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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家、哲学流派简介（3）哲学家（a）
根据《中国哲学简史》、《中西哲学小史》的介绍，结合查阅的资料，遴选了31位对中国哲学发展有着不同程度影响的中国古代哲学家，梳理、编录了他们的思想和观点，仅供参考。
一、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省曲阜市南辛镇）人，开创了儒家学派。他编纂了《春秋》，修订了“五经”，创办私学，打破传统贵族教育。在道德哲学方面以“仁”为核心自成系统－－孔子之道即是“仁”。孔子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各个时代很不相同。他死后，逐渐被认为是“至圣先师”，高于其他一切教师；到了公元前2世纪，地位更加提高，认为他是接受天命，继周而王，被称为文宣皇帝、文宣王；公元前1世纪，孔子被认为是活着的“神”，这也是孔子光荣的顶点，在汉朝中叶，儒家的确可以称做。之后，孔子的地位回归到理性上来，不再被认为是“神”，但他依旧是“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总的来说孔子如同格拉底在西方历史中的地位。根据他与弟子言行编辑的《论语》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是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一）正名说：为了有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孔子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必也正名乎”！治理国家的原则就是首先要正好“君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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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臣，父父，子子”各种社会关系的名。比如“君”的本质即所谓的“君道”，这是理想的“君”必备的。“君”若按君道而行，他才于“实”、于“名”，都是真正的“君”。也就是“实”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否则纵然使别人称他为君，他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君”。每个名都有一定的含义，都有其对应的责任和义务，也都指向事物的本质“实”。（二）仁、义之说：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比如，父行父道爱其子。真正爱人的人是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仁”就是人的一切德性的总和，“仁人”就是“全德之人”的意思。所以统治者要“爱人”，体察民情，爱惜民力，“为政以德”，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义”，宜也，即当做就做，不该做就不做。且所做的这些事从道德上来说都是正确的。如果出于非道德的原由，虽然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而属于利的行为。义与利是相对立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利之辩”在道德学说中是极其重要的。（三）忠、恕之道：“能近取譬 可谓仁之方也已”。那么实行仁的方法，即“仁之方”是什么呢？在于“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中庸》所举的例证，“己所欲，亦施于人”，孔子称之为“忠”，强调的是忠恕之道肯定方面；另一是《大学》所举例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称之为“恕”，强调的是忠恕之道的否定方面。这正反两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也就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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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因为忠恕之道的道，是以本人的好恶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所以忠恕之道也称为絜矩之道，也是“仁”之道。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须履行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含了义的性质，所以，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端和终结。（四）知命论：即“无所为而为”的观念。在孔子看来，“命”是指人们所能控制的围以外的东西，对此，人不可能都无为，人若是竭尽全力，总还有一些东西是在他力所能及的控制围以。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有些他应该做的事。孔子认为，做这些事的价值或目的在于“做”的本身，只要尽力去做，努力去做，而不必在意结果是否会成功，即应该“无所为”。人只有已经做了他自己能够做的一切以后，对于那些仍然要来到的东西，才只好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只好平静地、无可奈可地接受它。这才是“知命”，即知天的命令。要成为君子，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所谓尽人事听天命。做了，就表明此项义务在道德上算是尽到了。所以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五）“仁”包含孝、忠、智、勇，是人性之“真的”，只须合“礼”，即是至好。（六）提出行中庸之道，这也是儒家学派的核心思维方法。（七）诗教论：主“美”和“善”的统一，即形式与容的统一。通过“诗教”，把艺术作为道德教育的工具，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他认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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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方面修身成性。
二、墨子（约前479－前381），名翟，战国初期宋国国都（今）或鲁国（今滕州）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在当时，墨子与孔子享有同等的盛名，墨学的影响也不亚于孔学，与儒家并称“显学”。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期，拥有“非儒即墨”之称。孔子对西周的传统制度、礼乐文献，怀有同情的了解，力求以伦理的言辞论证它们是合理的、正当的；而墨子则是孔子第一个反对者。他认为孔子所赞同的都是不正当、不合用的，力求用简单一些，且在他看来是有用的一些东西来替代。即把传统的制度和常规，连同孔子以及儒家的学说，一齐反对掉。如果说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辩护者，是文雅的君子；那么墨子就是批判者，是战斗的传教士。《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著作，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一）兼爱、非攻说：儒家的中心观念仁、义，墨子并没有批判，相反他在《墨子》一书中经常提到仁、义，也常讲仁人、义人。只是墨氏的仁、义与孔氏的仁、义有些不同。墨子的仁、义是指兼爱，仁人、义人就是实行这种兼爱的人。兼爱是墨子哲学的中心概念。在墨子的团队里提倡“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理念，墨子也极力地扩大兼爱的含义，与儒家的“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相反，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即天下的每个人都应该同等地、无差别地爱别的一切人，即“爱人若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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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身”。并提出“天下之人兼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仁人的任务是为天下兴利除害，他就应当以兼爱作为他自己以及天下所有的人的行动标准，即所谓的“以兼为正”，这样“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他认为“兼爱”是唯一的救世之法。“非攻”是墨子从兼爱思想出发所提出的，他认为争斗、战争，是天下人不相爱所致。所以，他极力反对攻伐之战，只参加严格限于自卫的战争。儒家与墨家在爱问题上主要有两个根本分歧点：一是爱有无差等的问题。墨家认为爱无差等，爱别人和爱父母是应当同等的；儒家认为爱是有差等的，爱父母总要胜过爱其他一般的人，并认为墨氏之爱“是无父也”。二是爱是在发生的还是外在强加的。墨家认为爱是外部人为地附加的，所以要依靠的、政治的制裁作为实施爱的保障；而儒家认为，爱是从人性部自然地发展出来的。（二）重利、重功论：这是墨子哲学判断一切价值的标准。为证明兼爱理论的正确性，也为判断一切言论的是与非，墨子提出了他的方法论——“三表”法，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所谓“本之”，主要是根据前人的经验教训，依据古代典籍；所谓“原之”，就是从普通百姓的感觉经验中寻求根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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