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讲义:文 字 学 万 献 初
所谓“文字学”,是指“汉语文字学”,是研究汉字的形体构造以及字形与字音、字义之间关系的学科。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汉语的“文字”古本称“名”,《周礼·春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郑玄注“古曰名今曰字”;又称“书”,《韩非子·五蠹》“古之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厶-公)。后称“文”称“字”,《左传·宣公二年》“夫文止戈为武”,战国秦吕不韦聚门客著《吕氏春秋》而悬咸阳之市曰“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到秦始皇时《琅琊刻石》中的“同书文字”才“文字”连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谓“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浸多也”。《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是用线条笔画交错描摹物象的单独形状,是独体的;《说文》“字,乳也,从子在宀下”,房子(宀)内有婴儿(子),本义是生孩子,“字”是由两个以上的“文”合并孳生出来的,是合体的。故宋郑樵《通志·六书略》归纳曰“独体为文,合体为字”。
汉语文字学古称“小学”,班固《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六书”是汉字的六种构型、应用方法,用以代指文字,小孩在初入学阶段必先学习文字,故后人连带把研究文字的学问称为“小学”,研究文字必须形、音、义兼顾,故又将“文字、音韵、训诂”三门学问统称为“小学”。民国初年,章太炎及其弟子钱玄同等重视学科形态的建设,把小学从经学附庸的地位中独立出来,并改称“小学”为“语言文字之学”或“文字学”。后因“音韵学、训诂学”各自形成独立的学科,唐兰1949年撰《中国文字学》,明确地把“文字学”独立为研究汉字形体的学科。
研究汉字的构造及其形音义关系,当以古文字为主要对象。“古文字”主要指先秦以前的汉字,秦统一后的小篆字系的线条化还保存着汉字的造字意图(笔意),也属于古文字,秦及汉初的简牍、帛书所用的隶书也还保留较多篆书的特点,也可归入古文字的范围。因此,文字学(汉语文字学)实际上是“古文字学”,研究的是隶书成熟以前的汉字。广义的“古文字学”既研究古文字本身,又研究各种古文字资料。狭义的“古文字学”主要研究各种古文字资料,以出土、遗存器物上的文字为主,如陶文、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简帛、碑刻等。则可把传世文献所载汉字的研究称为“文献文字学”或“传统文字学”,往往以《说文解字》的研究文主体,或称为“《说文》学”。
一、汉字的起源
关于汉字的起源,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
1、八卦说。《周易·系辞》:“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是一套用来占卜吉凶的象征性符号,基本符号是:“ 乾(天)、 坤(地)、 震(雷)、 艮(山)、 离(火)、 坎(水)、 兑(泽)、 巽(风)”。八卦显示了符号的象征意义在古代得到了广泛应用。从汉代开始,有人认为八卦是早期文字现象,《易·系辞》有此隐含,许慎《说文解字·叙》“于是始作八卦,以垂宪象”也略含此意。郑樵《通志·六书略》:“文字便從不便衡。坎、离、坤,衡卦也,以之为字则必從。故 從而后成‘水’, 必從而后成‘火’, 必從而后成‘川’。”罗君惕《说文解字探原》(1973)“六书说”认为:“八卦的阳爻作─,即演化为‘一’字,两个阳爻作═,即演化为‘二’字,乾卦作≡,即演化为‘三’字,坎卦作 ,即演化为(水)字。”刘师培《小学发微》(《国粹学报》乙巳七期)说:“大约《易经》六十四卦,为文字之祖矣。”注意到八卦用象征手法来描述人所认识的事物,已有符号刻画的意味。考古资料表明,早在史前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中,陶器上就有了表示数字和事物线条的刻画符号,且存在一些规律,说明在文字产生之前确有一个把图画抽象化、符号化的表意阶段,后来逐步演进,才形成后世的文字。
2、结绳记事说。《周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郑玄注:“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李鼎作《周易集解》引《九家易》:“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老子》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庄子·胠箧》:“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许慎《说文解字·叙》:“及神农氏,结绳而治,而统其事。”可见古时先民确有过结绳记事的阶段,但不好认定结绳对汉字起源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3、仓颉造字说。《韩非子·五蠹》:“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厶),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以知之矣。”《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然而非主道者。”《淮南子·修务训》说仓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书”即文字,故《世本》作“仓颉作文字”。可见“仓颉造字”在汉代前后一度成为共识。然而,文字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符号体系,其发生、发展的初始阶段只可能是渐进的、积累的、缓慢的,不可能由一个人一次性造出来,仓颉只是汉字成熟后进行系统整理时期的一个代表,所以《苟子·解弊》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是说仓颉专一于文字的整理和规范,成为集体智慧的代表者。也有人认为“仓颉”谐音“创契”,并无此人,是后人对“创造书契”的古代史官的追称。
二、汉字形成及其形体演变的阶段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图画是文字的前驱,图画可以记事,但只有当图画用于记录语言或构成语言的单词时才是文字(图画文字)。文字由图画发展演变而成,是普世性的通则,如古埃及的圣书字、苏美尔楔形字等,其原始形式与初期汉字一样,是图画性的。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2001)提出“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般认为汉字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图画阶段,形成了汉字表意的“象形”意识。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绘画中单独的鱼、羊、草木等,还只是图画。五六千年前的贺兰山岩画狩猎图、连云港岩画等,主要是按照自然形态的生活样态进行描绘的,也不能看做文字。距今四千五百年的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出土了四个涂红陶符,有人认为是图画记事,有人认为是早期汉字,如认为象钺形的与“戉”字极为相近、象斧形的与族名徽号所从的“斤”极为相近。先民氏族有自己的“图腾”,被视为本族的象征和保护神,在器物或人身上刻画图腾以为族名或徽号,指号呼名,在语言与实物间建立起牢固的联系,这些图腾徽号就有了形音义,具备文字的基本要素,成为徽号文字(图形文字),如“虎、能(熊)”等象形字的甲骨文、金文就与徽号文字是一脉相承的。二是意合阶段(指事、会意),从现实物象中抽取一些特征来进行刻画,用概括性的线条来描述,意合的意味很浓。描绘的图象多了,就有了抽象的“上下、左右、高低、前后”等空间感,就可用指事的方法来示意。三是形声阶段,声音是语言最早的交际工具,音与义约定俗成,就成为最初的固定话语。话语中词汇的音与义有图像化的结合形式,出于记声的需要,字形就有了半表义类半表读音的组合体,就出现了形声字,“形声”是汉字体系中较后出的最能产的构形方法。
图画、意合、形声,汉字的形体构造方式得以完备,汉字体系得以完成。汉字形成之后,其字体系统在应用中不断发生形体上的历时性演变,才逐渐稳定下来,成为汉民族语言交际的符号系统。汉字的发展演变,大体可分为“古文字”与“今文字”两大阶段:甲骨文至小篆属古文字范畴,为“笔意”阶段,一笔一画都含有构字意图;隶书到楷书则属于今文字范畴,为“笔势”阶段,强调笔画的规范走势而失去表意蕴含。 国学讲义之七——文字学
1、古文字阶段
殷商甲骨卜辞所用的甲骨文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成熟的汉字系统,一般认为,由商代后期至秦代(约前14世纪—前3世纪)为古文字阶段,唐兰按照时代先后和字形特点,分古文字阶段的文字为四类: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和秦系文字。
殷商文字,主要有殷商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文字。甲骨文也叫契文,多契刻在龟甲兽骨上,也叫龟甲文字,其内容以占卜为主,也称甲骨卜辞,多出土于安阳殷墟,故又称叫殷墟文字。自1899年甲骨文被学者发现至今,已发掘出十多万片,已释读的字形有两千多个。甲骨文的特点:在甲骨上刻画,注重形象可感性,象形字、会意字居多,笔画较细且方笔居多,笔画的多少、正反、向背还未能完全统一,形体多变,繁简不一,还带有较浓的图象意味。尽管如此,甲骨文总体上用笔讲究、章法统一、结字整齐,已具备较好的实用价值和交际功能,是成熟的文字形态。商代青铜器文字,一般通称为金文,也称钟鼎文、彝文、吉金文等,主要刻铸在钟鼎彝器之上,内容多记载商周时期的铭文、诏令、颂词、勋功等。铭文长短不一,少者几个字,多者几十个字,
西周后期的毛公鼎长达479个字。北宋时就已开始钟鼎文字的收集著录,至今已发现的青铜器文字有四千多个字,释读出来的一千多个。与甲骨文比较,金文明显趋于成熟:字形结构与甲骨文相近,但形声字明显增多,异体字相对较少,即规范性增强。金文铸模而成,笔画粗而较圆润,多呈块面状。西周后期和春秋时期,铸模工艺不断提高,金文渐趋线条化。
西周春秋文字,是殷商文字的继承和发展。该时期主要的文字资料是金文,还有部分甲骨文和盟书文字。西周文字上承殷商下启春秋,春秋文字在西周金文基础上进一步完成块面笔画的线条化、诘诎笔画的平直化,春秋后期诸国文字开始出现长条化、整齐化的趋势,形体构造大体相似,不同地域出现了不同的书写风格。江淮流域诸国文字呈现出明显的美术化倾向,如在字形上加鸟虫形文饰的“鸟虫书”颇引人注目,许慎《说文解字·叙》“秦书有八体,四曰虫书”指的就是鸟虫书。
六国文字,战国七雄除秦以外为“六国”,六国文字与春秋文字相比,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说文解字·叙》描述道:“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最突出的是俗体流行,出现了很多简体字,书写的随意性较大,不同侯国、地区有不同的异体,一国、一地乃至一人所书也会有不同的写法。虽然各行其是,六国文字之间还是相互影响的,并非每一个字在各国都有不同形体,这就使六国文字虽然异体繁多而仍能认读。据研究,《说文》所引“古文”多为六国文字。
秦系文字,是指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和小篆,其资料大体包括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两大类。文物资料主要有石刻文字、金文、玺印、陶文、漆器与简帛文字等,其中石鼓文、诅楚文和秦刻石最著名。传世文献文字主要是《说文解字》所收录的小篆字系。秦系文字有“籀文”,也称籀书或大篆,因载于《史籀篇》而得名。籀文刻在石头或青铜器上,隋末于陕西凤翔县西南发现十几块形如石鼓的刻石,被称为“石鼓文”,石鼓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历代文人都对石鼓文很感兴趣,不断有拓片留存,唐代韩愈《石鼓歌》说它“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石鼓文久经风化,今已很难辨认,从早期拓片看,刻有十首四言诗,今能认清的约有三百多字。近几十年来,考古学者又发现了一些与石鼓文相似的文字,认定是秦统一以前的大篆,其字体与《说文解字》列出的“籀文”很相近。学界认为籀文与石鼓文是同一时代、同一地区的文字。籀文(大篆)比甲骨文、金文繁难,也比小篆繁杂。一般认为石鼓文集大篆之大成而开小篆之先河,是大篆向小篆演变的过渡性字体。现代出土于陕西的《秦公簋》上刻有铭文121字,是比石鼓文更好的大篆标本,其字形大方雅正,兼备甲骨文、金文的方正与圆转之美,起笔止笔均为藏锋,圆融遒劲,匀称有度,反映了小篆之前文字的真实形态。
小篆,是在大篆和六国文字基础上,经过秦代“书同文”后通行的规范字系。《说文解
字·叙》:“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省”是省并繁复的笔画,即大篆的简化;“改”是以通用字替代各种异体字。李斯编成《仓颉篇》作为文字的统一标准加以推广,就形成了小篆。对比看来,小篆是汉字发展史上最早的规范化、标准化的文字系统,它逐渐摒弃早期汉字的图像化和随意性,开始向符号化和规定性迈进。《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都是秦代教育学童的字书,共55章3300字,汉初
合编总称为《仓颉篇》。小篆经官方统一并通行全国,是一次自觉的文字全面规范化行动,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小篆规范化的成果,后来集中反映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文解字》是汉字传世文献的代表,它以小篆为基准,兼收古文、籀文,正文共收9353字,重文1163字,全书共14篇,分析并建立540部首,同偏旁的字列为一部,同条共贯,据形系联,系统而有理据。字形解说中,兼顾字的形、音、义,“博采通人”,保存了大量的古音、古义以及前人的说解,提供了丰富的汉字构形理据的历史线索。许慎还界定“六书”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用作分析字形结构的理论依据,建立起汉字研究的系统方法。在汉字发展史上,《说文解字》无疑是最重要的著作,既是认字的入门书,又是研究汉字的基础,是认识先秦古文字的阶梯,又是研究秦后隶书、楷书发展的必然途径。《说文解字》的出现,标志着汉字系统的完善和中国文字学的正式建立。 2、今文字阶段
“今文字”是指隶楷文字阶段,从汉代延续到现代。两汉主要通行隶书,草书只是当时的辅助性字体。约于东汉中期,从日常使用的隶书中演变出一种较为简易便捷的俗体。东汉晚期,在草书和隶书便用俗体基础上发展形成了行书。约在汉魏之交时,又在行书基础上形成了楷书。经魏晋二百多年的沉淀,方正典雅的楷书最终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主要字体,至今犹然。
隶书,又称“佐书、八分、分隶”。秦孝公后,文字使用越来越频繁,小篆笔划繁多而园转,写起来很不方便,官吏们在忙于书写时就把一些圆笔画写成直笔画,逐渐推进隶化的过程。《说文解字·叙》:“是时,秦烧灭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隶书分“秦隶(古隶)”和“汉隶(今隶)”两个阶段,经过秦汉两朝漫长的实践,才形成了成熟规范的隶书。与篆书相比,隶书有五点主要变化:(1)象形意味减弱而符号化倾向显著;(2)偏旁的合并、分化、变形,如“奉、秦、奏”等字上半部在小篆中为含义不同的笔画而到隶书就合而为一了,“灸、烈、尉”下部在小篆中都从“火”而隶书分作“火、灬、小”三形,“阜邑、人、犬”变为“阝、亻、犭”等。(3)结构简化、笔画减少,隶化时将部分笔画省去,如“屈”字小篆作“??”,隶化后把上部“尾”中的“毛”去掉;“香”字小篆上部作“黍”下部为“舌”,隶书简省了很多笔;“靁、曐”省为“雷、星”等;(4)笔画形状的改变,改曲为直、改圆为方、改连为断等,去掉篆体尚存的绘画意味,用点、横、竖、撇、捺代替小篆的曲线型笔画,形成了汉字便于书写的笔画体系;(5)以“横画蚕头燕尾”为特征的八分体形成,张怀瓘《书断》说“八分”笔形“若八字分散”。
草书,约与隶书同时兴起,最初只是隶书的草率写法,《说文解字·叙》谓“汉兴,有艸书”,庾肩吾《书品论》谓“草势起于汉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草书分章草、今草和狂草。汉魏通行章草,是“章程书”的简称,保留隶书笔势而有明显的波势挑法,每字内笔画相连,字间笔画则不相连。晋代以后,楷书、行书出现,书法家利用两者的笔法改造章草而成今草,取消章草所保留的隶书“波折之势”,字间笔势多相牵连。狂草是今草的简化,随意增减笔画,笔势连绵回绕,颇难辨认,狂草是写意性的书法艺术,不是交际用的字体。
楷书,唐以前称“正书、真书”或“今隶”。宋代《宣和书谱》谓“汉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法”,魏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晋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等,已改变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