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刚】德国浪漫派的“哲学观”
一
哲学虽然一向面临着各种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它本身却很少成为一个问题，至少在近代风起云涌的哲学革命(以笛卡儿和康德为代表)之前是如此。长期以来，人们所理解的“哲学”首要是指亚里士多德制定的“第一哲学”，即以“To on he on”(“作为存在的存在”或“存在自身”)为考察对象的形而上学。但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本人是在宽泛得多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术语的，他所说的“哲学”来自古希腊传统的“Sophia”(智慧)观念，而“Sophia”不仅指对各种事物的本质和内在关系的认识，而且特别指那种把这些认识运用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能力。亚里士多德使用了一个及物动词“philosophein”来标示这种获得和运用“Sophia”的活动，它指向的不只是存在自身，而且可以是任何有意义的事物。因此，哲学既是形而上学，也是认识论；既是包括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在内的“理论科学”，同时也是包括伦理学、政治学等在内的“实践科学”。这与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Sophia”完全吻合。
因此，当近代各门具体的科学纷纷独立出来，并以实验方法取代传统的思辨方法时，主要遭受冲击的是亚里士多德无所不包的“Sophia”观念。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哲学也仅仅是丧失了一些领地而已，其合法性和意义并未遭到质疑，毋宁说，哲学对于认识和真理的推崇，对于认识的本质的反思，对于认识方法的探索等，都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为那个求知若渴的时代深深打上了所谓“认识论中心主义”的烙印。与此同时，遭到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冲击的形而上学也在笛卡儿、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捍卫之下毫发无损。“哲学”一般说来仍然是一个高贵而令人肃然起敬的字眼，人们乐于把它和各种形形色色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对此，克里斯蒂安·沃尔夫有一句名言：“哲学是关于一切可能事物的科学。”[1]其后果是，“农耕哲学”、“裁缝哲学”之类说法比比皆是，亚里士多德的“Sophia”观念似乎陷入了一种漫画化的处境。[2]
这个局面被康德改变了。康德为当下的哲学所规定的任务是“Kritik”。这个通常译为“批判”的词虽然具有、但并不总是而且主要也不是批评和抨击的意
思，而是意味着由理性来实施的“探究”、“审查”、“检讨”、“反思”等。因此，康德仍然是立足于笛卡儿以降的理性主义传统之中。[3]康德庞大的理性批判计划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它带有很浓重的“奠基”色彩，确切地说，康德不仅把哲学看作是对于理论方面的认识，而且看作是对人的实践生活来说具有根本性意义的东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区分了“科学”(Wissenschaft)和“智慧”(Weisheit)。这两个概念本来都是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Sophia”观念，但在这里却被明确区分成两个东西，前者指向理论，后者指向实践。因此，康德说道：“一切哲学既是自我认识也是自律，既是科学也是智慧。”[4]同样，他在另一处说道：“哲学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其目标不仅是科学，而且也是智慧。”[5]晚年的康德越来越偏重于实践方面，他所强调的更多是实践意义上的“智慧”而不是理论意义上的“科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道：“‘哲学’从字面意思来看就是对智慧的爱。”[6]——从字面意思来看，康德对于“哲学”的理解经历了从亚里士多德式的“智慧”到柏拉图式的“对智慧的爱”的转变。
把“哲学”理解为“对智慧的爱”或“爱智慧”，这个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但在康德那个时代并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观点。实际上，正如黑格尔所强调的，常识未必就是真知，“哲学”与“爱智慧”之间实际上并不能轻易地画上等号。这是因为，“智慧”(希腊文的“Sophia”，德语的“Wissenschaft”及“Weisheit”)这个概念本身具有复杂的含义，而不同的哲学家在这个概念里所关注和强调的往往是不同的东西。不仅如此，甚至“philosophia”一词的前缀“philo-”在各个哲学家和古典语文学那里也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有人就认为它不应被解读为“爱”(philein)，而是应该被解读为“朋友”(philos)，因此“philosophia”原初的意义乃是“智慧的亲密朋友或伙伴”。[7]对康德来说，他真的是很朴素地从字面上的意思来解读“爱智慧”这个词，其目的只是为了强调实践的重要意义和首要意义，但是当这个解读与康德哲学的另外某些核心思想结合起来之后，却产生了康德自己意想不到的后果。确切地说，这就是康德关于“理想”(Ideal)的思想。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辩证论里，理想意味着纯粹理性以先天必然的方式所思想的一个最高对象，但这个对象“不能在经验中被给予”，即是说，既不能在现实中存在，也不能被认识。就像康德反复所说的那样，理想仅仅是一个理想。而在实践哲学里，理想则意味着这样一个道德典范，
是人们应该永远不停追求的目标。人们在行动中应该无限地向着它趋近，哪怕它过去从来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简言之，康德一方面把理想推到了绝对不可触及的彼岸，另一方面又规定我们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都要不断向它靠拢。而现在，如果说“科学”和“智慧”分别意味着理想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完成，那么“哲学”作为对它们的“爱”，就只能是一种向着科学和智慧不断趋近，但永远无法触及目标的追求。
康德这种“无限趋近理想”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席勒和费希特。在1794年《关于学者使命的若干演讲》中，费希特指出，人的最终目的就在于用理性来驾驭一切非理性的东西。但费希特同时也认为：“在人的概念里包含着这样一个意思：人的最终目标必定是不能达到的，达到最终目标的道路必定是无限的。因此，人的使命并不是要达到这个目标。但是，人能够而且应该日益接近这个目标；因此，无限地接近这个目标，就是他作为人的真正使命。”[8]同样，席勒在《秀美与尊严》(1794)中说道：“人的使命诚然是，在他的两种本性之间建立起内在的和谐一致，总是作为一个和谐的整体，而且按照他的整个协调一致的人性去行动。但是，这种性格的美，人性最成熟的果实，只是一个理念。人以持续的专注去符合这个理念，但他在所有的努力中都不可能完全达到它。”[9]在后来的《审美教育书简》(1795)里，席勒继续宣称，审美自由的理念是这样一个无限者：“人在时间的长河里能够逐渐接近，但却永远不能达到它。”[10]感性力量和理性力量至多只能趋向尽可能的和谐，但这种和谐或平衡“在现实中是一个永远都不能达到的理念”[11]。
二
康德的批判思想和实践倾向，他和席勒以及费希特对于“无限趋近理想”的强调等，都给当时聚集在耶拿大学的德国浪漫派的青年才俊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从第一步开始就决定了他们哲学思考的基调。我们在这里尝试以德国浪漫派在哲学方面的两位主要代表——弗利德里希·施莱格尔(1772-1829)和诺瓦利斯(1772-1801)——为例子来分析他们的相关思想。
对于从一开始就倾慕并钻研古希腊诗学的施莱格尔来说，古典的“Sophia”理想(即所有知识和技艺的综合)很自然地在他身上继续发挥着影响。所以他也喊出了一些在今天看来过于崇高的口号：“所有的艺术都应该成为科学，所有的科学都应该成为艺术；诗和哲学应该统一起来。”(SF，87，106)[12]不仅如此，政治、伦理、宗教、史学等都应该与哲学结合。(SF，88，112)施莱格尔和他的浪漫派朋友们期盼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那时，所谓的“协作哲学”(Symphilosophie)和“协作诗”(Sympoesie)将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具有各种特性的人们相互补充，一起塑造出共同的作品。不仅如此，哲学本身的出发点就是追求知识的整全性(Allheit)，谁要是不以此为目标，那么他不仅不是哲学家，而且可以说与哲学根本就不沾边。用施莱格尔的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从事哲学活动就意味着共同一起去寻找全知(Allwissenheit)。”(SF，101)施莱格尔与他的朋友们一起从事的各种具体的创作和研究活动，可以看作是对于那个时代日益明显的思想分裂和学科分化的回应，但问题在于，他们对于“统一”的召唤基本上是口号式的，他们提出了很多“应当”，却没能给出一种具体可行的方法。
就此而言，施莱格尔主要还是处于批判的准备工作阶段。这就很自然地把他与康德、与“批判”联系在一起。哲学首先意味着“批判”，决定着施莱格尔这个信念的，不仅有康德在哲学领域，而且有更早之前马丁·路德在神学领域和哥特霍尔德·埃弗莱姆·莱辛在文艺批评领域里树立的榜样。而今，施莱格尔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因为他把这个批判首先应用到了哲学自身。在《雅典娜神庙》(1798)里，他开篇第一句话就说道：“人们的哲学思考指向各种对象，却绝少对哲学本身进行哲学思考。”(SF，87)在这句话后面不远处，以及在《求学哲学的岁月》(1796-1806)里，施莱格尔又明确说道：
哲学既然批判了出现在它面前的一切，那么对哲学进行批判就不过是一个公正的“以其之道还治其人”。……既然哲学批判了这么多东西，甚至可以说批判了从天上到地下的一切，那么它不妨让人们也来批判一下哲学。(SF，90，157)
施莱格尔在这里的工作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元哲学”，他把对哲学本身进行的批判称作“哲学之哲学”和“哲学的语文学”。后面这个说法并不意味着施莱格尔要做的仅仅是通常文本考据意义上的工作，毋宁说，就像恩斯特·贝勒尔
(Ernst Behler)所强调的那样，“语文学”这个词在施莱格尔这里和康德的“批判”是同样的意思，而且正是施莱格尔对于“语文学”的推崇和重新诠释，在近代为提升这门学科的地位以及推动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SF，Ⅵ-Ⅶ)表面上看来，施莱格尔提出的要求是平淡无奇的：“对哲学的批判必须包含着两个因素：首先是精选古典哲学，其次是清理现代哲学。”(SF，160)但真正要达到“批判”的要求，这些活动必须成为一种艺术，其着重点在于“性格刻画”(Charakteristik)——这是施莱格尔频繁使用的一个术语，其基本含义是提炼出对象的关键和核心，对其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相比之下，论战或抨击仅仅是非常次要的事情。正如他指出的：“每一个哲学家都有他自己的一些引发点，这些引发点经常限制着他，并导致他的思想发生转变。谁要是把一个哲学体系孤立出来，而不是以历史的方式并且在整体中研究哲学，那么他就会发现其中始终有一些不得其解的地方。”(SF，103)可见，施莱格尔在这里已经朦胧意识到了哲学史对于哲学自身的意义，尽管他并没有像后来的谢林和黑格尔那样，将哲学史整合为一个严格的一以贯之的体系。
与谢林和黑格尔不同的是，施莱格尔考察哲学史的目的在于要认识到真正的“哲学”是什么，他不是要走向一种特定的学说主张，而是想要得到所有学说的正确综合。他援引莱辛在《智者那坦》里的思想，认为诸如“你的哲学”、“我的哲学”、“谁谁谁的哲学”之类的说法是很可笑的，因为哲学和上帝一样，不可能是谁的私人财产。同样，施莱格尔认为，任何带有“主义”后缀的学说都不是完整的哲学，不管是神秘主义、经验主义、怀疑主义还是批判主义等，都还不是真正的体系，而只是某一类型的精神或这个精神的某种表现。和人们通常的印象相反，施莱格尔绝不是体系的反对者，毋宁说恰恰相反，只不过他希望在一个特定的体系和无体系之间求得一个平衡，就像他说的：“对于精神来说，具有一个体系和不具有任何体系都是同样致命的。精神必须作出决断，将这两种情况统一起来。”(SF，90)关键在于，他不承认任何一个现成的、完成了的哲学体系——比如谢林的“先验唯心主义体系”——是真正的体系。对他来说，体系绝不会完整地、而只能以各种零碎断片的方式表现出来。用诺瓦利斯的话来说：“真正的哲学体系必须是自由和无限，或者用更醒目的话来说，必须是系统化了的无系统性。只有这样一个体系才能避免体系的错误，既免于不公正，也免于无政府主
【先刚】德国浪漫派的“哲学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