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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民族音乐学：历史与当代路向
作者：欧阳绍清
来源：《人民音乐》2019年第10期
18年，一本由中央音乐学院张伯瑜教授主持编译的《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理论与实践》①一书得到学界的关注。该书首次以文集形式引介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国内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发展指明了一种新的发展路向。据笔者了解，张伯瑜教授近十年来带领其学术团队致力于向国内学界引介西方民族音乐学最新研究成果，并取得显著成绩。从《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2007）②到《世纪之交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2012）③再到本书，十余年来，他始终以“西方民族音乐学”为主线，以构建“学术共同体”为使命，不断由点到面，不断推进西方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广度和深度，为中国学者能及时了解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
该文集为加拿大民族音乐学家克里萨拉·哈瑞森（Klisala Harrison）主编英文版同名著作的中文版。原英文版是在全球范围征集筛选后精选十篇文章构成，其中收录了张伯瑜教授的一篇关于中国音乐考级现象及其产业链的文章。中文版则是在原版引进的基础上，用主编前言“西方民族音乐学的介绍和个人认识”替代了原英文版的“音乐考级”文章，由前言和九篇文章构成。
国内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几乎是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相携并进的。随着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沟通，中西方音乐文化研究的差异似乎也在逐渐缩小。面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我们尽管不能用其解决中国音乐研究的实际问题，更不能照搬套用，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思路却值得借鉴。“应用民族音乐学”在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属于新名词，仅有张伯瑜④、杨沐⑤、郝苗苗⑥等学者的文章作了相关介绍。《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理论与实践》的适时出版，推出西方音乐学者的系列研究成果、研究理念，必将引起学术界对民族音乐学理论与实践的新思考。
一、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定义及缘起
随着国际传统音乐学会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小组第六次研讨会于2018年7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标志着应用民族音乐学以学术组织的名义正式进入中国音乐学界。本次研讨会设有六个议题，既有理论与方法的探讨，也有涉及“纯学术”之外的社区、环境、社会政治等与音乐相关的实践问题。从2008年7月的斯洛文尼亚会议确立“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小组”至今，它刚好走过短暂的十年。
尽管“应用民族音乐学”是一个新概念，已有众多学者对它进行了归纳且观点各异。有学者认为，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 Ethnomusicology）是当下西方民族音乐学总体发展中的一个下属分支学科。⑦张伯瑜在分析了国际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历史后认为：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官方网站的定义、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倡导者斯文尼博·帕顿（Svanibor Pettan）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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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比较具有代表性（见该著前言）。不过，他对应用民族音乐学也有自身的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和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可以清晰划分出来，以音乐表演行为为研究对象便构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类型;而以表演背后的组织行为为研究对象则构成了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⑧克里萨拉·哈瑞森（Klisala Harrison）的“什么是应用民族音乐学？”通过对比诸如“公共民族音乐”“公共民俗学”“参与民族音乐学”等与“应用民族音乐学”相关的学术术语，强调“应用民族音乐学”术语的可用性以及影响力;杰夫·托德·蒂顿（Jeff Todd Titon）和斯文尼博·帕顿（Svanibor Pettan）编著的《牛津应用民族音乐学手册》（2015）一书，引述蒂顿关于“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定义：“应用民族音乐把民族音乐学的学识、知识和理解用于实际问题。……我们最好把它视为在某一特定群体中以音乐为中心的干预措施，其目的在于让这一群体获益。……以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中的合作关系为基础，实现互惠互利。应用民族音乐学以社会责任、人权、文化和音乐平等的道德观念作为指导原则。”（文集第10页）以上关于“应用民族音乐学”认知中，“官网说”“帕顿说”“蒂顿说”“伯瑜说”各有千秋，难分伯仲。无论何解，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超越了单纯的文本而转向解决“纯学术”之外的实际问题，如音乐与疾病、音乐与环境、音乐与政治、音乐与贫困、音乐与冲突、音乐与濒危文化等问题。
狄尔泰在回顾哲学发展史时指出，每一个哲学时代都有一个贯穿于其中的概念，18世纪的哲学概念是理性，19世纪是精神，20世纪是生命。我们是否也可以按这一思路解读民族音乐学百年的发展史，如20世纪是“体系与探索”，21世纪则是“应用与实践”。尽管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历程较短，但有关应用的学术实践却可以追溯很久远，只因其实践个案贴上了当时文化语境的学术标签。张伯瑜认为：“到目前为止，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以应用民族音乐学位为标签的学术成果，尽管属于应用民族音乐学范畴内的出版物很多，但这些成果均被列入诸如音乐教育、音乐社会学等标签之中，以应用民族音乐学为视角的文献凤毛麟角。”⑨相对于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界，有学者研究认为：它可以追溯到1890年时代的两个研究案例、并将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发展历程分为“萌芽（1890—1960）、初期发展（1960—2000）、勃兴与当代实践（2000—）”三个时期。⑩笔者赞同该文提出的观点，诚然，一个新概念的提出得益于前期长久的学术实践，“应用民族音乐学”的提出得益于诸如查尔斯·西格（Charles Seeger）、山口修等几代学人的学术坚守、实践与奉献，得益于美国民族音乐学会（SEM）和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等组织的学术作为。他们突破了“纯学术”研究和“应用实践”活动的绝对分野，把应用民族音乐学定位为“一门以社会责任和社会公平为中心去研究和考察音乐的哲学方法”，确立其“为公众受益、诉求人文关怀”的愿景和目标。为此，应用民族音乐学将“走出书斋”、关注“田野回馈”，强化操作而服务社会及人类，回到“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的终极理想。
在康德看来，一切变化都应在时间中来考虑。我们之所以能够知觉到一个现象跟随着另一个现象，是因为我们在时间里连接起这两个知觉。从音乐学到应用音乐学、从民族音乐学过渡到应用民族音乐学，是符合康德“先验哲学”逻辑的。在西方学术界，以查尔斯·西格（Charles Seeger）为代表，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提出“应用（民族）音乐学”的构想，将音乐作为一种手段使得社群居民围绕经济和社会自助活动更加紧密地团结互助，后因强势而来的“音乐人类学”思潮而被淹没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力。但他的学术思想从一定意义上为“应用民族音乐學”的诞生开启了航灯。有学者甚至认为，“西格是西方音乐学术界应用（民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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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科的创始人和第一位实践者”{11}。这一评价虽有言过其实之嫌，但也是对他的高度认可。
在东亚，同仁们比较推崇山口修先生。他以“复兴越南雅乐”（1994—2000）的实践为案例，在中国首次呼吁建立“应用音乐学”的必要性，希冀让音乐研究和社会形成互惠关系。山口修在《应用音乐学》（2000）一文中首次提出“应用音乐学”的主张，之后在日本高校和历次国际性学术会议倡导该理念，并形成专著《应用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2004）。他将音乐学分为“历史音乐学”“比较音乐学”和“应用音乐学”，这是在阿德勒音乐学体系（1885）基础上的创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查尔斯·西格和山口修，在推动“应用（民族）音乐学”的道路上作出了先导式的学术贡献。
在我国，张伯瑜应该是“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先行者之一。他在《何为应用民族音乐学？》（2017）一文中，在引介西方最新成果的同时，对“应用民族音乐学”提出自我的认识与思考。在当前最具影响力、最具权威的《牛津应用民族音乐学手册》（2015）一书中，张伯瑜作为来自全球不同国家的24位著者之一参与编写“中国的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现状和中国学者对此的思考”章节，也是首次在国际学术界阐述中国应用民族音乐学的文论。杨沐先生对此作出了高度评价：“中国大陆学者直接以英文参与西方出版的音乐人类学概论性的大型专著写作，这是史上第一次。”{12}张伯瑜身处中国，却始终站在国际民族音乐学的学术发展前沿，代表中国学者在国际舞台发声。如果说学术研究是一个没有尽头的“爬坡”之旅，那他应是这一“旅程”的最早路线规划者、实施者。本次国际传统音乐学会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小组第六次研讨会能在中国顺利召开，正是他努力的结果。
如上，正是因为有众多权威学者的积极参与，“应用民族音乐学”逐渐成为一门应用型的人文科学。
二、“非遗”保护需要“应用民族音乐学”视野
因“文化生态”失衡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全球化的一项事业。“中国记忆”“中国技艺”“中国声音”已成为时代的文化标签。“文化遗产学”诞生并致力于“专门以研究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之传统文化事项为己任”{13}。音乐类“非遗”的传承与保护经历了“重庆会议（2008）、徐州会议（2010）”的大讨论后，已从“纯学术”式的理论探讨转向成如何以“博物馆式保存”向“生产性、操作性”强、能及时融入民众生产、生活的“活态”形式的保护模式。山口修“越南雅乐复兴”的实践是我国音乐类“非遗”保护模式的借鉴范本，而这类实践正是“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学术主张。
其实，在中国，“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实践形式是多元化的。张伯瑜在《应用民族音乐学：实践与思考》（2010）一文中所列举有关中央音乐学院开展的类似“世界音乐周”“英文本音乐学文集”“乐器陈列室建设”“对外交流与学术会议”“唱片出版”等活动，既是学科建设的成就又能使师生体验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具体内涵。推而广之，在近两年的音乐类非遗实践方面，最具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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