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汉宋之争探究
【内容摘要】汉学考据与宋明理学的聚讼及后来的兼采并不是清代“汉宋之争”的全部命题。清代虫鱼考订风气的大兴，使得汉学家们一方面汲汲于对典籍、文字的过分关注从而对饤饾考据产生出巨大的亢奋与兴趣；另一方面又因儒学内部治学路径的不一与学者们治学精力的不及，使得其问学因无法弥补“义理”“德性”层面的涵养转而攻讦宋儒，但清代汉学（家）毕竟无法摆脱“儒学”的整体路径，故而“道问学”的同时又不敢完全与宋明理学中“义理”“德性”层面相脱离，而反理学思潮成为了汉学形成的内在机理，汉学家内心有属于贴近理学层面而不至于严重脱节的焦虑心态在左右其思想，虽然这种心态在整个清代汉学家们的内心中虽不甚显要，但是却间接决定了汉学家对问学的认知与儒学在清代的理路，汉学家这种纠缠不清的心理表现在“求知识”与“修德性”两股势力不断左右清代学术史的基本 走向，这即是清代“汉宋之争”的根本原因。
【关 键 词】汉学；宋学；“汉宋之争”；汉学家；内在机理。
（一）汉学及其成就
清代汉学，是指清代中期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一个以考证为主要研究方法，“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文、舆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为内容的学派。也称清代考据学、朴学、乾嘉学派,是有清一代居于支配地位的学术思潮或学术流派,被梁启超称为“在我国,自秦以后,却能成为时代思潮者” 之一,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随着清史研究的日趋活跃,对于清代考据学成因的研究,大陆和台湾的许多学者都有过诸多认识。但总体说来,不外乎以下几种观点,如“文字狱高压说”(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唐君毅、侯外庐等) 、“康乾盛世说”(梁启超、侯外庐、王俊义等) 、“时代改革说”(李洵) 、“儒学内部运动说”(章学诚、钱穆、冯友兰、陈祖武等) 、“宋学说”(张舜徽) 。这些认识是以往学者研究此课题所留下的宝贵财富,为后人进一步深入研究乾嘉考据学的诸多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研究方法。一代学术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往往是错综复杂的多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我认为应综合当时多方因素对清代汉学的形成加以探究,以求教于方家。它崇尚、提倡汉代对经学的解释，采用汉代学者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用汉儒之训诂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条例以治群书”。与致力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因而有汉学、考据学之称。又因其治学严谨，学风朴实，故有“朴学”之称。当时学者皆以此种学风相矜尚。考据之风充满国中，学术界遂成一“汉学专制”之局。在当时的学者们看来，“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现，道在其中矣”。
清代汉学的出现首先是中国学术内在逻辑发展的一个必然历史阶段，是宋明理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理学自宋以来，统治思想学术界已经五百多年，明显暴露出自身的缺陷，不断受到精神的、物质的双重批判。尤其是明清之际，社会的急居动荡，及其在理论思维领域所反映出的理学瓦解，形成了清初的反理学思潮。这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思潮，一方面，它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对理学进行了批判和总结。这对于打破几个世纪以来理学对思想界的束缚，无疑是具有历史积极意义的。而另一方面，清初的反理学思潮又是一个具有复古倾向的思潮。这种复古
倾向，导致清初知识界在方法上逐渐撇弃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辨，走向了朴实考经证史的途径。从而，为尔后乾嘉学派的形成，在理论思维上提供了内在的逻辑依据。可以说，清中期汉学的形成，是清初反理学思潮蜕变的直接结果。如果没有清初诸儒在学术领域、学术方法上的开拓，也就没有汉学家们在学术方法上的系统成熟。至于汉学为什么能在乾隆年间走上取代理学的独尊地位，这确实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个是当时统治阶级对经学的的提倡，另一个则是社会的相对安定，封建国家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为知识界的经籍整理提供了良好的物质环境。对此，当时的知识界是有充分认识的。
（二）反理学思潮成为汉学形成的内在机理
明末清初儒学发展中的内在矛盾运动——反理学思潮是汉学形成的内在机理，任何学术流派的兴起与形成,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前代学术一脉相承、彼此联系的。清代汉学亦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学术渊源上看,它的形成和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潮紧密相连。宋元之时,佛、道渗进儒学中形成的理学一直为官方所提倡,成为官方哲学。明朝建立后,继续尊奉并规定朱学为科举考试的教材,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作为钦定教材颁行全国,考试采用“八股制义”。士人们埋首于四书五经,死记而不深究经义,写僵化的八股文,以此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而对于事关社稷安危的经世致用的知识漠然视之。至明末时,理学君临学术界已经六七百年,越来越走上僵化无用的道路。明末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 ??衰落期至焉??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 。满族入主中原后,推行了以阶级压迫为本质内容的民族压迫及文化摧残政策,如剃发令、逃人法、圈地政策等,还对汉人进行了大肆屠杀,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便激起了汉族士人的强烈反抗,他们纷纷投笔从戎,加入到反清救亡的队伍中,由此导致了民族主义思潮的空前高涨。这种民族主义意识折射到学术研究上,使一些富有远见卓识和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更深刻地认识到明末理学,尤其是明末王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空谈误国的危害。有鉴于此,他们决定“破坏”之,而代之以专讲“经世致用”、“读经证史”的实学,其目的则在于试图因循汉儒,
从经学的研究中探求治世救国的真理和方法。其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特别是顾炎武“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开创了以经史考释为主的考证学,成为清代考据学的源头。他猛烈抨击明末心学, “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结果“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并提出了做学问的目的:“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黄宗羲则认为,“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而倡导“故问学者, 必先穷经, 经术所以经世, 不为迂腐, 必兼读史”。可见,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些思想引起了具有民族主义意识之士的广泛共鸣,从而汇“思”成“潮”。
（三）“汉、宋”之争局面的出现
汉学与宋学皆为传统儒学的重要派别。清朝前中期是汉学鼎盛的时代。但自嘉道中期以后,传统汉学发生急剧变化,乾嘉以来一枝独秀的学术格局被打破,代之以宋学、汉学相与争鸣以及汉宋调和的局面。在乾嘉时期,作为学术潜流的宋学浮出水面,出现新的转机和发展趋势,并由衰渐兴。居主流地位的学术思潮被另一种学术思潮所取代,取决于诸多社会环境和学术因素的交互影响。其中既有学术文化的内在演进轨迹与自我流变线路,也有社会客观环境变迁和学者们学术思维方式转变等外在影响。汉学在晚清的没落与宋学的复苏,正是上述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嘉庆时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就是“汉、宋”学术之争，而且这种局面早在汉学走向鼎盛时即开始出现，成为汉学独尊局面下的重要不协音。如当汉学初起，江南文人袁枚即唱为别调，致书惠栋加以商榷，指出：“足下与吴门诸士厌宋儒空虚，故倡汉学以矫之，意良是也。第不知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尔后，面对汉学风靡，一味复古，宋学营垒中人目击其弊，亦不乏起而抨击者。如《四库》馆臣程晋芳，指斥一时学风之弊说：“古之学者日以智，今之学者日以愚。古之学者由音释训佑之微，渐臻于诗书礼乐广大高明之域；今之学者琐琐
章句，至老死不休。”因此他喟叹：“海内儒家，昌言汉学者几四十年矣。其大旨谓，唐以前书皆尺珠寸壁，无一不可贵。由唐以推之汉，由汉以溯之周秦，而《九经》、《史》、《汉》，注疏为之根本，宋以后可置勿论也。呜呼！为宋学者未尝弃汉唐也，为汉学者独可弃宋元以降乎！”
《四库》馆臣姚鼐、翁方纲皆主张分学问为义理、考订、词章三途，力倡以义理为依归，反对专走考据一路。翁方纲指出：“墨守宋儒，一步不敢他驰，而竟致有束汉唐注疏于高阁，叩以名物器数而不能究者，其弊也陋。若其知考证矣，而骋异闻，侈异说，渐致自外于程朱而恬然不觉者，其弊又将不可究极矣。”姚鼐则更诋汉学为“异道”，他说：“近时阳明之焰熄，而异道又兴。学者稍有志于勤学法古之美，则相率而竟于考证训佑之途，自名汉学，穿凿琐屑，驳难狠杂。其行曾不能望见象山、阳明之伦，其识解更卑于永嘉，而辄敢上低程朱，岂非今日之患哉！”为捍卫自己的学术主张，姚鼐甚至毅然辞去四库之职，甘愿过着著述讲学的清贫生活。清初著名汉学家臧琳的孙子臧庸，也给姚鼐写信表示自己的担心：“文教日昌，诸先正提倡于前，后起之士，精诣独到者间有其人，而浮薄之徒，逞其臆说，轻诋前辈，入室操戈，更有剽窃肤浅之流，亦肆口雌黄，谩骂一切，甚至诃朱子为不值几文钱者，掩耳弗忍闻。此等风气开自近日，不值伊于胡底！二三十年前，讲学者虽不及今日之盛，而浇薄之风亦不至是。殆盛极必衰，不可不为人心世道忧”。即使汉学中人如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指出，汉学家的考证论辩虽然“征实不诬”，但往往“嗜博”中“失之拘执”，“一字音训动辩数百言”，恰似“散钱满屋”，“未及排贯”。因此，主张兼采汉、宋，以救正其弊端。
（四）、汉宋折衷调和
19 世纪初叶,汉学的发展受到挑战,传统儒学有回归宋学的倾向。宋明理学在晚清的复兴,并不意味着对汉学的全然否定。许多理学家,其治学仍深受汉学
考证方法的影响。长久以来汉宋两家激烈地门户之争在晚清被淡化。明末清初对
心学的批评以及汉学在嘉道以降所受到的抨击使学者们深深意识到,汉学与宋学各有弊端,也各有优长,是治经的两条途径,都有其不可废弃的价值。学者们将汉
学与宋学“譬之登山,或自南或自北,其路之平易远近不能皆同,要皆望是山以行,不迷于所往,则固殊途同归也”。会通汉宋学术,强调二者兼采,这样的态度成为传统经学在晚清发展的重要思路。
晚清学者主张汉宋调和兼采,其实在他们心目中,二者并非平分秋色。在
宋学复兴的年代里,无论是曾国藩还是陈澧,都一宗宋儒,以探求义理为治经的唯一标准,汉学不过是达到“义理”这一目的的途径。曾国藩认为精研文字,有利于重申先王之道,陈澧也认为宋学本末兼赅,但他始终把义理之学放在高于考据之学的层次上。认为“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亦难自立矣。”后人将他的会通汉宋称为“以明朱子之学,而除门户之见”。晚清学者的汉宋兼采,并夫能脱出宋明以来儒学只注重阐发道德理想的旧模式。却为宋学在晚清的发展增添了新色彩,即黜浮崇实,消除门户之见,重视经世致用。
参考文献:
[1 ]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 ] 章学诚. 文史通义[M] . 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3 ]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诗文[M] . 长沙:岳麓书社,1986 ,232. [4 ] 钱 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 北京: 中华书局，1986. 648.
2012级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专业
曾小竹 学号：12112031023 2013.6.15
《中国哲学专题》课程论文之《清代学术汉宋之争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