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演变的新趋势_调研
报告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的中国趋势报告会马上就开始了。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清华大学XXX教授为我们做报告。XXX教授从在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社会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并成为国内社会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现代化》一书获得北京大学优秀学术成果奖，90年代初他的学术兴趣逐步转向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提出了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的重要概念和理论，对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进行了宏观的描述和具体的研究，其中有一篇有代表性的论文是《改革以来的社会的变迁》，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第二届成果科学奖。进入90年代后，学术的兴趣转向社会学说的变迁，90年代中期开始又进行口述社会史的研究工作，并且写了《过程、实践分析和三代中国学家-农民交流实践的形态》，这本书成为口述社会史的理论指导，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XXX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的社会学家之一，下面我们用掌声欢迎XXX教授给我们做报告。 XXX：各位上午好！感谢本次报告会的主持人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探讨我最近正在研究的问题，题目是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的新趋势。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大概在前三四年，当时中央的几个部委几乎同时接到一个研究题目，就是《应当如何看待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历史的方位》。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改革如果从70年代末算起，到现在已经走过了25年。在25年时间里，中国的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25年当中，不同阶段社会发展方向是有明显的变化的。我们走了25年后，社会究竟走到了哪一
步？从历史上它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方位？现在是到了应当给一个回答的时候了。我们讲的这个题目是我们的连续报告之一，是当中的第三个报告，这个报告是从2001年底开始写，到现在勉强定稿，今年会发表出来。第一个报告是我和北京大学的一些同事合写的，题目是《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发表在1994年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上。那篇论文是为研究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接着在1998年，我们又发表了一个报告，是我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做的，叫《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的社会结构和隐患》，发表在1998年《战略环境》第五期上。这个报告主要从社会结构的各个角度，对发生在9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进行反思和重新探讨。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如何超越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对立，探讨一种能够走出这种对立的新的解释框架。这篇报告发表以后，在国内外引起比较大的反响。国外还专门为这个报道召开了研讨会。 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我们最近写的第三个报告，《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演变的新趋势》。这个报道最核心的思想，可以用一句化来概括，90年代以来一个与80年代有着很多不同的、新的社会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并开始定型化。这个报告的一些最基本的想法曾经在去年1日1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过。这几年，每年的1月1日《南方周末》都会给我一个版。当时，那个题目是叫《一个新的社会的出现》。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第一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和80年代有重大差异。我们甚至可以说，90年代中国社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同于80年代社会的新的社会。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就是刚才讲了的历史定位问题。 我们过去讲改革以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或者讲改革以来社会生活的变化，我们总是有一个基本的
坐标，就是改革的坐标。我们讲这个问题的时候，经常用的一种说法是改革前、改革后，改革以来，我们基本上以这种的论述的方式，这对不对呢？肯定是对的。改革造就中国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样一种定位的方式有问题的。为什么？当我们说改革前、改革后的时候，我们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改革前是这样，改革后是那样，那么也就是说，改革后大体上是一个和改革前不同的一个东西。当我们说改革以来这句话的时候，在很多程度上改革以来我们似乎朝着一个特殊方面沿直线在走。所以，这种历史的坐标，如果说改革后相对于改革前发生的变化的时候，是一个问题，就是使我们对改革以来这一段的内部差异，在不同的时期呈现的趋势，对在25年中发生的一些重要的转变、甚至是一些重要的逆转，不大明白。这样也就会对于一个新的变化的趋势，以至于对这些新的变化趋势和新联系的、新的问题、新的社会挑战都不敏感，甚至在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产生简单化的倾向。就是从这种一个角度考虑，我们用一种非常明确的方式提出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和80年代的改革以来是很不同。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非常值得重视的新趋势，它展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社会生活逻辑，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这样的一些东西，很大程度上是80年代不曾有过的，甚至呈现了和80年代相反的趋势，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谈具体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会看得出来。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90年代和80年代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90年代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于80年代的一个新的社会。 第二个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新的社会，我们要怎么看待？有人更多把它看作是一个过渡的阶段，
是转型的阶段，或者是过渡中的现象。但是在这个报告中我们要提出一点：这不是一个过渡中的现象，也不仅仅是一个转型的现象，而我刚才说它是这样一个和80年代的有着很大不同的新的社会似乎正在开始定型化，这已经开始成为一个稳定性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80年代的时候，如果一个朋友一年时间没见面、两年时间没见面，甚至几个月没见面，你都要问现在在干什么。他以前可能是工人、干部，几个月不见他可能就是一个小老板了或者什么，做得很不错。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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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理解中央为什么对社会政策这一块给予相当的重视，就是因为现在需要一个独立的政策。经济的增长已经不能自然的状况好转，需要有一个办法长它好转。怎么把经济增长的成果怎么转化为社会进步的现实的问题。最近这几年，从上到下已经开始重视社会政策，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然后，再往前都就觉得问题还不仅如此。到了2001年2002年、2003年经济增加仍然在快速增长，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这时候，分析家就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每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这个经济增长和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也就是说，社会当中大多
数人没有办法中经济增长中受益。 这个其实只要算一下数字就可以算出来，我们现在8％-9％的经济增长，我们社会当中至少2/3的人从中几乎得不到好处，这一点不夸张。你把除了一部分农民会受益外，大部分农民无法从中受益，你把他从中去掉；城市中下岗的人你把他去掉，这个经济增长和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当中多数人已经不是这个社会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从另外一面来说，如果没有每年8％-9％的增长，很可能社会的状况要恶化，大多数人的状况会恶化。从这里我们看到很大地方、政府两难的现象。我也一次和一个区区长的聊天，他好象心事重重的，他说你现在给我说什么我都没兴趣，我只有一条，把几个千万的招商引资完成，要不我的区长当不成了。我们看到各级政府为了保证8％、9％的增长，都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到这里了。政府正确应该搞政治，不是搞经济建设，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不把精力放在这儿，不维持8％、9％，很可能农民的状况就会恶化，失业下岗的人数就会增加，地方政府也是处于一个很两难的状况。你把精力在放经济上，虽然经济增长上去了，但对大多数人没有好处。你不放在上边，社会的状况会恶化。从刚才我们说，微观不好宏观好一直到这一块我们叫经济增长的悖论恩，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我们现在回头后去看所谓微观不好宏观好，不仅仅是部分统计数字的问题，它真正的问题在从微观不好宏观好那开始到高速增长下的大萧条，最后到经济增长的悖论。它表明我们在进入90年代以来的新的社会这个新的社会一系列新的逻辑在生成。刚才所说这样的一些变化都是新的逻辑的表现，我们说90年代以来或者说90年代中期以来，到现在我也不敢确切的说真正的变化是9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了这是不合适的。很模糊的说，我们看到从90年代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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