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及其制约因素
一、引言
翻译从来就不是一项纯语言活动,只有在语言教学时翻译才成为纯粹的语言转换,而普通意义上翻译的对象是意义,是信息、思想和文化的传递。译者充当的正是这种传递信息、思想和文化的使者。传统的翻译理论着力于探讨语言层面的问题,关注的是理想的译者该怎么做,完美的译文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要求,并以“原著中心论”、“作者中心论”等来严格要求译者恪守“隐形人”规则。过去,研究翻译只限于原文和译文的对比,而对这两者之外的因素很少谈及,特别是对译者的因素认识很不够。有人把译者称作“看不见的人”(the invisible man)，或比喻成“舌人”，“媒婆”等。这种观点,就是将译者置于被动的地位。近年来,随着对翻译过程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原文和译文的中介――译者，在翻译中不可避免地要发挥其主体性。我国翻译家金圣华基于对翻译的认识和个人的实践，指出“译者在早期虽有舌人之称，却不能毫无主见，缺乏判断；译者虽然担当中介的任务，却不能是卑微低下，依附主人的次等角色。翻译如做人，不能放弃立场，随波逐流；也不能毫无原则，随风飘荡。因此翻译的过程就是得与失的量度，过与不足的平衡。译者必须凭借自己的学养、经验，在取舍中作出选择。”可见译者必须是个有思想、有头脑,能够发挥自己主体性的人。随着译学
研究的纵深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译者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译者就好比是驰骋在有限疆域的骑士,主体性发挥得法可以让他游刃有余,规矩方圆之中自有其广阔天地。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译者仍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主体性。本文将对译者在发挥其主体性的过程中所受的制约因素进行初步探讨。
二、译者身份的理论定位――译者是翻译的主体 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受到的制约因素,我们有必要首先对译者的身份加以定位。事实上,翻译就是译者首先运用自身的思维能力解析原文的语言材料追寻作者的思路,然后综合目的语的语言表达手段再现原文。无论在理解阶段还是表达阶段,翻译活动都是与译者的主体因素紧密相连的。到底何谓译者的主体性？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主体性包括目的性、自主性、主动性、创造性等，简而言之，就是主观能动性；主体性的另外一个特征是“为我性”，体现了主观能动性发挥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同时，主体的对象性的活动作用于客体，必然受到客体本身和其它客观环境的条件的制约的限制，因此主体性同时又包含受动性。因而能动性、目的性和受动性是主体性的重要特征。不难看出，译者的一个主动的角色,像演员一样把原作的内容表演出来,又像导演一样始终千方百计地研究如何把原作的内容完美地表达出来。
关于译者主体性的具体内涵,近年来仅在《中国翻译》上就
有诸多学者讨论。许钧在2003年1月《中国翻译》上撰写的《“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的确立》一文中提到“所谓译者主体意识,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意识。这种主体意识的存在与否,强与弱,直接影响着整个翻译过程,并影响着翻译的最终结果,即译文的价值。……所谓‘翻译主体性’……是指翻译的主体及其体现在译作中的艺术人格自觉,其核心是翻译主体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力。”而在同一期的《中国翻译》上,查明建也就译者主体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基于“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辩证统一于主体性之中”这个哲学分析,查明建提出了“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查明建在文中也论述到应该把译者、原作者和读者均当作翻译的主体,此处有关译者主体性内涵的表述也极具参考价值。在2003年第6期《中国翻译》上,屠国元“把译者作为中心主体,而把原作者和读者作为影响制约中心主体的边缘主体”,并把译者的主体性解释为“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从中体现出一种艺术人格自觉和文化、审美创造力。”陈大亮也在《谁是翻译主体?》中引用陈先达的分析,从哲学角度进一步说明“主体
性最根本的内容是作为主体的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最主体的综合特征,是主体所表现出来的最突出、最集中的品质。但他(陈先达)忽略了主体性还有受动性的一面。主体性说到底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辩证统一,也就是说,主体性只有在与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中才能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在理解主体性内涵时要避免两种极端:一是无视客体的制约性,过分夸大主体能动性;二是过分强调客体的制约性,完全排除主体能动性。”后来也有许多学者对译者主体性内涵作了一定的研究,或者引用以上定义,或者作出类似的解释。从上文的几个定义可以看出,他们都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且都关注创造性,每种解释都各有所长。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译者作为整个翻译实践的主导因素具有许多不依赖作为客体的原文而存在的独立性,他必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自身的潜能施展能动性和创造性，因为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也是两种文化的转换,其中蕴含着译者富有创造性的劳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译者的创造性劳动并不亚于原作者的创造性劳动,这主要表现在：一、原作者拥有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有按照自己喜好口味选择的素材,并按照自己特有的写作方法创造有自我烙印的作品,而译者却可以驰骋更广阔的领域,他可以翻译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作品,接触到内容、时代、风格各异的作品。二、译者是不同文化间的传递者,他结合两种或多种文化于一身,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不但要考虑篇章词句和狭义的上下文的联系以及原作所传递的时代风貌和文化
精神,而且还要考虑本民族的文化背景,考虑作品的思想风格、作者的世界观、创作目的、写作手法和艺术风格,以及读者的需要和译文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和审美效果。正因为如此,翻译不是原作的简单翻版,而是一种译者的再创造,渗透了译者对于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阐释和传达。译者是一个与原作平等的“艺术创造主体”,他们之间是平等的主体对话关系。译者的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译者的主体性包括译者的目的性、自主性、主动性、创造性。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其对象性活动的客体是原作,要完成翻译的任务,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当然,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制于其所处的时代、其自身的双语文化能力、语言能力和理解能力。 三、译者所受到的制约因素
翻译过程是两种文化的“协商”过程,而译者是两种文化的中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并不是没有限度和范围的，而是要受到各种主观或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 (一)受时代背景的制约。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总是要打上时代的烙印。20世纪初苏曼珠与陈独秀用章回小说的笔法翻译的雨果的《悲惨世界》，每节多以“却说”、“话说”开头,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结尾。如此翻译自然是为了迎合读者的审美期待,以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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