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前俄罗斯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形象
一、19世纪前的中国――理想之国与潜在敌邦
尽管中俄两国历史悠久，但直至17世纪，两国间的正式接触才被载入史册，沙皇派往中国的第一批耶稣教会使团，成为其获得中国信息的首要来源。他们对中国的描述往往是客观的，回国后上交报告主要目的是向国家领导报告情况，并未掺杂国家的功利性思虑。安?卡佩勒的《17世纪俄国人眼中最初的中国形象》也许最具有概括性。按照他的观点，早在17世纪的俄国，就已经形成了后来影响到俄罗斯的中国形象的三个重要因素，即通过蒙古人，以及和他们原则上没有区别的满洲人来看中国人，从而依据古老的俄罗斯有关草原游牧民族的资料，形成了对中国的观念。 18世纪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主要是由于其受启蒙主义影响，迅速实现西方化的原因。18世纪后半叶，俄罗斯思想界受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影响，将中国提高到空前重要的地位。但他们的态度完全是实用主义的，是为影射国内统治阶级所塑造的理想之邦。批评家诺维科夫在杂志《雄峰》中发表的《中国哲学家程子向国君的建议》，以及同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国汗王雍正给儿子的遗诏》就是一次将专制俄罗斯与德治的中国进行对比的尝试，以此来讽刺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暴政。 这一时期，对俄罗斯的中国形象研究最充分的著作，要属芭芭拉?马格斯的《俄罗斯和“中国梦想”：18世纪俄罗斯文献中的中国》。这部专著记录了大量文献，包括散文、诗歌、游记等，他非常广泛地研究了18世纪俄罗斯文献中的中国形象，并且总结出几个公式化的形象：睿智的孔子、善良的中国皇帝、公正的普通人和聪明的学者。这些形象都是饱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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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积极正面的人物，正是由于俄罗斯对这些形象的接受，才形成了思想界对中国作为理想之邦的虚幻构建。
此外，马格斯还对俄罗斯几位重要文学家作品中的中国主题进行分析。然而，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并不单纯是推崇的态度。罗蒙诺索夫虽然在其长诗《谈玻璃优点的一封信》中称赞了中国人的创造性，但同时也在《彼得?费多罗维奇皇帝礼赞》表达了征服中国的野心。拉季舍夫则在《谈中国贸易的一封信》中，提出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其对西伯利亚经济的影响。学者别尔金将这篇文章定义为“为俄罗斯文学作品对东方的世界的描写，添加了现实主义成分”[1]。
18世纪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并不是单一的，这既是由于欧洲启蒙主义将中国看作理想之国的影响，同时也取决于俄罗斯潜在的帝国主义扩张意识在面对邻国时所时时抱有的警惕之心，正是俄罗斯的这种双重性决定了俄罗斯对中国形象的诠释具有双面性。
二、19世纪的中国――“黄祸”或“同貌者”
19世纪，俄罗斯渐渐了解中国这个巨大邻邦的“真实面目”。这一时期，俄罗斯知识分子开始探讨祖国未来走向问题。作为东方的主要代表，中国形象在俄罗斯不同派别的争论中具有典型意义。随后，“黄祸论”的兴起更加激化了这一争论，并受到不同群体的关注。他们对中国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如果忽略这些因素，我们就很难理解俄罗斯对待东西方的态度。
19世纪40年代初，关于国家走向问题的讨论异常激烈，形成斯拉夫派与西欧派两大派别，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恰是这两派俄罗斯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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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产物。对于西欧派来说，中国是作为西方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是没有信仰、停滞不前、腐朽僵化的社会。文学评论家安东诺维奇在贬低中国时甚至说过：“既然我们在中国人面前都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东西，我们还配与其他人比吗？”[2]别林斯基也是这一派别的代表，他在其文学批评中，多次提到汉学家比丘林在其关于中国的著作中美化了中国形象，这位在19世纪俄罗斯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的批评家甚至认为只有欧洲人的占领才能使亚洲人走向文明。
对于别林斯基这种刻薄的文学批评，俄罗斯学者扎波约夫另有看法。他认为别林斯基的行为是一种利用中国形象来影射沙俄的做法，他批判的矛头并不旨在指向天朝，而在于对祖国的痛心疾首。但扎波约夫的设想并不能令人信服。从别林斯基其他著作来看，虽然他的确对当时俄罗斯制度不满，且在论述俄罗斯社会问题时常常以中国为参照物的，但这种参照却是以僵化落后的中国形象为前提的，这就是他所认为的真实的中国。 在西欧派中，宗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也许最为关注中国。他认为，导致中国长期落后的原因在于其宗教观的落后，而只有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才是最先进的。随后，他将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汇集在《中国与欧洲》中：“我的任务不是描述中国人以前和现在是怎样生活的，而是要解释他们以什么为生，为什么而活，换言之，就是解释中国人的理想。”[3]在这里，索洛维约夫由于受其宗教属性的影响，使其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认识十分片面。
尽管斯托尔波夫斯卡娅在《就弗?索洛维约夫先生的〈中国和欧洲〉一文谈几句》一文中否定了索洛维约夫的观点，认为中国具有进步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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