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结式产生时代问题综述

动结式产生时代问题综述

动结式产生时代问题 研究综述

【摘要】汉语动结式的出现是汉语语法的一个重要发展～对动结式产生时代的探讨也是汉语动结式研究中的一个重点。本文综合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第四十六节的内容、 太田辰夫先生《中国语历史文法》16.5.1节的内容、梅祖麟先生《从汉代的“动杀”和“动死”来看述补结构的发展》一文以及蒋绍愚《汉语动结式产生的时代》一文～对以上四位学者在动结式产生时代问题上所做出的研究进行综述分析。

一、关于什么是动结式的讨论

对于“动结式”这一概念的界定，是研究其产生时代的基础。

王力先生在其《汉语史稿》中将动结式称为“使成式”，并作出了这样的定义:“使成式是一种仂语的结构方式。从形式上说，是外动词带着形容词，或者是外动词带着内动词;从意义上说，是把行为及其结果在一个动词性仂语中表示出来。这种行为能使受试者得到某种结果，所以叫做使成式。”王力先生的定义所强调的是动结式需要满足的在形式与意义两个层面上的条件。

王力先生的这一定义基本上是得到学界的认可的。太田辰夫先生在其著作《中国语历史文法》中谈到动结式时，将其称为“使成复合动词”，这一名称和王力先生的“使成式”这一仂语结构方式的定义基本一致，只是太田辰夫先生在具体的研究中更侧重于外动词带内动词这一形式的动结式，而对于外动词带形容词的形式则没有怎么涉及。蒋绍愚先生在其论著《汉语动结式产生的时代》一文中，将动结式定义为“动词+结果补语”，这一定义从表面看起来就体现了王力先生定义中意义层面的内容，而在蒋绍愚先生的详细论述中，可以看到其定义中“结果补语”部分

所包括的就是王力先生定义中形式层面所说的内动词与形容词，和太田辰夫先生一样，蒋绍愚先生的研究也是更加侧重于外动词带内动词这一形式的。

对王力先生的定义有所突破的是梅祖麟先生所提出的定义。他在其论著《从汉代的“动杀”和“动死”来看述补结构的发展》一文中将动结式称为“动补/述补结构”，提出动结式的定义在形式上应该不仅仅包含构词层次上的问题，还应该包括句法层次的问题。根据这一观点，他在王力先生作出的定义基础上对动结式的定义作出了修改，增加了句法层次上的条件:动补结构出现于主动句:施事者+动补结构+受事者，并且这一限制在唐代以后可以取消。梅祖麟先生的这一定义是为了说明在唐代以前，动结式只出现在主动句中，这与现代汉语中动结式可以用于主动句也可以用于非主动

句是不同的。

解决了自身的概念问题后，学者们还对动结式与一些相似的动词或者动词复合结构进行了区分，这更加有利于明确地界定动结式，有利于在研究中排除一些似是而非的例子。

从意义层面看，王力先生提出在上古时期就出现的一种和使成式相似的“致动用法”，它们都能够表示使某事物得到某种结果。但是，致动只用一个词，使成式共用两个词;致动是一种临时职务，使成式是一种经常职务，而且致动不能表示用哪一种行为以达到一结果。王力先生指出“由致动发展为使成式，是汉语语法的一大进步”。太田辰夫先生也提到了上古时期的这种致动用法，在其《中国语历史文法》中这种用法被称为“动词使役化”，他也将动结式与这种“动词使役化”进行了区分。

从形式层面看，太田辰夫先生明确地提出在有些使成式中的自动词(内动词)是时代发展中两用动词固定为自动用法倾向的结果。太田辰夫先生所提出的这种说法和蒋绍愚先生在《汉语动结式产生的时代》一文中提出的观点有一致之处，蒋绍愚

先生提出有很多动结式“V1+V2”是由动词并列式“V1+V2”发展来的，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如果V2是他动词或者是用作使动的自动词和形容词，和后面的宾语构成述宾关系，那么这个结构就是并列式;如果V2自动化或虚化，或者自动词不再用作使动，和后面的宾语不能构成述宾关系，那么这个结构才是动结式。蒋绍愚先生的观点实际上也就是说明了太田辰夫先生提出的“两用动词自动化”的理论。

上文提到的并列式，也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汉语动结式产生的时代》一文中提到有的学者(如周迟名)举出如“扑灭”一词来说明动结式的产生，太田辰夫先生就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该词仍属于两个他动词结合的并列式，而王力先生也将这种情况归入两个动词并列的形式而算为“似是而非”的情况。

二、关于如何判断动结式产生的分歧

如何判断动结式是研究其产生时代的关键，也是难点问题，各学者对于动结式产生时代的判断根据与逻辑可以说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王力先生主要是从形式上考察外动词带内动词的使成式与外动词带形容词的使成式的出现时间，同时他还通过考察所得的两种使成式形式，发现它们分别有不同的意义:外动词带内动词的使成式，其施事者的行为的结果是使某事物有某种行为;外动词带形容词的使成式，其施事者的行为的结果是使某事物有某种情况。王力先生基本上就是以其定义为标准去考察文献，最终判定动结式产生于汉代，逐渐扩散于南北朝，普遍应用于唐代。

太田辰夫先生判断动结式产生的时代，主要是根据两用动词逐渐固定为自动用法的趋势，即这

种趋势的出现与动结式的大规模出现可以说是同步的。提出以“杀、死”为形式标志来判定动结式的产生时间:像“动死”这样的结构不问时代都是动结式，而像“动杀”这样的结构则根据时代应看作不同结构的，这两种情况在本质上是不同

的，“动杀”出现的时期较早，也正是因为受到它的影响，“动死”类的形式在稍后才产生。据此，太田辰夫先生判定认为动结式大量产生于唐代。

梅祖麟先生发展了太田辰夫先生的标准,在其《从汉代的“动杀”和“动死”来看述补结构的发展》一文中，他以两汉时期就产生了的“动杀”和“动死”两种结构为代表探讨动结式产生的时期。首先他列出了“动杀”和“动死”在先秦两汉时可能出现的场合:

(甲)施事者+V杀+受事者 (乙)受事者+V死 (丙)施事者+V死+受事者 (丁)受事者+V杀

他通过文献的考察发现，“动杀”和“动死”在先秦两汉时出现的场合是互补的:“动杀”只出现在施事者后，而“动死”只出现在受事者后。他还特别强调了“动死”结构尤其不出现在(丙)型“施事者+V死+受事者”中。梅祖麟先生判断动结式是由两部分结构的合流形成的，一是(甲)型中“V杀”结构的下字转成自动词，二是“V死”结构开始出现在(丙)型中。因此，梅祖麟先生判断动结式产生时代的依据就是“V杀”结构的下字转成自动词的时间以及(丙)型出现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梅祖麟先生的这一观点与上文提到的太田辰夫先生的观点有所不同，梅祖麟先生认为“动死”类结构也不是不问时代都一定是动结式的，而是在其开始出现于(丙)型主动句了才能视为动结式。梅祖麟先生最终得出的结论也与太田辰夫先生不同,他认为动结式在刘宋时代已经出现,理由是吴语中的 “V杀”(“V煞”结构)在刘宋时代已经出现，还有《幽明录》中“乃打死之”的资料也可以提供同样的证明。同时，他通过检验此期已有的“动+名+结果补语”这种隔开型使成式,得出结论:最晚到南朝齐“杀”已被同化而为自动词, 当作“死”义理解。因此,他认定“ (丙)型(即“施事者+V死+受事者”型动结式)在刘宋时代已经产生。”

蒋绍愚先生判断动结式产生时代的标准可以说是最为全面的，可以说具有总结性意义。他首先认为判断是否动结式，既要重视语义，但不能仅凭语义。他也像梅祖麟、太田辰夫等学者一样认为动结式一般是由动词并列式“V1+V2”发展来的，他认为如果“V2”是他动词，或者是用作使动的自动词和形容词，和后面的宾语构成述宾关系的话，那么这个结构就是并列式;如果“V2”自动词化或虚化，或者自动词不再用作使动，和后面的宾语不能构成述宾关系，那么这个结构就成为了动结式。这是蒋绍愚先生排尿短的主要标准，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一条辅助标准:并列式中两个动词

或是并用，或是相承，语义重心通常在后一动词，而动结式中动词和补语结合紧密，语义重心通常在前一动词。另外，蒋绍愚先生还提出了动结式产生的一条重要途径，那就是“V+O+C”形式的出现。因此，蒋绍愚先生主要就是通过他动词自动化的时间结合“V+O+C”形式的出现的时间来判断动结式产生的时间的。他通过考察《史记》、《论衡》、《世说新语》、《玉台新咏》、《贤愚经》与《百喻经》等六部文献，尤其重点分析了王力先生提出的汉代出现的“动结式”例子，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汉代有了动结式产生的基础，但总的来说，动结式是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

参考文献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2004年版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梅祖麟:《从汉代的“动杀”和“动死”来看述补结构的发展》，《语言学论丛》第十六

辑，商务印书馆1991版

蒋绍愚:《汉语动结式产生的时代》，《国学研究》第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