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

辩证法：黑格尔、马克思与后形而上学

作者：孙正聿 时间：2007-09-12 19:50:52 来自：反思与奠基 阅读：1285人次 辩证法：黑格尔、马克思与后形而上学 孙 正 聿

═══════════════════════════════════════

在哲学发展史上，黑格尔对抽象理性的批判，实现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并开启了超越形而上学的辩证法的哲学道路。马克思在对抽象理性和抽象存在（资本）的双重批判中，实现了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终结”，展开了辩证法“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在“后形而上学”的视域中“澄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构建当代人类的实践的辩证法理论，既需要深化对“形而上学的恐怖”的批判，又需要深化对真理—规律—客观性的探索，坚守“反形而上学”的“形上追求“。

关键词：辩证法 形而上学 后形而上学

作者孙正聿，1946年生，哲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

在“后形而上学”的视域中推进辩证法理论，有三个重要的理论前提是不容回避的：其一，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其二，马克思的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终结”；其三，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后形而上学视域中的 “澄明”。

一、黑格尔对“抽象理性”的批判：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

以辩证法重建形而上学，实现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这是黑格尔为自己确立的哲学使命；把形而上学变成辩证法，并以辩证法构成形而上学，黑格尔的这个哲学使命是以关于概念的逻辑学来完成的。“概念”作为黑格尔哲学的主体和实体，也就是黑格尔以概念所达成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这是人类思想史上关于形而上学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尝试。它是形而上学的“完成”，而不是哲学的“终结”——它开启了超越形而上学的辩证法的哲学道路。 关于自己的哲学，黑格尔明确地提出：“我的哲学的劳作一般地所曾趋赴和所欲趋赴的目的就是关于真理的科学知识”（《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页），“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同上，第43页）。这就是黑格尔的关于“思存同一”的“真理”的哲学。由此黑格尔提出，“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而哲学之所以能够承担自己的使命，则在于“哲学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同上，第38页）。概念是思想的规定性，而思想的规定是关于事物的规定，因此，概念是思想关于事物的规定。这就是概念的思存同一性。超越对“概念”的知性理解，达到对“概念”的“思存同一性”的具体把握，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哲学思维方式。黑格尔正是以这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改造形而上学，构成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 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它的根本特征是以思维（概念）规定感性（事物），在概念中确认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黑格尔以辩证法改造形而上学，是通过对构成旧形而上学的抽象理性的批判，以概念的辩证运动实现思维规定感性的形而上学，把形而上学构建成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的辩证法。这就是黑格尔所实现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这个“合流”的实质，是以概念的由“抽象的同一性”（抽象的普遍性）到“具体的同一性”（具体的普遍性）的矛盾运动而展现“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把形而上学变成概念辩证法，这是形而上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因而是形而上学的“完成”。 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出发点是双重的：一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即概念是思维和存在同一

的规定性；二是思维与存在的差别的内在的发生，即概念是在自身运动中所达到的思存同一性。因此，黑格尔所描述的辩证法，是概念由抽象的同一性逐次地升华（跃迁、飞跃）到具体的同一性的运动过程。这是形而上学作为“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自己构成自己的辩证法，因而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 黑格尔以辩证法构成的形而上学，既是“概念”作为主体和实体所实现的思存同一性与具体普遍性的统一，也是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更是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统一。首先，概念所实现的思存同一性，无论是在抽象的同一性的水平上，还是在具体的同一性的水平上，都只能是一种“普遍性”，而不可能是一种“个别性”。因此，概念由抽象的同一性到具体的同一性的升华（跃迁、飞跃）的过程，也就是概念由抽象的普遍性（作为名称的思想）到具体的普遍性（作为概念的思想）的运动过程。这是思存的同一性与具体的普遍性的统一过程。其次，概念由抽象的普遍性到具体的普遍性的运动过程，是一个双重的否定过程：一方面，思想否定自己的抽象性或虚无性，由自在走向自为，获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丰富的规定性；另一方面，思想又不断地否定自己的作为“正题”和“反题”的各种片面的规定性，在新的逻辑层面重新构建自己的作为“合题”的规定性。这就是概念的肯定与否定、渐进与飞跃的矛盾运动。这是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再次，概念由抽象的普遍性到具体的普遍性的运动过程，又是一个个体理性认同普遍理性、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辩证融合过程，是一个普遍理性融入个体理性、个体理性自觉为普遍理性的过程。这是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统一。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就是概念作为主体和实体，它所实现的思存同一性与具体普遍性、全体自由性与环节必然性、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统一的运动过程，即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运动过程。

在哲学史的意义上，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构成了一种双重的“何以可能”的逻辑：一是“认识何以可能”的逻辑，一是“自由何以可能”的逻辑。就前者说，黑格尔以思存同一性的逻辑先在和思存差别的内在发生为双重前提，把认识的可能性归结为概念的辩证运动，即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展现为概念由抽象的同一到具体的同一的运动过程；就后者说，黑格尔以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为双重前提，把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同样归结为概念的辩证运动，即概念由抽象的普遍性（自在的全体的自由性）到具体的普遍性（环节的必然性）的运动过程，这就是“自由”由自在到自为再到自在自为的运动过程。

在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中，“认识何以可能”和“自由何以可能”的双重逻辑，实现在个体理性认同普遍理性的运动过程之中，即：个体理性对普遍理性的认同过程，既是由抽象的同一性到具体的同一性的认识过程，又是由抽象的普遍性到具体的普遍性的自由过程。黑格尔哲学的个体理性认同普遍理性的认识过程和自由过程，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黑格尔看来，之所以必须把形而上学改造成辩证法，是因为作为真理的哲学必须是使“心灵深入于这些内容，借它们而得到教训，增进力量”（《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页），“引导一个个体使之从它的未受教养的状态变为有知识，这是个任务”，“每个个体，凡是在实质成了比较高级的精神的，都是走过这样一段历史道路的”，“都必须走过普遍精神所走过的那些发展阶段”（《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18页）。对此，科尔纽曾深刻地指出：“不幸和努力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这种结合，就没有深刻的生活。基督的形象就是这种结合的象征。这一思想构成了黑格尔体系的基础（”《马克思的思想起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个体理性认同普遍理性，融入普遍理性，自觉为普遍理性，这才是黑格尔以辩证法改造形而上学、实现辩证法与形而上学 “合流”的“真谛”。

黑格尔所达成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既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否定，又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完成。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否定，它在思维规定感性的形而上学传统中，揭示了概念——思维规定感性的主体和实体——的内在的矛盾性，迫使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合流，也就是把形

而上学变成辩证法；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完成，它在思维规定感性的形而上学传统中，确认了概念（普遍理性）作为唯一的主体和实体的地位，又把辩证法变成了概念形而上学。 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及其所构成的概念形而上学，是黑格尔“在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从直接的理论动机上看，是因为黑格尔自觉到了以市场经济代替自然经济之后的“现代性困境”——“普遍理性”所表征的“伦理总体性”的丧失。黑格尔认为，“放弃对真理的知识”，“走到对于理性的绝望”，“却被我们的时代推崇为精神上最高的胜利”（《小逻辑》，第34页）。因此，他力图以“具体的”、“普遍的”理性的辩证法，改造由“抽象理性”所构成的旧形而上学，从而以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构成“关于真理的科学知识”。从深层的社会根源上看，则在于黑格尔以哲学的方式表征了他所生活于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性：一方面，资产阶级除非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便不能生存下去，“否定”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社会的商品交换原则的“同一性”构成全部社会生活的根本模式，“概念”成为规范一切生活领域的意识形态。这就是黑格尔的概念形而上学的现实基础。马克思说，黑格尔的哲学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人类 “最现实”的生存状况，这就是人们现在正在受“抽象”的统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黑格尔的与形而上学 “合流 ”的辩证法， 正是理论地表征了人们的社会存在——由“资本”的逻辑所构成的人们的社会存在。这表明，统治人们社会生活的抽象存在——资本——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合流”的“秘密”。

二、马克思对“抽象存在”的批判：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终结”

在哲学的意义上，黑格尔所实现的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在时代的意义上，黑格尔则是以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理论地表征了资本主义的存在方式。这是马克思所理解的黑格尔哲学，也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正是通过对黑格尔的批判，马克思构成了自己的以人的历史活动为内容、以抽象的存在——资本——为批判对象的辩证法，并以自己的辩证法实现了双重的“终结”：既终结了超历史的形而上学，又终结了资本主义的非历史性的神话。

在批判黑格尔的出发点上，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黑格尔的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即：黑格尔体系的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了人的自然”，第二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了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7页）。马克思认为，对“自然”、“精神”、“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进行“形而上学”的“改装”，这并不是出于黑格尔的“思辨”的“偏好”（与马克思不同，现代的哲学家却往往是从黑格尔的“偏好”去解释和批判黑格尔的“思辨”），而是由于“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是透过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思辨”，致力于批判构成这种“思辨”的“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存在”。 “存在”是一切哲学思考的根本出发点；哲学家如何理解“存在”，他的思考聚焦于怎样的“存在”，则构成区别各种哲学的分水岭。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全部形而上学家们，他们所理解的真正的“存在”是作为“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存在，他们思考的聚焦点是某种构成“思存同一性”的存在。正因如此，所谓哲学的“形而上学”，就是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同一性哲学”；所谓“形而上学”的“改装”，就是把全部的“存在”（自然、精神、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以思维规定感性的方式“改装”成思维的规定——概念——的自我运动。这在本质上只能是一种超历史的、非历史的“存在”。正是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出发点上，马克思以自己所关切的“存在”，展开了对“形而上学”的具有“终结”意义的批判。 历史学家柯林伍德说，“也许历史是马克思极感兴趣的唯一事物”（《历史的观念》，第186页）。“历史”成为马克思的“极感兴趣的唯一事物”，这在全部哲学史的意义上，标志着马克思“发现”了超越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形而上学、从而终结全部形而上学的真正的“存在”。它构成马克思批判全部“抽象存在”的基本前提。

关于“历史”，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在马克思这里，“历史”就是“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72页），“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同上，第77页）。这清楚地表明，“历史”才是马克思所关切的“存在”。

作为“人的活动”的“历史”，它是人的存在方式。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是“历史”的存在。由于“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同上，第67页），因此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同上，第73页），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同上，第67页）。马克思说，“人的存在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只是在这个过程的一定阶段上，人才成为人。但是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545页）。人自身作为历史的“前提”和“结果”，以自己的活动构成自己的“历史”，以自己的历史构成自身的“存在”。离开人的“历史”，就会把人的“存在”抽象化，把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抽象化。人们的“存在”，就是人们的“现实的生活过程”；人们的“现实生活”的根基，则是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劳动”是人的“存在”。

马克思的以“劳动”为根基的“现实生活”的存在论，为“否定”的辩证法注入了“存在”的真实内容。这首先就在于：概念的差别的内在发生，或概念的内在否定性，其根源究竟何在？在黑格尔那里，一是根源于思存同一性所内在的差别性，二是根源于个体理性中的个体意识与普遍理性的内在的差别性。因此，黑格尔试图以概念的自己运动来达成二者的统一：一是概念由思存的抽象的同一性上升为思存的具体的同一性，二是概念在自己的运动中实现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融合。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的“否定”的辩证法是奠基于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的统一关系——人自身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以人类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作为出发点，以“劳动”的内在矛盾构成“存在”的辩证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细胞形式”——“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商品的价值形式”——入手，逐次深入地揭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构成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从而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矛盾的分析聚焦于对“活劳动”与“死劳动”（资本）的矛盾分析，进而揭示出“抽象的存在”——资本——统治和支配一切“具体的存在”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正是由于“抽象存在”统治和支配一切“具体存在”，才构成黑格尔对“自然”、“精神”、“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进行“形而上学”“改装”的现实基础。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决不仅仅是批判“抽象理性”的辩证法，而是批判“抽象存在”（资本）的辩证法，是通过这种批判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辩证法。

作为当代哲学的一种重要思潮的“后形而上学”，它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首先是对思维规定感性的“概念”的批判，即对“概念”的思存同一性的批判，因此，阿多诺所说的“确保概念中的非概念物”，是批判“同一性哲学”的“后形而上学”的根本出发点。在这种“后形而上学”的视域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的批判“抽象存在”的辩证法，真正是阿多诺所说的“对概念中的非概念物的基本特性的洞见”（参见《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这突出地表现在：其一，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是从思想中透视出现实，以现实来揭示思想，“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构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命题，并由此把黑格尔对“抽象理性”的批判转变成对“抽象存在”的批判；其二，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是从“物与物的关系”中揭示其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通过对“把人变成帽子”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和“把帽子变成观念”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批判，把对“抽象存在”的批判展现为对“死劳动”（资本）的批判；其三，马克思的空想社会主义批判，是从“人的异化”中揭示“劳动的异化”，并从“劳动的异化”揭露“人的异

化”，把对现实的“不合理”的批判转化为对“不合理”的现实的批判。这种批判，真正地“洞见”到了“概念中的非概念物”，即“洞见”到了现实与思想的矛盾、活劳动与死劳动的矛盾、现实的批判与思想（“词句”）的批判的矛盾，从而使辩证法从“思想”的否定走向“现实”的否定。这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否定的辩证法”。

“后形而上学”对“概念”的“同一性”的批判，内涵着它对“同一性哲学”的“体系”的批判，即：批判“概念”的“同一性”，就是批判这种“同一性”所构成的“宏大叙事”的思想体系。在这种“后形而上学”视域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体系”的极其深刻的“洞见”。马克思不仅明确地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1—112页），并且深切地揭露了黑格尔的“体系”的实质：“正如我们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一样，我们只要抽去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9页）不仅如此，马克思进而深刻地揭露了 “历史”屈从“体系”（逻辑）的根源：“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1页）这表明，马克思所批判的是“体系”的“形而上学”，而不是“概念”的“思想体系”。 在马克思这里，“思想”构成“体系”的问题，不仅具有一般的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如何以“思想”把握“现实”的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就前者说，马克思提出思想构成自己的“两条道路”，即：“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8页）就后者说，马克思在探讨“范畴”与“历史”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同上，第23页）马克思由此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同上，第25页），“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页）正是由于马克思在现代思想史上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作为自己的批判对象，从而极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揭示了“个人正在受抽象统治”的存在，才构成了马克思“对现实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离开这种关于“思想”构成“体系”的自觉，马克思又如何实现其对“抽象存在”——资本——的批判？同样，离开这种自觉，“后形而上学”又如何实现其对“同一性哲学”的批判？因此，冲破“体系”的辩证法，并不是反对“思想”构成“体系”，而是“拒斥”体系的“形而上学”。

正是立足于对“抽象存在”——资本——的批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这样提出哲学的“迫切任务”，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揭穿”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特别是“揭露”人的自我异化的“非神圣形象”，这不仅是对思维规定感性的“形而上学”的终结，也是对“形而上学”的人格化的历史的终结——英雄创造历史的英雄主义时代的终结。这是在“历史”的意义上对形而上学的终结。对于这种“终结”，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既要求“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又需要代之以“英雄主义精神”的兴起。“英雄主义时代”的“英雄”，是黑格尔的“普遍理性”及其人格化；“英雄主义精神”的“英雄”，则是马克思的“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现实的个人”。以“英雄主义精神”取代“英雄主义时代”，就是以“现实的个人”取代“普遍理性”的人格化，也就是让“个人”成为真正的“现实”——具有个性和独立性的“个人”，全面发展的“个人”。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