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波:在这本书中,你批评了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纲领。你能够解释你的理由吗?既然我们人类也是自然的造物,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大脑都是进化的产物,为什么我们不能采取我们研究其他自然过程或自然现象同样的方式去研究人类的认知过程?简要地说,为什么认识论不能被自然化?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哈克:这个问题有一点引人误解。是的,我批评了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但我也清楚地表述和捍卫了我自己的更温和型的自然主义。在蒯因的立场中,简要说来,错误的东西是他把三种不同的且不相容的观念混在一起了:(i)认识论不纯粹是先验的,而是依赖于关于人及其认知能力的假定;(ii)认识论问题应该交给关于认知的各门科学去解决;(iii)认识论问题是不合法的,应该去掉而代之以关于人的学习过程的科学式问题。但是下述任务既不属于物理学,也不属于心理学,或任何一门科学,即:告诉我们是什么东西构成了更好或更坏的证据,或者例如,为什么真实的预言确证了一个理论的真;如果这些特殊的认识论问题是非法的,那科学的事业就是毫无意义的。所以,第二种和第三种自然主义是不可捍卫的:不过,我发现,第一种自然主义是完全可以捍卫的——事实上,我自己就捍卫了它。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我把我自己的认识论的自然主义叫做“改良的后验论的自然主义”:“改良的”是为了把它与革命的自然主义区别开来,后者否定传统的认识论问题的合法性:“后验论的”是为了把它与科学主义的自然主义区别开来,后者认为,那些传统的认识论问题能够由心理学加以解决。不过,我的立场仍是自然主义的一种形式,因为它并不把认识论视为纯粹先验的,而是视为对这样一些评价性概念的辨明,后者依赖于有关人的认知能力及其局限的预设。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陈波:在我看来,你已经改变了你对归纳的看法:在《逻辑哲学》中,你把归纳逻辑列在“经典逻辑”之下,但在《证据与探究》中你写到:如果“归纳逻辑被用来意指容许纯句法刻画的关系的话,它在最好的情形下近似于悖论,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属于虚构。”不过,你补充说,即使不存在形式的归纳逻辑,但仍然存在着像(客观的)支持性但非结论性的证据。为什么你不认为归纳逻辑是可能的?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哈克:不对,我并没有把归纳逻辑列在“经典逻辑”之下,如果你再仔细看一下《逻辑哲学》第4页的那个图表,你会发现:它把传统的、经典的、变异的、扩充的和归纳的逻辑列在“形式逻辑的系统”之下。不过,你是正确的,我已经逐渐怀疑,能够有形式的即语形可刻画的归纳逻辑。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我目前的观点是:证据E对于一个断言在多大程度上是支持性的,这取决于加入E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高一个人相对于那个断言的解释性综合。不过,解释要求共相、类型和规律;所以支持性并不简单是一个形式的问题,而依赖于所涉及的谓词的内容。最初说服我接受这一点的是古德曼的绿蓝悖论:如果我们的证据更支持的是“所有的翡翠是绿色的”,而不是“所有的翡翠是绿蓝色的”——我相信是如此,这必定是由于“绿色”和“绿蓝色”之间的差别,因为这两个陈述有同样的逻辑形式。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在《证据与探究》中,只是简要地提及这些观念,而在《捍卫科学——在理性的范围内》则以详细得多的形式加以展开,在后者中我论证说,科学哲学中旧尊崇主义的失败,部分地是合理性概念过于狭隘地是逻辑的结果;我提出了我描述为“尘世”的证据观。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陈波:现在我们来到你的第四本书:《一位热情的稳健派的宣言:不时髦的论文集》(1998)。像前面一样,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自己认为在这本书中表达了什么重要的观念?
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哈克:如其书名所显示的,这本书既不是一本教科书,也不是一本学术专题著作,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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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论文集——但是这些论文由几个共同的主题连在一起。其中许多论文,是应邀撰写的,在《证据与探究》出版之后,我收到了很多的邀请,邀请我就“女性主义认识论”、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等等发表讲演。其中一个重要的统一主题,就是我反对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新实用主义者、多元文化主义者、科学哲学中的新犬儒学派以及诸如此类的论证(和夸大言辞),而捍卫真理概念和诚实探究的理想的合法性;这引导我去探讨科学和文学之间的类似性和差别,隐喻的认知重要性,皮尔士关于真正的探究和虚假的探究之间的区分,“相对主义”的多重意义——甚至是许多社会—政治议题,如多种风格的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论,肯定行动,哲学的当前状态,以及学术界本身。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什么是这本书中最重要的观念?迄今为止已经证明是最有影响的观念,是我在“对相对主义的反思”一文中开始展开的那种形而上学理论,即坦诚实在论(innocent realism)。这是一种居于下述两者之间的理论:一方面是形而上学的实在论,另一方面是形而上学形式的文化相对主义和各种非实在论。我对多种不同形式的相对主义的分类也已经引起读者的注意。然后就是我所区分的旧尊崇主义和新犬儒学派,前者是重点关注合理性、逻辑、结构的科学哲学,后者是代之以重点关注权力、政治学和修辞学的科学哲学;以及对我的居间立场的一种早期表述。我还想提到,我把皮尔士关于真正的探究和虚假推理之间的区分发展成三重区分:真正的探究对伪探究的两个变种,虚假的和捏造的;以及我所识别的“以为是”谬误:即无处不在的这样的论证,其前提是真实的:以为是真理、已知的事实和强的证据等等的东西,经常并不是真理、已知的事实和强的证据,仅仅因为它们有力量才被承认如此;其结论是虚假的:真理、事实、证据等概念都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谎言。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陈波:你能够更多地谈一谈你的坦诚实在论吗?
哈克:我希望,它是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立场,能够使最健全的实在论直觉适应最精致的反实在论的反对意见。这个世界——唯一的、实在的世界——是独立于我们相信它是什么样子的。很明显,在这样说时,坦诚实在论者既抛弃了非实在论论题,即不存在任何实在的世界,也抛弃了多元论论题,即存在着多个实在的世界。不过,她当然承认,人类干预这个世界,我们以及我们的生理和精神活动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个唯一的、实在的世界是异质的:除了有自然的事物和事件之外,还存在着每一种类型的人造物,社会建制,理论,描述,以及科学家、艺术家、诗人、小说家等等的想象的构造物。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采纳来自皮尔士的一个观念(皮尔士证明是采纳了来自邓斯·司各脱的一个观念),坦诚实在论者把“实在的”视为意味着“不依赖于你,或者我,或者任何一个人相信它是什么样子”,并且将其视为与“虚构的、凭空想象的东西”构成对照。科学的理论是实在的;并且虚构的产物也是实在的。但是,科学家所构想的那些解释,当它们是成功的时候,是真实的;并且他们所构想的那些规律是实在的。而虚构的人物和事件精确地不是实在的,而是想象的。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我们人类能够知道关于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某些东西,虽然很容易出错并且很不完善。之所以如此,这仅仅是因为我们具有能够探察关于我们周围的特殊事物的信息的感官,并且有作出关于它们的概括的理性能力;并且还因为周围的事物隶属于类型和受制于规律。
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描述,有时候是真实的,有时候是虚假的。一个综合陈述究竟是真实还是虚假,取决于它所说的是什么(这与人类的约定相关),也取决于它所描述的世界中的那些事物是什么样子。存在着众多的用不同的词汇对这个世界所做的不同的真实描述。所有这些众多的不同的真理,都应该以某种方式相互适应:不能有竞争的不相容的真理或“知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真理,必须这样来相互适应,即能够还原为用有特殊地位的词汇表述的一类有特殊地位的真理。我把社会科学的真理视为是与自然科学的真理“相互适应的”,其适应方式更像是把一个道路图叠加于同一个地区的等高线地图上。文档来7 / 14
自于网络搜索 陈波:你是一位杰出的研究美国实用主义的学者,曾任皮尔士学会会长。在《证据与探究》中,有一章讨论罗蒂对认识论的新实用主义的批评,并且在《一位热情的稳健派的宣言》中,你花了大量篇幅讨论古典实用主义和当代新实用主义。我已经把你的两篇论述实用主义的论文——“‘我们实用主义者……’:皮尔士与罗蒂的对话”和“新老实用主义”译成中文,并且你接受我的邀请,已经为中国读者编辑了一本实用主义专题文集,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你认为我们能够从实用主义传统中学习一些什么东西呢?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哈克:让我用下面的解释来开始:实用主义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唯一哲学流派,查尔斯·桑多尔·皮尔士(1839-1914)和威廉·詹姆斯(1842-1910)是其共同的创始人,该传统在约翰·杜威、乔治·赫伯特·米德、西德尼·胡克和C. I. 刘易斯的著作中得到发展。皮尔士总是坚持认为,实用主义“不是一个学说,而是一种方法”,即浓缩在实用主义准则中的那种方法。根据该准则,意义是有关经验后果的事情。詹姆斯也使该实用主义准则成为中心,但赋予它相当不同的解释,即根据实际的后果来解释它。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是科学主义的、逻辑的和实在论的;詹姆斯的实用主义重点关注宗教而不是科学,是心理学的而不是逻辑的,是唯名论的而不是实在论的。并且像人们从它的起源可预期的,借用意大利实用主义者G. 帕匹尼的一个很好的比喻,古典实用主义就像一座旅馆,在它的每一个房间里,不同的实用主义者在做着不同类型的工作,但他们在走向自己房间的路途上都得经过同一个大厅:我想到了皮尔士对逻辑、符号学、探究理论、科学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贡献;詹姆斯对宗教和心理学的哲学、心灵哲学和伦理学的贡献;杜威对认识论、教育哲学和社会政治哲学的贡献,以及米德对有关心灵、语言和社会的哲学的贡献。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我对实用主义文献的阅读开始于皮尔士——一个令人惊讶的涉猎范围很宽、深刻和原创的哲学思想家。并且我已经受到他的很大的影响:例如他清楚表述和捍卫的真正探究的理想,他关于存在和实在的区分,他对共相的实在性的捍卫,特别是他的“连续论”,即那个“关于连续性的学说”。这一观念对于我来说显得异乎寻常的富饶多产,例如我已经探讨了不仅是科学探究与一般的经验探究的连续性,而且是自然科学探究与社会科学探究的连续性,哲学与科学的连续性,探究与人类的其他理智活动的连续性。但是,我也受到詹姆斯、杜威的影响,特别是后者对科学和价值之间关系的关注;在心灵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领域,则受到米德的特别富有洞见的著作的影响。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詹姆斯曾经写到,实用主义的优点是“它不使我们的理论僵化”;最重要的是,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感谢古典实用主义者,他们帮助我摆脱了分析哲学令人不舒服的固执,不再迷失于严格概念的、逻辑的或语言学的论题。这使我想到了我的《捍卫科学》一书,它远远超出了关于科学的分析哲学所探讨的那些常见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我的书中最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一本。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陈波:你对于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有什么看法?
哈克:相当糟糕!让我一开始把历史的画面弄得更清晰一点。起初,皮尔士对在印刷物中使用“实用主义”一词犹豫不决,因为他担心读者把他的特殊的哲学立场与通常意义上的实用主义混为一谈,后者意味着按权宜之计而不是按原则来行事。他从未在他的出版了的著述中使用这个词,直至詹姆斯使这个词成为一个著名的词语为止。并且后来他逐渐认为他需要把他的实用主义风格与詹姆斯、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风格区别开来,特别是要摆脱他本人与已经渗透到文学杂志中的对实用主义的误解的干系;于是他引入了“实效主义”一词,希望它“足够丑陋以至能够免遭绑架”。我的皮尔士和罗蒂的“对话”,其意图当然是揭示罗蒂的文学—政治的、反形而上学的“实用主义”,及其对逻辑的鄙视、对认识论的抛弃,与皮尔士的实效主义哲学是多么的不同。并且罗蒂的新“实用主义”不仅与皮尔士的实效主义非常不同,它与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甚至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也有很大的距离。罗蒂与之最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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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用主义者是英国哲学家F. C. S. 席勒,詹姆斯曾经把他的极端相对主义的立场描述为实用主义中“最易受到攻击的”版本。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这就是为什么在《证据和探究》一书中,我把罗蒂(以及斯蒂奇)的观点称之为“庸俗实用主义”的原因。在该书第九章,我论证说,罗蒂对认识论的批评是极其混乱的。他对“基础论”的抛弃把三个相当不同的观念混在一起:(i)基础论(也就是我前面解释过的那些认知证成理论,它们依赖于基本信念与导出信念之间的区别);(ii)基础论(也就是下述论题:...认识论是一门先验的学科);(iii)基础论(也就是下述论题:认识论并不是纯粹的约定,而具有某些客观的根据)。我同意,基础论是假的,基础融贯论是关于认知证成的正确理论;并且基础论也是假的,如我的改良的后验论的自然主义所主张的,认识论并不完全是先验的。...但我认为基础论是真的。罗蒂反对基础论的论证依赖于下述假定:如果真理不是与物自身的符合,它就不能是比此时此地的意见一致更多的任何东西;但这明显是极端为假的二元对立。
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在《一位热情的稳健派的宣言》中,我收入了皮尔士和罗蒂的“对话”(根据他们的原话编辑而成),以表明罗蒂的立场与古典实用主义相距是多么遥远。在“一位过时的学究的自白”一文中,我更详细地讨论了罗蒂关于真理的糊涂观念。并且在“关于‘以文学的精神来研究……’这个短语”一文中,我用论证去反对罗蒂的主张:“哲学被重新认为是文学的一个种类”,“仅仅是一种类型的写作”。确实,我表明,罗蒂关于真理的奇怪观念的一个灾难性后果,就是使得不仅使理解真正的探究是什么成为不可能,而且甚至使得把握文学有重要的真理要传授给我们也成为不可能。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陈波:在《一位热情的稳健派的宣言》中,你相当经常地投入到论战中去;但也表现得像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充满热情,智慧,负责任,并且提出了一些精细的论证去反对许多类型的理智时髦,如新实用主义,激进型的女性主义,多元文化论,知识的社会学,文学理论,等等。你捍卫真正探究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强调虚假的和捏造的推理的危险。我对你的主要论题抱有强烈的同感。但在某些论题上,我却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讨论这些不同看法吗?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哈克:当然。
陈波:在“多元文化论和客观性”和“对相对主义的反思”等文章中,你提出论证反对任何形式的文化相对主义,但我担心你的观点太强了,以至难以成立。是的,无论我们的种族、性别、民族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如何,我们都是人,具有普遍的特征。所以,提出多元文化论以对抗客观性,或对抗普遍人权,是错误的。但我认为事情还有另一方面:人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他们面临着很不相同的生存境遇。难道所有这些因素都不会影响我们的认知过程吗?我记得,1997-1998年间,我在芬兰赫尔辛基做访问学者,出席了一个关于堕胎的讨论班:堕胎意味着杀婴吗?它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这一类问题在中国根本不会出现,因为我们面临的是另一个问题:人口爆炸,人口已经达13亿之多。并且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孩子是非常重要的:多子意味着多福;如果你没有孩子,特别是没有儿子,你就对你的家庭犯下了某种最严重的罪过,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这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经常受到严厉的批评。以我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来看,我认为中国政府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现在大多数中国人也都如此认为。我的结论是:用一种绝对普遍主义去反对每一种形式的文化相对主义,也是错误的。哈克教授,你的看法呢?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哈克:我最好开始解释一下:你在这里误解了我。在“多元文化论和客观性”一文中,我区分了几种类型的文化相对主义,并且提出论证反对我所谓的“认识论的反文化主义”。但我并没有说,也不相信,所有形式的文化相对主义都是起误导作用的。类似地,在“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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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义的反思”一文中,我区分了多种类型的相对主义,并且发展了一种见解,即前面提到过的坦诚实在论,它是与我所谓的深刻的形而上学的文化相对主义(即下述论题:本体论的断言仅仅相对于某个共同体或文化才有意义)不相容的。但我并没有说,也不相信,所有形式的文化相对主义都是错误的。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按我的理解,你倾向于捍卫某种形式的道德相对主义。如果你的观点是:在不同的文化中,接受了不同的道德规范(在我的分类中,这是肤浅的、人类学意义上的道德文化相对主义),当然我会同意。但是很明显,从这里推不出道德规范只有相对于一个文化才有意义。
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现在回到你的例子,让我一开始说,为了论证的缘故,假设“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道德上是可证成的,一个道德绝对论者仍然可以论辩说,存在着某些支配性道德原则,它本身不是相对于文化的——例如,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有合理的机会获得健康的和富有成效的生活——它在某些情景下会证明该项政策是合理的,但在其他情形下会证明不同的政策是合理的。这部分地是因为,我们非常看重下述一点:人民能够自由地为他们自己作出(我们相信是)本质上是私人性质的决定,这提出了一些困难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在自由和福芷之间保持平衡。部分地,我怀疑,这也是因为,据我们的媒体报道说,许多中国夫妇非常不满意该项政策。作为强制实行该政策的后果,许多雌婴被堕胎,并且让女婴死掉。当然,在美国,很明显就像在芬兰一样,堕胎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的确,这可能是美国政治中最能起划分作用的议题之一,两派投入的感情都非常强烈。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陈波:我想补充说,像中国这样的高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也许面临着一个二难困境:或者比较严格地限制人口出生率,从而招致西方国家的来自人权方面的严厉批评;或者是让人们随意地生产人口,却不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食物、住房、教育、医疗、就业,从而使他们不能得到有尊严的生存。难道这后一情景是值得向往的吗?你怎么看待这个二难困境?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哈克:这也是我在前面谈到有关自由与福芷之间的平衡的那些艰难问题时所暗示到的。我假定,最好的折中方案是使人民能够理解控制出生率的必要性,从而自愿地限制他们的家庭规模。但我丝毫不打算暗示说,这是容易办到的事情(它的可行性将取决于出生率与死亡率之比,取决于人民对其晚年生活的依靠有合理的预期,如此等等)。除此之外,我不认为我知道得足够多以至能够提出一种意见——例如,我一点也不知道,印度在通过自愿措施,而不是像中国那样采用严刑峻法,去控制他们的人口出生率方面做得多么成功或多么不成功。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陈波:你也激烈地批评了肯定行动2。不过,我想说,尽管肯定行动肯定有违程序公正,但它是对过去的不公正的一种补偿,从长期的历史观点来看仍然是可接受的。为了纠正历史的非正义,我们不得不采取某些临时措施,以便给弱者以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变得强大起来。此外,我猜测,优先雇佣政策应该有一个条件:“其他情况近乎相同”。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哈克:也许我需要首先以尽可能简单和直接的方式说,在我和下述肯定行动的提倡者之间,相对于目标来说我们没有不一致,他们像我一样要求确保:有才能的人不会因为一些不相干的因素,如他们的种族或性别,而失去他们的优势;我们发生分歧的地方在于什么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的手段。并且,我感到相当吃惊的是,你把我描述为“激烈地批评”肯定行动:因为在“适合这项工作的最好的人可能是一位妇女”一文中,我表达的最强的观点是,我担心在学术界对妇女的优先雇佣政策,尽管有某些好的后果,但从总体上看,它所引发的伤害可能比好的后果更多——我不认为这是“激烈的批评”,你以为呢?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2
肯定行动是在西方国家例如美国所采取的一项政策,即通过对法规或政策的协同利用,以使少数团体得到多于其他团体的优惠,其目的是矫正以往对这些团体的歧视。肯定行动有可能包括强制性的雇佣或选拔配额,全“少数”候选名单,为提拔少数候选人等等而拿出用于教育或培训项目的额外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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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知名逻辑学家兼哲学家的理智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