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音乐学研究的新趋势 ——以西方音乐史与民族音乐学
为例
林 敏
【摘 要】【摘要】在当下，音乐学的学科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的发展。不同学科有相对固定的研究偏向，侧重点有所不同。然而，虽然这些研究方法各异，却有逐渐交叉与融合的趋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音乐学其他专业方向的研究究竟带来什么？本文主要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视野出发，就西方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史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比较，以及西音史的研究可以借鉴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方面，提出一点自己的见解。 【期刊名称】北方音乐 【年(卷),期】2016(036)002 【总页数】2
【关键词】【关键词】音乐学研究；西方音乐史；民族音乐学；方法借鉴 音乐学的研究在当代，已经不仅仅只有深度上伸展——即对某一方面内容进行深层次探究，比较单一，就事论事地对音乐的某种形态进行分析。而是逐步呈现出向姊妹学科和其他专业方向交叉延伸的势态——即大音乐学学科背景下，西方音乐史、中国音乐史、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交叉与借鉴。这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
一、学科研究的发展趋势
美国杰出的音乐学家保罗·亨利·朗（Paul Herry Lang， 1901-1991）曾这样阐述音乐学的任务：“……我们未能使自己去适应这些过去时代的伟大音乐，我们漫不经心地剥夺了自己一个巨大的艺术和审美享受的宝藏。……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现在音乐学力图要拯救、发掘、辨认和解释过去的音乐，并用现在的编订版本使之面向今天的公众。过去的两三代的众多学者们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一座人类才智和博学的丰碑。我们的任务是利用这些劳动的果实，以教徒一般虔诚心态工作，从中得到精神上的财富。”①
的确，在音乐学的大框架下，我们应该尽力去履行一个音乐研究者应尽的义务，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一点自己的研究，为学科发展添砖加瓦。各学科内的研究本就是融会贯通的，并不存在只适用于某个专业的研究方法。方法只是工具，探求真理才是我们的目的。保罗·亨利·朗用非常文学化的语言点明了音乐学学科研究的终极目的，而我们要如何去继续拯救、发掘、辨认和解释这些音乐，这就需要跨专业跨学科的融合，单单靠单一的研究方法，已经不能适应这个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了。
二、民族音乐学和西方音乐史研究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俞人豪先生曾经说过：“历史音乐学主要关心某一时期或时代产生的重要音乐家或发生与音乐有关的重大事件以及音乐所发生的明显变化。而民族音乐学则更关心音乐本质和整体意义上的变化以及它的规律和原因。”②
笔者认为，民族音乐学和史学的研究还有另外一点不同，那就是民族音乐学大多研究的是现存的音乐，是“流动的音乐”；史学研究中的音乐有很多是“静止的音乐”。“流动”是说很多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还存活着，还在各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而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对象则是一部部已经完成了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有的年代已经久远，研究者得到的作品已经不会再有发展和改动的了。这里的“流动”与“静止”没有任何的高低贵贱之分，也并没有谁先进谁落后的排列，只是对研究对象作的一个较为形象的比喻。
虽然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是在两者的研究中还是有相互联系的地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有音乐也有文化，这是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可以借鉴的地方。而很多研究过西方音乐史的学者，进入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时，由于已经有音乐的作曲技术方面的、史学方面的专业基础知识，研究进行会更加全面、更加得心应手。
三、西方音乐史应该从民族音乐学借鉴的方面
（一）更加注重人文内涵
长久以来，一谈到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文章，我们总会在脑海里浮现这样的一个文章结构，除了绪论和结论，文章大部分都会在探讨研究对象的和声、曲式、配器等作曲技术理论层面的内容，最多就到达了风格流派这一层面，研究就戛然而止了。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于润洋先生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文章的出现，才为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中的打开了了另一个宽阔的视野。
民族音乐学注重音乐背后的文化，更多的提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音乐？这种音乐和这个地区的人们的生活是否有什么关系？音乐与生活的相互影响……等等更加综合全面的问题。相比之下，西方音乐的研究正在走向借鉴这种“文化中的音乐”的概念的道路。
记得音乐学家郭乃安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论点：“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他指出：“音乐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当然可以而且需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独立的研究。没有这些研究，就极大地限制了我们对于音乐的理解。但是，如果排除人的作用和影响而做孤立的研究，就不能充分地揭示音乐的本质。因为音乐既是为人而创造的，也是为人所创造的，它的每一个细胞无不渗透着人
当代音乐学研究的新趋势r——以西方音乐史与民族音乐学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