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对早期中国共产党创建贡献研究述评 -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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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历史学研究, 2024, 8(3), 26-32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4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ojhs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4.83004

Zhang Tailei’s Contribution to the Founding of the Early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Yang Lan

Party School of Tianjin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 Tianjin Administrative Institute, Tianjin

Received: Jul. 2nd, 2024; accepted: Jul. 15th, 2024; published: Jul. 22nd, 2024

Abstract

Zhang Tailei was one of the first party members to jo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e partici-pated in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was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founders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f China. He participated in the early party organization, united front, foreign liaison and other aspects of work, and made very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At the same time, he restored and reorganized the Youth League organization,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straightening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league.

Keywords

Zhang Tailei, Organization, United Front, External Liaison, Party League Relations

张太雷对早期中国共产党创建贡献研究述评

兰洋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行政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4年7月2日；录用日期：2024年7月15日；发布日期：2024年7月22日

摘要

张太雷是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之一，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工作，也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重要创建人之一。他参加了早期党的组织、统战、对外联络等多个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绩，同时他恢复和整顿了青年团组织，为理顺党团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章引用: 兰洋. 张太雷对早期中国共产党创建贡献研究述评[J]. 历史学研究, 2024, 8(3): 26-32. DOI: 10.12677/ojhs.2024.83004

兰洋

关键词

张太雷，组织，统战，对外联络，党团关系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前言

张太雷，原名曾让，字泰来，1898年出生，江苏常州人。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建者。1921年，他受组织安排前往俄国，成为党内接触共产国际组织的第一人，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批派往青年共产国际的使者之一。1927年12月12日，他在领导广州起义的战斗中不幸牺牲，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献出了宝贵生命。纵观张太雷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他展现了杰出的政治、外交才能，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组织工作的实践者——探索早期党的组织工作的思想路径

2.1. 主张以建立工会组织作为建党的基础

张太雷出生于贫苦人家，自幼在贫苦中磨炼，对穷苦人民有着一种天然的同情，因此在走上革命道路后，他一直关注底层群众的生活和思想。在对工人状况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他在国际刊物《工人世界》发表文章向世界介绍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文中认为中国产业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极其恶劣，忍无可忍的悲惨处境一定会加速工人运动的发展。他呼吁道：“工人弟兄们，如果你们想前进，如果你们想使自己的劳动得到保障，你们就应当组织起自己的工人联合会……应当组织起新型的、没有资本家走狗参加的、纯洁的工人联合会。立即觉醒起来，联合起来，组织起工人联合会！”[1]。张太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弱点，表现在：这个运动是按照行会，而不是根据产业的原则开展的；行会的原则在中国是那样地异常有力，……在这些行会和同业公会中，雇佣工人同自己的雇主联合在一起，他们之间是家长制的关系。这种关系极大地阻碍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斗争的独立性[2]。他认为只有克服中国工人运动这一弱点，才能使中国无产阶级独立自主地进行阶级斗争。张太雷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方向做出了准确的判断，同时对党早期的基本任务作了进一步阐述，即“进一步加强工会的组织，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建设的基础”[3]，这与1921年中共一大所通过的有关党对工会所起的作用的决议精神相一致。由此观之，张太雷对工会组织的认识正确深刻且富有前瞻性，与党的决议精神不谋而合，这是对马恩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继承，体现了科学性、革命性和战斗性的统一。

2.2. 主张严肃组织纪律，坚决清除无政府主义者，统一党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和领导问题上坚持建立坚强统一的组织，反对巴枯宁有关“支部自治、各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反权威主义、无政府状态”的主张，认为这是无政府主义，会让党陷入瓦解的泥沼。在创建早期党的组织过程中，张太雷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认识也同样非常深刻和到位：“在各地我们不得不同无政府主义者共事。但后来我们确信，继续同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共事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开始以共产主义组织的名义发表关于他们的目标和原则的宣言，而他们的目标和原则同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基本概念是背道而驰的。”[4]他认为，严肃组织纪律，坚决清除无政府主义者，统一党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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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纯洁和发展共产党早期组织大有裨益，同时建议在1921年3月召开各组织代表会议，说明党的目标、原则和策略，把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队伍。他提出：“我们以这次会议的名义发表了我们的目标和原则宣言，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临时纲领。这个纲领确定了我们组织的结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我们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业工会和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以及共产党对工会的态度。”[4]张太雷等建党初期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了无政府主义者对党组织的危害，他们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保持独立性、严整性和纯洁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及时、有效地避免了派系林立、鱼龙混杂的复杂局面的形成，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健康发展。

2.3. 主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张太雷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认识，对于中国革命及世界革命的认识、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已经非常明确而成熟。作为最早与共产国际展开接触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情况进行全面剖析后，于1921年3月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他认为中国民众在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和反对资本家剥削中有自发的斗争意识，但需要有引向具有革命目标的斗争意识，这正是共产党的任务。只有具有革命斗争的因素，才能汇成中国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洪流。同时，他还指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因此“必须加紧把无产阶级分散的力量联合成强大的阶级组织，把一切至今还处于分散状态的分子聚集在一起。并且把他们吸收到这些组织中来，将他们组成一支无往而不胜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军，使之成为整个世界无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5]显而易见，这一阶段的张太雷对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质和基本任务已经有了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认识，并且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的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张太雷看待中国革命以及世界革命的视角。

3. 统一战线的支持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3.1. 对无产阶级的统战思想

张太雷主张在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不仅要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而且还要十分注意团结庞大的中国无产阶级群体的力量。他认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境遇缺乏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土壤，这个人口庞大、地域辽阔的国家唯一能够实现民族独立、国家振兴的道路就是建立共产主义制度，那么最需要依靠的就是无产阶级，包括农民、工人和流氓无产者。张太雷把中国的农民无产阶级分为了“佃农”和“雇农”，佃农虽然靠租种暂时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但是因为地主压迫等各种原因极有可能会沦为雇农，而雇农则更像是农业工人，不固定的工作、微薄的收入让雇农随时可能加入失业者的大军。对于工人阶层，张太雷分析了小手工业者、产业工人、苦力和女工，认为小手工业者的传统经营方式无法抵挡工业化生产冲击，会被资本工厂挤压生存空间。产业工人在资本家及其走狗监工、掮客的剥削压迫下，工资微薄、工作环境恶劣，同时又面临着入城农民等其他无产阶层抢夺就业机会，虽然饱受剥削却艰难忍受。与之相比，找不到就业机会的苦工和女工则更是就业群体中的弱势，大量找不到工作的底层只能靠出卖简单的体力劳动去维持生计，男性产业工人的菲薄收入难以养家也造成了家庭中的妇女不得不外出寻找工作，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就业市场的竞争，给了资本家压榨工人剩余价值更多的可能。针对流氓无产者，张太雷坚定认为这是一股可以团结合作的力量，他们本质上和农民有很大相同之处，是万恶的社会环境导致他们流离失所而变成这一群体，而且不进行争取极有可能会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所利用。可以说，张太雷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无产阶级进行了客观分析，把握住了资本、生产资料来划分和判断各阶层的阶级属性，从而判定他们具有改变社会状况的革命动力，都是可以依靠、团结、争取的对象，中国共产党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运动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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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民族资本家的统战思想

1921年，张太雷受党组织的委派秘密前往苏联伊尔库茨克，负责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的工作，并承担起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报告的起草重任。最终，在《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中国共产党张同志的报告》[6]中，张太雷首次提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他在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土地上的资产阶级进行了细分，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处于外国资产阶级的挤压竞争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反抗夹缝之中，他们虽然有软弱和幼稚的一面，但是拥有渴求变革、改变现状的动力，在面对驱逐外国资产阶级和打倒帝国主义的选项面前，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可以吸纳为“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因此，张太雷在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马林的翻译和助手时，多次和孙中山先生进行交流，详细介绍社会主义苏联的情况，并向其提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他的意见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积极响应，并亲自主持了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人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仪式，帮助国民党实现改组工作。但是，在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张太雷旗帜鲜明地坚持“无产阶级为民族革命领袖”，体现了他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地位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思想。在斗争实践之中，张太雷始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有机结合，从革命目标的现实性出发，因地制宜地把各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争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同盟者[7]。张太雷对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逐步实现革命进程的观点与党的二大《宣言》指出的中国革命两步走的主张是基本相同的。可以说，张太雷看待民族资产阶级的观点是清醒的具有前瞻性的，他没有像当时很多中共党员一样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和研究深度，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统战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他较早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8]，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4. 对外联络的开创者——协调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4.1. 亲密接触共产国际的“第一人”

张太雷在津求学期间，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思想逐渐解放，尤其是在阅读《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后，他被李大钊这位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所折服，思想迅速变化，成为较早接受科学社会主义观点的进步青年，协助李大钊开始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此外，他在协助鲍立维工作期间，经常接触各地进步人士，翻译有关俄国革命情况的很多文件，阅读了很多社会主义的书籍，也加深了他对俄国、俄国革命的了解。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深受李大钊等人的信任以及与俄共来华人士的友好关系，客观上成为了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党赴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人选的优势条件，使他成为了中共最早的国际使者，让刚刚萌芽的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建立了组织关系[9]。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他参与起草了大量文件报告，参加了朝鲜共产党的组织筹建工作，这些工作增加了他革命视角的广度，让他站在国际共运的视域下看待远东地区，如中国、日本、朝鲜的共产主义运动。这段经历，使他成为党内最了解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最了解中共的第一人，这为他在今后在其中化解矛盾、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奠定了基础。

4.2. 化解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危机

作为共产国际驻远东的代表，马林来到中国，其主要任务就是促成国共两党的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张太雷回国后即担任了马林的翻译和助手。此时，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横亘在双方关系上的一个难题：马林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按照这个体制，中国共产党理应接受第三国际的领导，中共开展各项工作都要在接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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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的指导下进行，以此来换取相应的经济援助。陈独秀则认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其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的不同，以及中共初建的情况，决定了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建议保持中苏两党之间的兄弟关系。两人间的争论看似各有道理，但其本质却是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实现独立自主的问题，双方关系陷入僵局。张太雷努力在双方之间斡旋，展现了良好的大局观、高超的沟通技巧，坚韧的意志品质，在他耐心、不辞辛苦的奔波下，二人的关系趋于好转。1921年10月，陈独秀被捕入狱，张太雷多方奔走全力营救，动员各界社会名流施以援手。陈独秀获释后，对马林、张太雷等人的援助心存感激，深深体会到国际援助的重要性，矛盾的化解终于出现了曙光。马陈二人坦诚交流，互相尊重，各有退让，既保证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也初步确立了中共接受共产国际领导的关系。

4.3. 鲍罗廷的好助手好参谋

因为种种原因，在国共合作即将全面启动之时，马林被调回俄国。鲍罗廷作为新任共产国际代表被派到中国，负责向中国革命传达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政策指令以及协调各种援助，为推动国共合作真正落地做出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张太雷是担任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时间最长的一位，得到了鲍本人、家人和苏联工作人员的一致认可。他是鲍的“情报员”，专门组织领导了一个翻译室，将国内外不下十几种报纸的重要信息进行搜集整理翻译供鲍参考之用。他是鲍的高级参谋，在鲍初到中国，对各方面都不熟悉时进行了答疑解惑，帮助他熟悉中国的国情，他陪同鲍出席各种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会谈见面，同时他参与了许多鲍有关国共合作方面的问题研究和决策。他是鲍的好朋友，对鲍的生活和安全他给与了十分周到的细致的安排和帮助，尽管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有着分歧，比如对国民党右派蒋介石的不同判断和采取的态度等，两人仍不失为好战友、好朋友，仍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据鲍罗廷的秘书阿基莫娃回忆，“尽管年岁不同，然而彼此十分敬重。鲍罗廷一家对张太雷宛如亲人”[10]。作为中国共产党派往共产国际代表身边的重要人员，他兢兢业业、精力旺盛，坚持原则、以理服人，在沟通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方面显示了高超的政治协调才能和谋略。

5. 党团关系的奠基人——规范党团组织的关系

5.1. 青年团的建设工作

1920年初，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来到中国，在上海与陈独秀商讨了共产党的建立问题，与此同时，陈独秀参考国际共运的经验，开始酝酿建立党的后备军，即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各地都投入党员力量参与建团工作，短短一年多时间内迅速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建立起了早期的青年团组织(见表1)。张太雷受李大钊的委派由北京返回天津，与谌小岑等人成立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起草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提出了团组织的目标、工作方法、组织机构、组织纪律和入团条件等，为天津共青团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受到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的称赞和推崇。客观上，这也为张太雷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供了工作经验和研究素材。青年团经过了初期建立的短暂高潮后，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突出表现在团员成分复杂、思想信仰分歧上，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思想交织在一起，日常工作中冲突不断，再加之其他原因使得各地青年团工作逐渐陷入停摆。1921年8月，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后，带着《共产国际与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纲领》等决议以及肩负建立青共国际中国支部的任务返回国内。中共一大后，党中央非常重视团的工作，并派出了许多同志去恢复和加强各地团组织。因此，张太雷立即得到了党中央的支持，与邓中夏、蔡和森等人一道全力开展青年团的整顿和恢复工作。首先，为了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成立了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制定团的临时章程；其次，为了加强团内思想建设，创办团机关刊物《先驱》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等。在党中央的重视和领导下，经过张太雷等人的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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