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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亚川《中国青年报》(2014年12月16日01版)

被执行死刑18年后,原先被认定为强奸杀人案“凶手”的呼格吉勒图,被判决无罪。12月15日,内蒙古高院公布了再审判决。

迟来的正义让人唏嘘。尽管真凶还有待最后确认,但是,不管是呼格吉勒图案,还是佘祥林案、浙江张氏叔侄案等的逆转,都与“真凶归来”、“被害人死而复生”等小概率事件不无关联。给人乐观期望的是,前段时间福建念斌案改判无罪,终于没有再依赖这类“偶然”的小概率事件。

呼格吉勒图案一审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是“认罪态度好”,而二审的上诉理由也是“没有杀人动机,请求从轻处理”,这意味着对这么一个有重大疑点的案件,律师做的竟然是有罪辩护。佘祥林案中也有类似情况。对当事律师来说,冤案昭雪以后,他们的辩护策略与职业态度,将和当年的办案机关一样,面临质疑。当然,一味指责律师显然有失偏颇,如果律师面临重重阻力,甚至连阅卷都很艰难之时,又如何指望他们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可见,在避免冤狱铸成的机理上,辩护律师敬业无惧的“死磕”精神何等重要,给律师创造“死磕式”辩护的条件又何等重要。

应该看到,此类冤案中舆论监督的推动力量。呼格吉勒图案中,新华社记者的内参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上,从2005年赵志红归案等重大疑点曝光以来,始终有媒体在跟踪报道,这使得“呼案”一直没有脱离公众视野。浙江张氏叔侄案能昭雪,聂树斌案能在近日进入异地复查程序,都与媒体的追踪报道和舆论的关注不无关系。其实,内参也好公开报道也罢,媒体和舆论从来都只是发现问题,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保障媒体对司法机关的合理监督,如何保障司法机关既能独立办案,又能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是“冤狱”集中出现的一年。比如,10月的呼格吉勒图案,3月的河北聂树斌案,4月的湖北佘祥林案,5月的湖南滕兴善案。这4个案子都是可判处死刑的故意杀人案(除佘案外,其他三案的被告人均已被执行死刑),也都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波严打和90年代初、中期的后续严打时期,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也代表着那个年代的刑事司法风格与社会管控水准。在这个意义上,承认现实与消解阻力比追责更重要。 另外,判无期以上的重大冤案,大多要经过10年以上的时间,才可能有平反机会,而真正获得平反,有时也还需要10年左右时间。佘祥林案和滕兴善案,分别在宣判10年和20年后,才得以平反。聂树斌案在将近20年后才开始复查,呼格吉勒图案也是在将近20年后才获得平反。这个沉重的冤狱时间成本,由所处时代、所判刑期、法条修订、政治局势变化(如呼案和聂案与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决定之间的重要关系)等多种元素铸成,饱蘸着当事人和当事家庭的斑斑血泪,也意味着制度演化与社会发育的沉重成本。

拿出勇气来承认过往,制度化消解阻力,加快梳理司法存量,确保包括讯问在场权和会见权在内的辩护律师法定权利,是尽量降低平反冤案成本的主要路径,这是当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使命,也是未来政治体制改革不容回避的问题。

李晓鹏:悉尼人质事件自拍热与网络时代冷漠症

12月15日,澳大利亚悉尼市中心一家咖啡馆发生人质劫持事件。悉尼警方围攻咖啡馆与劫持者交火,造成2死3伤,两死者分别为劫匪和人质,伤者多为人质。事发闹市区,又是白天黄金时段,市民手持智能手机蜂拥而至,案发咖啡馆周边成了自拍热点。他们举着手机自拍,上传到社交网络,从照片上看,大多数人都脸上流露笑容,有的甚至做出“V”的手势,完全无视身后的悲剧,仿佛在参加一场有趣的聚会。

网络时代的到来,放大了冷漠这一人类的劣根性。11月30日,四川泸州小伙曾某,用网络直播的方式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期间共发出38条微博,每条微博评论转发上千,最后一条微博获得数万条转发评论。用直播的方式自杀,说明对人间还是迷恋的,只

不过希望有人看到,希望沟通与交流。然而,类似“你必须死”、“到底死了没有”、“赶紧死”等冷漠的谩骂,最终伴随他走向死亡。 这实际上是一种网络时代的“冷漠症”。在悉尼咖啡馆门前自拍的澳洲网友病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向网友炫耀自己身处一个重要的现场,从而获得更多的赞,要比身后实际发生的悲剧更重要。自播自杀的小曾病了,因为在他看来,微博上网友的挽留可能比现实中前女友的挽留更重要。在网络留言里对他步步相逼的网友们也病了,在他们看来,在虚拟世界里对一个人的生命进行挽留,哪里比得上破口大骂、发泄情绪更加重要? 网络时代的“冷漠症”,一方面来自于人类内心深处那种最为黑暗的部分,另一方面,却是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副产品”。社交媒体的兴起,智能手机的普及,给自拍分享提供了工具和平台,人们可以更加方便地与朋友交流,国内的微博、微信,国外的Twitter、Facebook、Instagram、Pinterest等平台,汇集了极大多数的全球网民,把世界整合成一个跨越地域、无视时间、不论场合的社交网络。

社交网络方便了人们的交往,失散多年的同学、相隔异地的亲人、生意上的伙伴、工作中的同事、有共同爱好的个人甚至素不相识的路人,都通过社交网络迅速连接到了一起,通过分享照片、视频以及文字,人们在社交网络上转发评论新闻、播报突发事件、交流各种心得,似乎获得了比现实生活中更加深入的社交体验,并渐渐成为习惯。 网络时代的“冷漠症”,混淆了虚拟与现实,甚至将虚拟空间看得比真实世界更加重要,对真实世界来说,这就是一种空前的冷漠。人们习惯于分享美食自拍,却忘记了请朋友吃饭的承诺;习惯于在微博上转发90岁老人捡垃圾带来的感动,却忘了晚上回家给妈妈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习惯于晒孩子可爱的笑脸,却不肯抽出时间陪孩子读书;习惯于停留沉醉在这个虚拟的世界,渐渐地忽略了身边的朋友以及现实世界的观感。这种病,对于你我来说,或多或少都有一些。

如果任由冷漠症传播发展下去,现实世界最终将会被虚拟空间吞没,变得冰冷而无情。英剧《黑镜子》第二季第二集“白熊”中,将这种病症带来的最终后果刻画得淋漓尽致。不管多么残暴的暴行,多么悲惨的境遇,围观者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用手机拍摄、分享,面对求助,没有人愿意施以援手。只要事不关己,就可以一直冷漠地拍下去,分享下去。最后女主角发现,自己也曾经是一起暴行的旁观者、拍摄者、分享者。导演安排这一桥段,正是要说明,这种冷漠最终将伤害每一个人。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在低头看手机。”科学技术的进步,最终目的应当是增进人的福利。出现“冷漠症”这样的副产品,不能听之任之,更不能随波逐流,自觉或不自觉成为社交网络的奴隶。在网络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不能丢掉人性中善良而光明的一面,虚拟的空间应当让现实的世界联系更加紧密,更加人性化,更有人情味,这才是人类需要的网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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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亚川《中国青年报》(2014年12月16日01版)被执行死刑18年后,原先被认定为强奸杀人案“凶手”的呼格吉勒图,被判决无罪。12月15日,内蒙古高院公布了再审判决。迟来的正义让人唏嘘。尽管真凶还有待最后确认,但是,不管是呼格吉勒图案,还是佘祥林案、浙江张氏叔侄案等的逆转,都与“真凶归来”、“被害人死而复生”等小概率事件不无关联。给人乐观期望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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