流程，还有属于那个时代的偶然性。最终，王安忆还要将读者从历史涵洞中引领出来，用现实世界的阳光来驱散可能一路跟随读者的那抹阴影。
在这部小说中，一切对手艺的详尽描写都不是根本目的，“一个士绅家族的由兴到衰的命运兴衰和上海本地文化的消长更替”也是一个可以想象的传奇，王安忆更想提醒读者的是：在恐龙般疯狂生长的电子时代，我们对日益沦落的手艺精神应持何种态度？她甚至想告诉我们，在一个封闭空间中的女性，是如何通过一种注定要走向末路的艺术，来抵消社会的动荡，满足精神上的愉悦，最终获得人的尊严。
进入人的内宇宙，引爆它的巨大能量，是小说家的终极目标。
虽然在王安忆创作《天香》之前，我已经在关注顾绣了，但我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进行观察和思考的，工艺学、社会学、市场学等路径我都去窥探了一眼，倒没有想过顾绣这样的“东西”能否演绎成一部小说，而看了《天香》之后，我认为这应该是顾绣以文学形态呈现的最好归宿。在小说中，天香园、申明世、沈希昭、闵氏、计氏、蕙兰、愉园彭家、日涉园等人物与景物，都与史实有所对应，她甚至还引进了大名鼎鼎的徐光启、利玛窦，只不过有时故意错位，外省读者可能浑然不觉其中的奥妙，而对上海史略有知晓的土著，就能发出会心一笑。这也是小说让我似曾相识、妙趣横生的地方。 当然，千针万线，最终都要从人物身上穿过。
王安忆在接受《羊城晚报》的记者采访时讲道：“我要研究的是，一户这样的大户人家，究竟是怎么败落的？我写了他们对奢华的无限追求，表现在很多细节描摹上，但我无意把他们放在道德中去进行衡量，说到底声色犬马的一切，我是喜欢的，它是道德之外的一个世界。”正是因为这是一个会享乐的家族，最后才会落得女眷们的针黹成为维持家道的生计，天香园绣应运而生，“在写作过程中我目的明确，所有铺排都是为了让顾绣跃然于世”。
顾绣的源头可能在宋代宫廷
提起顾绣，不能不将中国刺绣艺术的脉络稍稍梳理一下。刺绣的出现，从文献记载上可追溯到尧舜时期，但这很可能是人类神话时期的一个传说。比较靠谱的事情发生在1974年，考古队从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室的淤泥中出土了我国迄今为止最早的锁绣残痕——也就是说，刺绣本身早已烂得比豆腐渣还豆腐渣了，只有一点细若游丝的痕迹。好在之后有相当数量的战国秦汉时期的楚墓出土了刺绣品，不仅图案装饰美观，而且色泽灿烂艳美。上世纪八十年代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绣衾和禅衣上，绣工用“辫子股”的针法绣出了龙凤虎和花卉。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数件女性墓主使用的绣品，同穴的竹简中还记载了“信期绣”、“乘云绣”、“长寿绣”三种刺绣的名称，与实物对照，绣法已经很复杂了。我也曾在长沙一处汉墓的出土文物中看到刺绣与丝织品，其精美程度，令人难以相信是两千年前的工匠用手工做出来的。接下来是唐宋，生活高度艺术化的两大朝代，刺绣艺术理所当然地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宋代，随着书画艺术的繁荣以及皇室对刺绣的重视，便出现了绘画与刺绣相结合的画绣，刺绣从此分出纯欣赏性的画绣与实用性刺绣两大类。 那个治国理政一塌糊涂、书画功底却相当了得的宋徽宗就在宫中设立文绣院，集中天下最优秀的绣工三百多人，先请宫廷画师描绘刺绣范本，然后交由绣娘飞针走线，绣品与水墨画的艺术效果相似，画绣迅速成为一种体现当时文人雅士的格调、结合当时最齐全的数十种技法的艺术品。画绣的产生，标志着这一艺术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明人文震亨在《长物志》里这样记载宋绣：“宋绣，针线细密，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不可不蓄一二幅，以备画中一种。”当时风气，有钱人
顾绣,艰难重放的鲜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