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和生：我希望听到更多批评之声 一 一个艺术家总是要听听更多的不同意见
刘红昌：“耳顺”展览的由来?
李和生：平时做事情目的性没有那么强，我是一个很随性的人。展览的缘起是在我五十岁的时候朋友们跟我筹备过一个小型的饭局。当时恰好我的第一本书法集由北京燕京出版社出版，当时有种人过半百的感觉。朋友们就是坐在一起吃个饭，聊聊天。回来以后我就把那天的聊天整理了一下，成文《感谢的话》后来收入到散文集《小声》里。去年春节朋友们又在一起聚，大家感慨一转眼就是十年了，六十岁的人了，就搞个什么纪念。古人有说法，八十岁之前的人一般是不太大折腾着过寿的。大家说一个甲子应该过一回，因为一般人一辈子只有一个甲子，有两个甲子的人是极少的。算是有个由头，说是六十岁的人基本还没有办过个展，那就办个展览。其实在亮宝楼刚开业的时候，我举办过小型的展览，严格讲不能叫个展。去年在华丹画廊，和李默海办过一次，也是小型的展览，在西安还真没办过像样的个展。春节前后朋友们就筹备起来，我是怕麻烦不太想弄，后来孩子都说以前的画册基本上都用完了，加之媒体报道也没有新鲜的资料，那索性就搞一个展览吧。一个个展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回顾一下这十年来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们过去办展览就是“李和生书法展”或者“刘红昌国画展”。现在都流行有个名头。本来我自己想叫“茶余饭后”，觉得比较适合自己。我不想搞一个很虚张声势的名字。书法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一种娱乐。我和方英文先生聊天，方先生说，我们干这些事情都太奢侈了，咸淡的没有事情干了，弄这些东西。我们这个年龄，有赚钱的，有看孙子的，各有各的事，我们是闲的才整这些写写画画的事。后来李默海说，朋友们为你60生日筹办个展览，不如就叫“耳顺”。在逐步的沟通中，大家又将平时我的一些想法揉进去，我就觉得还行，就叫“耳顺”。
之前我们一个陕北老乡，是个作家，也写书法，叫马治权，给我写过一篇文章。文章的百分之六十基本上是批评我的。这几年的评论界基本上都是相互吹捧，还有一个很冠冕堂皇的词，叫互相抱团共同取暖。这一二十年基本形成了这种风气。我们在一起开玩笑说，表扬是一种鼓励，鼓励能促使人进步。但是现在整个学术界基本没有批评之声了。马治权这篇文章写完之后，我就在自己的博客上转了。当时《水墨中国》要给我和李默海出一个通版，需要两篇文章，都说马治权写的那篇学术性太强了，普通读者已经习惯于接受吹捧文章。邀请方英文先生题字，他就说马先生那样的批评你都能接受，我就随便写。我就觉得这么多年来，这种批评之声太少。
对于我一个即将走进六十岁的人来说，古人讲是耳顺之年，是什么话都应该能听进去的。我也想，我不一定能号召了别人，但一个艺
术家总是要听听更多的不同意见。从古到今，我们学习一下中国美术史，中国画绘画史，别说太远，就是民国时期，艺术家的互相批评之声还是有的。关系越好，越是要直言不讳地告诉你，还有什么不足和毛病，实际上这是对你最大的帮助。本来写的不太好，捧的多了就出现麻烦了。现在很多领导书法名人书法其实就是这情况，起初他想红昌是我的部下，不得不把我捧一下说我的字好，但捧多了以后，他自己都会觉得好像我的字还真行，继而就会进入一些专业的团体。所以，大家都应该听到更多的批评之声。以我个人而讲，耳顺之年，更希望听到更多批评之声。因此用了耳顺这个名字。简单地讲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六十岁了，深层次讲，是希望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年轻的艺术家也应该敢于听取批评之声。
二 年轻人要把每段时间都用到好处
刘红昌：耳顺之年，对人事和世界的认知与感受?
李和生：不管是为人也罢，从艺也罢，在生日之时，我们都会总结，这其实是个自然的过程。十岁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都是自然过渡而来的。没有觉得突然我六十了，我要干些什么事，哪些话能说了，哪些话不能说。从年龄、学术、修养都是一个自然的过渡。比较明显的感受就是到了这个年龄比较珍惜时间，在学习上读书上，明显感觉记忆力大不如从前，所以这个时候尽可能地做一些有用功，把浪费时间的一些东西减少一些，比如说凑热闹，今天这个饭局，明天那个活动，在时间上的紧迫感强了，其他到没有明显的感觉。都
是从年轻时就一路走过来，说话、办事、交流、学习、读书、写作、练字都是自然过来的。原来小的时候看六十岁的人那已经是很老了，觉得时间好像不多了，还不能在年龄大的人跟前说这个话。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并不知道自己是能活七十、八十、还是一百。到这年龄，身体上的变化已经明显了，对我来说，就是要抓紧时间做一些有用的事，把没用的东西减少或者不要。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现在不敢了。杜先生跟李默海也时常说，年轻人要抓紧时间，把每个时间都用到好处。这就是年长的人容易考虑的问题。 刘红昌：您觉得人有没有宿命?
李和生：我觉得人有宿命。前些年我就有这种感觉。这个跟你的生活经历、接触的人甚至阅读有关系。比如我对佛学比较感兴趣，很多年前就学过一些知识。我们硬要说是宿命论好像就有点严重。正如有些人个性强一些，就说成是大男人主义，其实它未必就是一种主义。回过头来看，好多事情普通百姓会认为是命中注定，其实按照佛学的观点说，这是一种缘，是因果关系。还有好多是不可预测的，比如生活、工作、学习，包括爱情，都不是追求来的，是碰来的。一个人在甲地，一个人在乙地，两人必须相对时间出发，才可能在中途相遇。我二哥在县城老家的时候写字就算是很好的，首先我有这个机缘，我家有人写字，而且写的不错。不一定说他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前提是你有这个环境，对这个东西产生了兴趣。作为每一个中国人，其实都希望自己的字能写的很好，我成书法家了，你其实未必能成书法家，
这就是机缘没有。有了机缘，把自己的喜好融进去，再通过一定的时间去把自己展现出来。后来进单位搞宣传，标语、板报等经常写字，就给提供了这么一个岗位。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了这么一个机缘。一个生在陕南、陕北、关中的孩子，和一个出生在国家领导人家的孩子，命运是截然不同的。宿命是有的，但是不能说的太玄，综合的这种机缘性的东西肯定存在的。
三 写字行文，就是要把真性情充分表达
刘红昌：您怎么看待自己的散文和书法?
李和生：我其实只能算个票友，是一种爱好。因为我东西也太少，产量太低。当下世界，整个事物的标准似乎降低了，但凡提毛笔的都是书法家，能写一封信的都是作家了。社会的要求和过去的要求意义上不同了。有时杜先生讲，“书法家”更多可能是一种尊称。真正的书法家不应该是我们这种样子，应该水平更高。现在书法圈就好比进了医院一样，我们看到穿白大褂的护工也一样要喊作医生或者是大夫。对于我来说，因为有原来的那种经历，年轻的时候最想弄的是文学，二十四五以后才算是很正经地去学习书法，也就是个写字而已。过去讲，书法是文人的余事，是本该要做的事，就不存在什么书法家。在山东青州一个博物馆，我曾见过清末状元的一个考卷，没有一个错别字，没有一处勾画的，长卷，小楷。现在专门写小楷的书法家未必能达到那个水平。所以，过去写文章的人做官的人，他的书法已经是不存在问题了。馆阁体其实就是防作弊的一种手段，所有人的字迹要求
专访 书法家李和生：我希望听到更多批评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