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之间关系的几点思考——对黄玉顺《生活儒学导论》的批评
黄玉顺教授的论文《生活儒学导论》[1][①] 是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其中涉及到了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关系。由于该文只是“导论”，具体内容语焉不详，加之我对中国哲学没有什么知识，所以我对黄玉顺论文的批评不是针对“生活儒学”的，而是针对该论文对海德格尔的理解的。个人意见，论文对海德格尔哲学存在着一些误解。这不是个别现象，海德格尔通常总是处在被误解之中。虽然由误解――也许说“误读”更中听――而受到启发乃至形成新的创见并非不可能，但这毕竟不符合积极对话的要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的意见一定是正确的，不过是一种批评性的参照系而已。
关于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近年来比较受人关注的问题。一方面借鉴西方哲学构成了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生长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海德格尔的确与中国哲学有其因缘。我也曾经写过海德格尔与老庄的论文，那里面关于老庄的理解肯定是外行的，在论文中我就一再声明我是从海德格尔对老庄的解读来理解海德格尔的，而不是通过海德格尔对老庄的理解去理解老庄，我的学术背景肯定会影响我对中国哲学的判断。我们当然希望看到学贯中西的专家，这也不是不可能，只是太难了。我们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刚刚起步，最应该做的是基础性的研究和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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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象学、存在哲学与中国哲学
如果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都可以叫做哲学的话，那它们一定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哲学形态。虽然不同，毕竟可以相互比较，取长补短。在大多数情况下，中西哲学之间处在互相补充的关系，不过现象学是一个例外。在某种意义上说，现象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理论视野或者思维方式，这就是所谓“面向事情本身”。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从广义上说，“家”即本源之源始境域，“面向事情本身”就是回溯到本源处，回归家园。欧洲人有欧洲人的家，中国人有中国的家。现象学的好处是不会强使中国人去生活在欧洲人的家中，也不会迫使欧洲人生活在中国人的家中，而是让个人面向自己的家。
由此，我以为黄玉顺的论文一开篇便提出了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问题：我们的立足点是我们的“生活世界”（并不仅仅是胡塞尔意义上的生活世界，而是“事情本身”的意义上“本源境域”）。古、今、中、外在此汇集，并因此而获得其意义。的确，单纯的中国哲学或单纯的西方哲学没有意义，它们的意义源自生活世界，换言之，我们的生活世界是我们的理解的“先验视域”，一切理解在此基础上得以展开。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感于学术界过分拘泥于中西哲学的差异，好象一定要先“站队”――立场：你是从中国哲学的立场看待西方哲学，还是从西方哲学的立场看待中国哲学。其实，我们可以站在更本源的立场看待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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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黄玉顺在与现象学－海德格尔对话的过程中展开其“生活儒学”的思想，也是有意义的。张祥龙尤其推崇现象学作为中国哲学返本开新的生长点。因为现象学不同于任何主客二元框架下的概念式的西方哲学理论，它倡导的是本源性的构成性原则。尤其是海德格尔，他要回溯的是没有任何先在之物的构成性、生成中的源始境域。对海德格尔来说，认识、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属于派生性的，本源境域不是“知”而是“行”（生存）的境域，这就是“生活”。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成为我们的认识对象之前，我们早已生活于世界之中，与这个世界水乳交融，不分彼此。这个先于一切知识、科学、理性的“生活世界”――由生活而形成的世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活水源头。显然，这种试图超越主客二元式认识论框架从而回归本源境域的运思道路，与中国哲学不谋而合。
不过，此前现象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作为研究方法而引入的，例如北大哲学系有博士生以现象学方法研究《论语》等，也有很好的思考。例如《论语》是孔子与弟子们在不同场合对话的记录，基本上都是“小零钱”，没有“大钞票”。然而，那些鲜活的对话场景隐而不显了，一切都变成了抽象的观念。从现象学的角度研究《论语》，就是还原到那些特殊场景中去再现孔子的思想。不过，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他与道家思想的亲缘关系上。不是以现象学为研究儒学的方法，而是在对话中回溯“生活”这一本源境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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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之间关系的几点思考——对黄玉顺生活儒学导论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