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骚美学四题
文/杨锋刚
【期刊名称】美与时代（下旬刊）【年(卷),期】2013(000)007【总页数】6
作为中国美学重要传统之一,屈骚美学以其惊采绝艳的浪漫诗风、缠绵悱恻的艺术情感、发愤抒情的诗学传统、高韵深情的艺术人格，开启了中国美学与艺术精神的浪漫主义传统，成为中国美学与艺术精神的缔造者之一，融入中国艺术的血肉和灵魂当中，成为永不磨灭的艺术精魂。
屈骚美学作为中国美学重要传统之一，在中华民族审美文化心理建构和精神空间打造方面具有奠基意义，它同先秦儒、道美学一起，构筑了中国美学的基本结构。与儒、道两家的美学相比，屈骚美学并不是以其对天人之际的理性沉思而奠定其美学和艺术的形上基础，而主要是以其惊采绝艳的浪漫诗风、缠绵悱恻的艺术情感、发愤抒情的诗学传统、高韵深情的艺术人格，开启了中国美学与艺术精神的浪漫主义传统，成为中国美学与艺术精神的缔造者之一，在参与整个民族精神的生成和延续、锻铸和塑造中国传统士人的心灵和人格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几千年来活在中国美学与艺术中的精魂。
一、惊采绝艳的浪漫诗风
《文心雕龙·辨骚》鉴评屈骚道：“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慧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铄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1]刘勰以“惊采绝艳”评骚，可谓深得屈骚美学之神髓。屈骚的“惊采绝艳”不仅表现于繁复跌宕的语言体式，而且表现于耀艳华美的辞彩，丰富奇异的想象，绮靡朗丽的深情。
在语言体式上，屈赋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句逗层次、波澜壮阔的形式美。屈骚不同于《诗经》的直朴简易，变四言而为五言、六言、七言，变短句而为长句，变短什而为长篇，层层铺陈、繁复跌宕、流丽宛转，一唱三叹、余音袅袅，充满鲜明强烈的音乐化的节奏感。这就使得情感的表达更为自由而不受拘束。缠绵悱恻、汪洋恣肆、哀感顽艳的情感表现，与排云叠浪、回环曲折的语言形式，构筑了屈赋撼人心魂的艺术魅力。
除了语言体式所表现出的形式美，屈赋还以其华美的辞章、瑰玮的想象、哀婉的深情，共同谱写了“惊采绝艳”的华彩乐章。“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灵偃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扬云霓之霭兮，鸣玉鸾之啾啾”，“凤凰翼其承 兮，高翱翔之翼翼”，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离骚》）“五音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九歌·东皇太一》）“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九歌·云中君》）“建雄虹之采旄
兮，五色杂而炫耀。”（《远游》）“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光眇视，目曾波些。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 ，艳陆离些。”（《招魂》）这是一个美的世界，一个芳菲陆离、五音繁会的世界，一个色彩缤纷、琳琅满目的世界，令人目不暇接、神摇魄荡。司马迁说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以其美好高洁的心灵，营构了一个美丽芳洁的世界。这世界中的一切，都具有了饱满鲜活的生命，透射出洁净灿烂的光辉。那么多的芝兰桂椒、芰荷芙蓉，妆扮着他的身体，清洁着他的心灵，庄严着他的人格；那么多虚无缥缈的仙山仙海、灵宫灵苑，任其高举远游；那么多神奇灵异的神鸟与他为伴，供他驱遣；那么多神鬼神帝为他引路，听他使唤……还有那“既含睇兮又宜笑”的美丽的山鬼；“青云衣兮白霓裳”的勇武的东君……神话与历史、幻象与现实、天上与人间、巫风与世俗，鬼神与人事，都在这位志行芳洁、好修为常的诗人丰富瑰诡的想象中，交织成一个诡谲奇丽、神秘飘忽、灵动变幻而又充满人间情味和现世沧桑的浪漫主义艺术世界。郑振铎先生在《楚辞图序》中曾经赞美《九歌》：“屈原以他的奔放的感情，象夏云似的舒卷自如，奇峰突起的丰富的想象力，以及象烂漫的春光似的辞华，恣意的编织了这些古代人民想象的花朵，使之成为一个百花齐放的大园囿。”[2]这样一个似真似幻、恢宏壮阔的艺术世界和艺术境界，已经大大不同于《诗经》的那种单纯质朴、凝重内敛、含蓄蕴藉、温柔敦厚的现实主义艺术境界，从而成为中国艺术浪漫主义精神的真正源头和光辉起点。正如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所评赏：“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3]
屈骚“惊采绝艳”的浪漫诗风，深刻影响于此后中国几千年来的艺术创造和艺术精神，融入中国艺术的血肉和灵魂当中，成为永不磨灭的艺术精魂。在艺术形式上，屈骚可谓辞赋之祖，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就连批评屈原“露才扬己”的班固，也不得不承认“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4]汉代文学的标志性形式汉赋，就是对楚骚的直接继承。魏晋以降盛行的游仙诗，中国文学中不断出现的拟骚、仿骚、绍骚、续骚等骚体文学，无论其体制形式，还是其内涵格调，都是楚骚影响和浇灌下的花果。正如刘勰所谓“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文心雕龙·辨骚》）中国历代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屈骚浪漫主义精神的滋养和启迪，而成就其艺术格局和境界。在艺术精神上，屈骚的浪漫主义直接影响和塑造了两汉的艺术精神。美学家邓以蛰曾指出：“世人多言秦汉，殊不知秦所以结束三代之文化，故凡秦之文献，虽至始皇力求变革，终属周之系统也。至汉则焕然一新，迥然与周异趣者，孰使之然？吾敢断言其受‘楚风’之影响无疑。汉赋源于楚骚，汉画亦莫不源于‘楚风’也。何谓楚风，即别于三代之严格图案式，而为气韵生动之作风也。”[5]确乎其言！虽然在社会政治领域，汉承秦制，但在文艺领域，鼓荡弥漫的却是一片浪漫“楚风”。汉代艺术从形式、题材、内容上，所表现的多是神话巫术、奇禽异兽、神秘象征、幻想激情所杂陈、交织、融构起来的充满野性的活力、雄强的气势的艺术天地。“楚汉浪漫主义是继先秦理性精神之后，并与它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又一伟大艺术传统。”[6]
二、缠绵悱恻的艺术情感
屈骚不仅以其“惊采绝艳”的浪漫诗风成为中国浪漫主义的光辉典范，而且以其缠绵悱恻的情感基调奠基和塑造了中国艺术精神的情感心理。
屈原身处战国乱世，以宗国之卿事君，以王者之佐，怀清洁之质，抱忠贞之性，“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正当他欲在现实政治中一展宏图、实现文化理想的时候，却遭遇楚王的昏聩和党人的离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以谗见疏，继遭流放，从政治的中心跌入了痛苦的深渊。这种巨大的人生落差和悲剧命运，在屈原的内心世界激荡而为沉郁的悲情。君王之不聪，谗曲之蔽明，志不得伸，又不忍离邦去国，坐视楚亡，因而把一腔忠君爱国之志，哀伤怨愤之情，悲郁烦闷之心，尽情挥洒于文字，长歌当哭，悲歌以泣，将充满悲剧意味的生命遭遇化作一曲哀婉凄绝、缠绵悱恻的动人史诗。在《离骚》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哀伤怨愤、忧愁忧思的屈原，一个缠绵悱恻、沉郁顿挫的屈原。他哀君、怨君，念念于楚王之不聪，蔽于谗谄而不辨忠邪，“荪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齐怒。”“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贤者失位，群小竟进，奸佞当道，兵挫地削，国势日衰，“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哀怨和愤激在屈原的内心郁郁不平地交织着，摩荡着，挥之不去。尽管如此，屈原并没有放弃希望，犹抱才守志，希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实现自己的生命理想和文化理想。“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但残酷黑暗的现实却一次次无情地否定、毁灭了屈原的理想，使他的希望变成了绝望，他的哀怨变成了悲愤，一腔悲情如长河奔浪，汹涌澎湃，不可遏止地冲向黑暗现实的堤坝。“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现实就是如此的丑恶、溷浊、肮脏，如此的贤愚不辨、善恶不分、好坏不明、是非颠倒，“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卜居》）“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兮，鸡鹜翔舞。”（《怀沙》）歧路彷徨、孤独无依的屈原，内心苦苦地挣扎。时俗迫，不允许他直道而行，于是他想到了高举远引。“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离骚》）“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涉江》）“悲时俗之迫 兮，愿轻举而远游。”（《远游》）但他又无法下定决心，冷却他的热情，《离骚》深刻地展示了他这种心理矛盾：“瞻前而顾后”，“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他的姊姊也苦口婆心地劝他，不必独异于众。“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节？”但他的心境却是那么的高贵纯洁，不允许他“变心而从俗”，“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闷闷不知所之，他试图决疑于鬼神。灵氛责怪他何不去邦他仕：“思九州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巫咸也劝告他“降以上下兮，求榘之所同。”但他依然犹豫难决，“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他就这样犹豫着、狐疑着、彷徨着、苦闷着，他试图听从灵氛之言，“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于是他折琼枝、驾飞龙、乘瑶象、扬云霓、鸣玉鸾，高蹈远世，及至“陟 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远游的
心一下子被乡土之爱揉搓成温柔的眷恋，不能自已，“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在不信于君、不容于俗、不谅于亲、不为人知的痛苦和孤独中，屈原决绝地选择了死。“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以死，与这无情的世界作最为深情的告别，“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雍君之不识。”（《惜往日》）“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雍君之不昭。”以死，坚持自己生命的高贵和清洁，“宁逝死而流亡兮，不忍为此常愁。”（《悲回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尘埃乎？”（《渔父》）一方面是理智上的自觉选择，“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怀沙》）另一方面又是情感上的不忍、不能、不舍，“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固烦言不可结诒兮，愿陈志而无路。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吾闻。”（《惜诵》）“登高吾不说兮，入下吾不能。”（《思美人》）这样的情感基调深植于屈原的心灵中，成为充盈屈赋的基本的情感张力。屈原就在这情感的张力中煎熬着、撕裂着、孤独地歌唱着。他把自己的愁苦和哀乐，消融在对宗国、社稷、人民的无限深情中。旧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在他情感的汪洋中波涛回旋，“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哀郢》）“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同上）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他的哀怨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己的身世之悲，而具有厚重的沧桑历史感。他伤怀于时光的促迫和生命的飘零，“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他悲伤于美的事物不可挽回的幻灭，“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离骚》）“微霜降而下沦兮，悼芳草之先零。……谁可与玩斯遗芳兮，晨向风而舒情。”（《远游》）自然、历史、人生，在这里都被情感化、情思化了，甚至神鬼的世界，也被一种缠绵悱恻的情愫所点染，而洋溢着人间的温馨。《九歌》中的神鬼，因一种凄艳哀婉的深情，突破了神人之间的相隔相绝而相恋相思。思神而未至，惆怅而切望，“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云中君》）“横流涕兮潺 ，隐思君兮侧。”（《湘君》）“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沅有 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 。”（《湘夫人》）神去而永怀，怅然而若失，“荷衣兮蕙带， 而来兮忽而逝……望美人兮未来，临风 兮浩歌。”（《少司命》）惆怅、缠绵、依恋、飘忽，忧伤、期待的情感，通过 秋风、潺 流水、荷衣蕙带表达出来，更增添了幽深迷离的意趣，一如那洞庭烟波、潇湘夜雨，充满幻梦般的色彩，正如清人张诗所说：“然盲之文（按：指《左传》），吾能知其葩，腐之文（指《史记》），吾能知其愤；庄之文（指《庄子》），物能知其幻，班之文（指《汉书》），吾能知其密……若屈子，吾不知其翩飘乎从何而来，从何而往也。此必半天云霞，卷舒乎空 有无之中，或浓或淡，或斜或整，或聚或散，倏忽变化，不可思议，不可摹捉。”[7]芳菲恻怛的情，迷离恍惚的景，以情摄景，以景融情，情景互涵，相映而发，是屈骚艺术的基本特征。你看那多情、冷艳、凄美的山鬼，含睇带笑、被薜荔、带女萝、乘赤豹、从文狸、被石兰、带杜蘅，从另一个世界翩然而至，一面诉说着他的芳洁，一面发舒着他的幽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情至之语，笃悱之音”（王夫之语）表现得淋漓尽致。
屈原的作品，通过奇异瑰丽的幻想和想象，丰富、具体、细腻而又鲜明地表现了一个异常丰富的内
在心灵，并把个体心灵的情感波动，点染成了一幅幅色彩艳丽的图画，因而这种情感本身便成了伟大而绝美的艺术品。千百年来，屈骚以其缠绵悱恻、沉郁顿挫的情感基调震撼着一代又一代文人艺术家的心魂，搅动着无数诗人的敏感神经，激动着他们的情感波澜。在《古诗十九首》那管弦急促般的忧生之嗟中，在悲凉慷慨的“建安风骨”中，在“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世说新语·言语》载桓温语）、“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载王戎语）的晋人风韵中，流淌的不正是屈骚那唯美的深情么？这种对世界人生，以及个体生命遭遇的情感体验，不仅蕴含着中国艺术对情感本身的审美化体验、反思和创造，而且深化着中国艺术的意境。如宗白华所谓：“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这不但是盛唐人的诗境，也是宋元人的画境。”[8]或如王国维所谓：“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9]缠绵悱恻，才能深入事物的本质，体验、玩味、点染色相、物象而使之成为情象、心象、意象，所谓“入乎其内”，创造鲜活灵动、真挚感人的艺术形象；超旷空灵，才能超越具体形象的束缚，观照象外之境、味外之旨、韵外之致，所谓“出乎其外”，创造超远高拔、莹彻玲珑的艺术境界。
三、发愤抒情的诗学传统
人非草木，能无情乎？情动于中，能无言乎？情感作为诗歌的基元和基质，是诗之为诗的基本条件。《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的说法，就已经包含了诗歌的情感向度。但这里所要求的情志、情感，是以“和”为其理想和规定的。《诗经》中的情感，基本上是内敛、含蓄、质朴、单纯的。“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10]（《论语·为政》）虽也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但其大端皆主于浑融含蓄，得性情之正。其理想范型就是被儒家一贯所称赏的《关雎》篇，孔子谓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取其“中正和平之音”[11]。尽管后儒对此诗解释不同，但大抵以风天下、厚人伦为其旨归，取冠“三百篇”之首，有深意存焉。孔子之后，经过后儒的诠释，到《礼记》那里，“温柔敦厚”就成为诗教和一般的艺术原则被明确下来。“……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礼记·经解》）强调艺术对情感的教化、引导和节制，使之成为一种人性化、伦理性的情感，贯穿于儒家一般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中，成为中国艺术的重要传统。
与此不同，屈骚中所表现的情感，虽也有含蓄温婉的一面，但其大端却主于一唱三叹、余音袅袅、缠绵悱恻、哀感顽艳，如长江大河般回旋曲折、奔放无羁。屈原不仅吟唱了一曲缠绵悱恻的人生和命运的挽歌，而且把这种情感的无羁表现作为自觉的追求，形成了中国诗学中与儒家“温柔敦厚”相区分的“发愤抒情”的传统。这一方面源于屈原个人独特的悲剧性的生命境遇，另一方面也根植于屈原独特的生命气质和情调。
就生命境遇而言，屈原以南方楚文化的精神背景吸纳北方礼乐文化的历史理性和伦理精神，把儒家的人生道路设计融化为自己的生命理想和文化理想。怀抱“美政”理想，却不遇圣王之治。楚王的
屈骚美学四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