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4年阿尔贝特决定在他管辖的三个教区内出售修建圣彼得大教堂的赎罪券，而负责这次兜售活动的就是多米尼克修会的台彻尔，他宣称“钱箱一响，灵魂升天”，激怒了马丁·路德，成为了宗教改革运动的直接导火索。1517年10月31日，路德在维滕贝格大教堂门口贴出了“欢迎辩论”的《九十五条论纲》，对“这种荒唐的赎罪教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520年他发表了《致德意志基督徒贵族公开信》、《教会被囚巴比伦》和《基督徒的自由》，这三篇文章标志着他与罗马教廷的公开决裂，同时也阐明了新教的基本原则。这三篇文章很快就传遍德国，并传入瑞士、法国、荷兰、意大利、英国等地。在国内，路德成为受人敬仰的民族英雄；在整个欧洲，他成为公认的宗教改革领袖。同年10月，罗马教廷在德国公布了将路德革除教籍的上谕，路德针锋相对，当即发表《敌基督的谕令应予反对》一文，宣布罗马教廷已成为敌基督的中心。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为了帮助路德躲避帝国的通缉令，将他藏匿到艾森纳赫附近的瓦特堡。在隐居期间，路德把《圣经》译成德语。宗教改革导致了基督教世界的大分裂，造成了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对立，但是路德的初衷并非是要分裂教会，他只是想革除教会的弊端。路德打破了神圣与世俗之间壁垒森严的对立状态，在个人的内在信仰和精神自由的基础上重建了基督教。（回目录）
四、英国的宗教改革
与普世性的罗马天主教不同，新教并非一个统一的阵营，而是一些民族宗教的总称。新教的三大主流教派――路德宗（信义宗）、加尔文宗（归正宗）和作为英国国教的安立甘宗（圣公会）――在起因、发展经历和宗教思想方面互不相同，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思想分歧，但是它们都是在反抗罗马天主教会的过程中产生的，表达了北方民族摆脱罗马教会专制统治、建立民族教会的强烈意愿。
英王亨利八世(1509－1547)爱上了安妮·布琳，于是他在1529年向罗马教皇提出了与妻子凯瑟琳离婚。这个请求遭到了教皇克莱门七世的拒绝。1534年11月，英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该法案明文规定国是安立甘教会（Anglicana Ecclesia）的英格兰教会在尘世的唯一的最高首脑。亨利死后，英格兰的宗教势力分为三派，一部分英格兰人继续保持亨利的不偏不倚的宗教态度，在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之间走钢丝；另外两派分别为力图恢复教皇权力的天主教徒和试图全面推行大陆宗教改革路线的新教徒。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国教会最终形成，1563年国会制定的“三十九条教规”是一部兼顾了天主教和新教利益的教规，它成为英国国教会的纲领。英国国教会的灵魂就是所谓的埃拉斯都主义9[⑨]。然而，即使这种温和宽松的气氛也并不能够真正消解各种宗教主张和派别之间的潜在抵牾，最终酿成164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亦称“清教徒革命”）。（回目录）
五、加尔文的宗教改革
9[⑨]
埃拉斯都主义因瑞士医生和神学家埃拉斯都而得名，它的基本观点即主张国家权力高于教会权力并有权干预教会事务。
瑞士的宗教改革运动最初由“民众神父”乌利希·茨温利（Ulrich Zwingli，1484—1531年）在苏黎世发起。茨温利死后，瑞士宗教改革的中心就由苏黎世转移到日内瓦，其事业由加尔文所继承和发扬光大。1540年改革派掌权，把加尔文请回日内瓦，此后加尔文在日内瓦进行改革，日内瓦成为归正宗的坚强堡垒，而加尔文本人也因此而成为归正宗的缔造者和宗教领袖。
加尔文在宗教思想上与路德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除了坚持“因信称义”之外，加尔文也强调“善功”对于得救的重大意义。这种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对于英美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新教禁欲主义在16、17世纪也明显地继承了中世纪天主教禁欲主义的一些不宽容成分。
在遭到各种宗教力量反对的恶劣环境中，加尔文派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新教教派。在尼德兰，加尔文教在当地人民反对西班牙统治者的民族解放斗争和资产阶级革命活动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并且在后来成立的联省共和国（即荷兰共和国）中一直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在不列颠，加尔文教不仅成为诺克斯领导的苏格兰宗教改革的旗帜，而且还在英格兰引发了16世纪40年代的清教徒革命（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法兰西，加尔文教徒构成了胡格诺派（Huguenots，即“结盟者”）的主体，在法国西南部形成了很大的势力。在美国，独立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信奉加尔文教的新英格兰孕育的。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清教徒的“勤俭清洁”精神始终是美国文化的主体精神。
除了新教三大主流教派外，16世纪还出现了一支更激进的新教教派，即再洗礼派（Anabaptists）。该派的主要特点是否认罗马教会对婴儿施洗的效力，认为只有那些能够行使自由意志的成年人自愿接受的洗礼才具有宗教效力。再洗礼派盛行于德国、瑞士、荷兰等国的农民和下层民众中。再洗礼派的信徒们在一些地方建立了财产公有的社会制度，成为最早实施共产主义理想的先驱者。（回目录）
六、从宗教战争到宗教宽容
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如同烈焰一般迅速席卷欧洲基督教世界。罗马天主教会不得不开始考虑从自身内部进行改革以消除弊端。在这种情形下，就产生了“罗马教会的改革运动”，这场天主教内部的改革运动被新教人士称为“反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内部的这场改革运动由于得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这两重身份曾一度集于查理五世一身）和法兰西君主们的支持，再加上纪律严明的耶稣会这一新修道团体的出现，因此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罗马天主教改革运动的一件大事是特兰托公会议的召开。在这次公会议决议的基础上制订的《特兰托信纲》（The Trent Profession of Faith），表明了在教义和教仪等问题上决不与新教相妥协的强硬立场，同时也严厉谴责了天主教会内部普遍存在的各种堕落现象。1552年，信奉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与德国新教诸侯发生了战争，结果查理战败，在1555年签订《奥格斯堡和约》，承认路德派的合法地位，确立了“教随国定”的原则。而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则最终以一个妥协性文件――《威斯利伐利亚和约》――的签署而结束。根据该和约所划
定的中欧宗教分界线，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都没有发生变动，甚至到今天仍然还在继续影响着欧洲人的宗教生活。《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把“教随国定”这个原则推广到一切新教教派，以一种法令的形式承认了不同宗教信仰存在的合理性。
宗教宽容的范围起初只限于基督教内部各教派之间，后来逐步扩大到基督教信仰与异教(如伊斯兰教)信仰之间，最后则演化为一种一般性的宽容精神，成为科学理性与民主思想赖以产生的精神前提。（回目录）
七、宗教改革的历史意义
宗教改革对于西方文化转型和近代欧洲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它构成了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欧洲现代化过程的历史前提之一。欧洲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都与宗教改革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宗教改革不仅成为欧洲中世纪文化与近代文化的历史分水岭，而且也成为南北欧洲综合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逆转的关键原因。
综观宗教改革对于西方文化的重要影响，其意义可以分为宗教的和世俗的两个方面。从宗教的方面来看，宗教改革克服了罗马天主教在灵魂与肉体、天国与人间之间造成的二元对立以及由这种对立所导致的信仰虚假和道德堕落，把基督教的宗教理想与平凡的现实生活和谐地统一起来。从世俗的方面来看，宗教改革导致了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对于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国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宗教改革也促成了政教分离，使世俗权力从此摆脱了宗教的控制。此外，新教伦理还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根据，教财还俗则为欧洲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崛起奠定了最初的物质基础。
然而，宗教改革也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弊端。首先，对于各种新兴的科学思想路德教徒、加尔文教徒和天主教徒一样加以排斥和迫害。第二，16世纪的新教徒在对待信仰的问题上与天主教徒一样缺乏宽容。第三，宗教改革除了再洗礼派之外，大多数新教教派缺乏社会平等和政治民主的观念。（回目录）
第二节：地理大发现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崛起
一、航海活动与世界的发现
在15、16世纪的西欧，除了拉丁世界的文艺复兴和日耳曼世界的宗教改革之外，在实践领域和社会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些变革，如地理大发现，民族国家的崛起等。它们为欧洲人开辟了新的空间视域和活动范围。
在14世纪以前，西欧的贸易活动的范围也主要限于西亚和小亚细亚。13－14世纪，一些意大利旅行家如马可·波罗的游记令西欧基督徒们羡慕不已。然而，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失陷和奥斯曼帝国的迅猛扩张，在客观上阻断了西方商人通往东方的陆路交通，海路就成为西方通向东方的唯一途径。在15世纪初，罗盘针已经传入西欧，船舶建造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观念上，古希腊地理学厄拉托西尼（Eratosthenes）关于地球是圆形的观点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
15世纪西欧大规模的航海活动是由葡萄牙王子亨利（1394－1460）拉开序
幕的。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巴特洛缪·迪亚斯终于绕过了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经过非洲东海岸和阿拉伯海，到达了位于印度次大陆南端的马拉巴尔海岸，打通了从葡萄牙到印度的海上航线。1500年，卡布拉尔发现了南美洲的巴西。1511年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穿越并占领了马六甲海峡，将印度洋置于葡萄牙人的控制之下。
由于葡萄牙已经控制了向南绕过好望角而进入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航路，西班牙人只得向正西和西南方向进行航海活动。1492年哥伦布到达了中美洲的巴哈马群岛。后来哥伦布又先后到达了加勒比海沿岸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的一些地方，为西班牙帝国在南美洲建立殖民地奠定了基础。继哥伦布之后，西班牙的探险家们又发现了巴西以南的南美洲海岸，并且深入内地。另一位受雇于西班牙王室的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普西（Amerigo Vespucci）在1505－1510期间数次前往南美洲进行探险活动，他断定哥伦布发现的这块陆地是一个“新大陆”。1513年瓦斯科·奴涅斯·巴尔沃亚首次穿越巴拿马地峡发现了太平洋，1519年到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从而证明整个世界在海洋上是相通的。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活动为这两个国家的海外贸易和殖民侵略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西欧不仅加强了与亚洲古老文明国家（印度和中国等）之间的商业联系，而且也在新发现的美洲大陆建立了最初的殖民地。在整个16世纪，葡萄牙控制了由东南进入印度洋的航道，西班牙则控制了通往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航道。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荷兰和法国为了获取海外利益不得不向西北方向寻找通往亚洲的新航道，这个目标虽然没能实现，但是却在北美建立了殖民地。（回目录）
二、海外扩张与殖民主义
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整个16世纪几乎垄断了对东方和新大陆的贸易，成为当时欧洲最富庶、强大的国家。1580年以后，西班牙与葡萄牙由于王室联姻而处于同一个国王的统治之下，联合之后的伊比利亚王国更是成为全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荷、英、法等新殖民主义国家最初是通过海上走私和袭击葡萄牙、西班牙的航运来加强自己的力量，继而则通过在亚洲、非洲建立贸易据点和扩大海外殖民地来与葡、西等国相抗争。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英、荷、法等国也紧随葡萄牙加入到非洲猎奴，从而掀起了贩卖奴隶的高潮。随着西方列强海外扩张和殖民活动的发展，非洲、美洲等比较落后的地区很快就成为西欧列强瓜分的俎上肉，亚洲那些古老的文明社会则与西方殖民主义者进行了数百年的对抗，到了19世纪也相继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航海活动和地理大发现不仅使贫穷落后的欧洲走上了一条富强之道，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回目录）
三、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西欧的主要国家形态是“王朝国家”，并不存在固定的疆域和人民，一切随着王室的联姻和继承关系而不断发生变化。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由于不同的宗教信仰与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固的联系，再加上一
系列条约确认了宗教分裂现状和“教随国定”原则的现实合理性，这样就使得宗教信仰与民族意识、爱国热情相互激励，最终导致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
近代民族国家的疆域不再由于王室的联姻而发生转移和改变，国家由国王的私有财产变成了大多数民众、尤其是知识民众普遍关心的共同政治单元，成为“民族的”（national）国家。除国王、贵族之外的其他民众也有资格参与国家的事务，这种大众参与最初表现为等级森严的“三级会议”或议会制度，国家权力则采取了君主专制的政体形式（荷兰共和国是一个例外）。在这里，“专制主义”指政治上的集权。法国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1661—1715年）达到顶峰，英国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则在形成大不列颠王国时达到顶峰。在“专制主义时代”，西方近代民族国家逐渐取代了罗马教会和王朝国家而成为历史的主角，从天主教世界中分离出来的新教成为各个民族国家的宗教。（回目录）
四、“势力均衡”与大国兴衰
欧洲近代的国家体系在15、16世纪已经初现端倪，三个实力较强的君主国——西班牙、法国和英国正在形成鼎立三分的均衡之势，一些较弱小的国家居于陪衬地位。这种多元格局是近代西方国际政治的一大特点，每当一个大国表现出称霸欧洲的迹象时，另一些国家就联合起来遏制它的发展，以求继续保持“势力均衡”和多元并立的国际政治格局。法国统治者们对于宗教信仰的实用主义态度使法兰西成为在宗教战争中受益最多的国家，从17世纪开始取代西班牙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在英国，宗教宽容精神和政治妥协原则，与英国国内迅猛生长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以及海外不断发展的商业贸易和殖民扩张结合在一起，使英国逐渐成长为欧洲最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全球殖民体系的“日不落帝国”。在17世纪中叶以后荷兰和另外两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和法国一起构成了“势力均衡”的新三角，但荷兰渐处下风。（回目录）
五、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帝国
奥斯曼土耳其人原是游牧于中亚地区的一支突厥部落。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到了16世纪初，土耳其人又相继征服了希腊、亚美尼亚和埃及。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不仅成为整个伊斯兰教世界的世俗领袖，而且也成为广大穆斯林的精神领袖。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最后一次进攻维也纳失败，从此国力由盛转衰。进入19世纪以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成为西方列强竞相争夺和蚕食的热土。1919年基马尔发动革命，1922年废黜苏丹，次年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开始向西方倾斜。长达千年之久的伊斯兰教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抗争最后以基督教世界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如果说奥斯曼帝国在近代的命运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庞然帝国由盛转衰的过程，那么俄罗斯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俄罗斯帝国的最初发源地莫斯科公国在13世纪初只是东北欧荒原中的一块小封地，1240年以后臣属于蒙古入侵者建立的金帐汗国（钦察汗国）。1480年伊凡大帝（伊凡三世）使莫斯科公国脱离金帐汗国而独立。在中世纪，俄罗斯接受了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信仰。1453年君士坦
赵林：西方文化概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