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唯物史观的立场解析王铎——读刘灿章的《好书
数行——王铎和他的书法艺术》
王铎戴上了“贰臣”的“桂冠”，必然影响到对他本人及书艺的评价。清代梁山献 《评书帖》中说：“王铎全以力胜，然体格近怪，只为名家。”梁山献 对王铎书法的评价是较为主观的，好像王铎书法别无长处，仅以力胜，是因人而显，却非因书而显，言外之意就是讲王铎写的不过是一种名人字。梁山献 说话挺损的，不客观评价王铎的书法也就罢了，还拐弯抹角地说他的字“体格近怪”。和梁山献 持相同观点的郭尚先在《芳坚馆题跋》中也说：“晚岁组佩雍容，转作缠绕掩抑之状，无此风力矣。”
《好书数行》对王铎的研究，并不是一味承袭前人对王铎的定评，而是在掌握大量的史料基础上作者所发表的个人的见解。在述及王铎的政治立场及品行道德时，作者对王铎上疏“言边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凛凛数千言”鲜明的政治立场给予了热情的赞扬与肯定，通过对王铎性情的刚烈、耿直的言行的描述，立体地呈现给我们一个生动而丰富的王铎的真实形象。对于王铎降清的分析，其可贵之处，在于据史而有自己的评
价，发论精微，不乏深刻、公允。刘灿章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战争不断，新的进步力量推翻腐朽的势力而建立新的政权，这种改朝换代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王铎降清也是一种无法之法。王铎对于降清一事做了全面、客观的分析：第一，他知道时代的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非个人能力所能阻止和改变；第二，可以利用自己有限的能力来保护一些明代遗臣，尤其是在文化典籍方面，尽可能使主流的儒家文化不要受到重创；第三，他的书法艺术刚刚进入五十自化的层面，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心血来创作实践，当年司马迁受宫刑之
辱完成《史记》的事例深深影响了王铎。他如果不与清王朝妥协而去殉明，那么他为书法史奉献传世佳作的理想便不能实现。
《好书数行王铎和他的书法艺术》对王铎书法的解析，有助于对王铎书法的全面了解。王铎40岁以前对二王、颜、柳、欧诸家用功尤勤，40岁以后尤为倾心于张芝、张旭、怀素及米芾的草书，注重内心情感的抒发，此期作品中雄强、浑厚的气象已现端倪。50至60岁这10年是其草书进入巅峰而辉煌的10年，这一时期他创作了《草书送一章诗三首》、《赠子房公草书卷》、《杜陵秋兴诗卷》等大批巨幅长卷作品，这些作品达到了法与意、情与理、力与势的完美结合。第五部分中“王铎书法特征简析”也很有特色。这一部分用简洁、流畅的文字将王铎的行草书特征作了概括，归纳出了四点与古人相异之处：一是强烈的节奏感使草书作品产生运动力和冲击力；二是前无古人的字法造势；三是墨象万千，酣畅淋漓；四是王铎的独特笔法。对于王铎楷书、隶书的特征，刘灿章认为：王铎楷书既得魏晋人的古朴天成，又有唐人森严法度，奇趣横生。王铎隶书在用笔上大起大落，率性自得；在结字上奇崛雄健；在章法上突破前人布局，纵横奔突。王铎对中国书法“线变”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刘灿章在论及王铎书法艺术的线变时提出：王铎是中国书法精神继承革新者，是中国书法技法的完善与开拓者。
总而言之，《好书数行——王铎和他的书法艺术》是一本层次分明，有着新颖视角的著作。作者对王铎人品、书艺的评价是客观的，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持以艺术的、科学的、客观的方法来解析王铎，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此书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作者对王铎人品、书艺研究成果的一次展示。
以唯物史观的立场解析王铎——读刘灿章的《好书数行——王铎和他的书法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