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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历史上册 第17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聂耳素材 北师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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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

1934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全变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

六十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当地许多社会名流盛装莅临。音乐厅的气氛出乎意料地好,每一曲终了总有热烈的掌声。聂耳在“百代时期”编创的《金蛇狂舞》起奏。大厅里静极了,丰沛的个性化的旋律流淌在多瑙河畔。突然,震耳的掌声提前响起。一时间,作为听众的笔者百感交集,想到很多,包括聂耳。这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聂耳在“百代”期间主持改编的另一首新民乐《翠湖春晓》,同样以那充满民族个性色彩的优美打动了异域的听众。今天,《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灵魂早已升入天国的聂耳,你有什么新的感想么?

电影《聂耳》

《聂耳》 故事片。海燕电影制片厂1959年摄制。

青年聂耳因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被迫 离开云南故乡,到上海一家小商号当 雇工,不久商号倒闭,聂耳流落街头 。后为生计所迫,进五花歌舞班当小 提琴练习生。演出中与女友郑雷电不 期而遇。在郑雷电的鼓励下,聂耳去 国立音专应试,但因家境贫寒,不为 校方所容,愤而离开考场。后得到郑 雷电的帮助,参加上海工人主办的救 灾募捐义演,并结识共产党的地下工 作者苏平。他向苏平坦陈追求革命的 心愿,自此,参加党领导的“反帝大 同盟”。不久,党派郑雷电赴江西苏 区学习。临行前,她与聂耳相约在龙 华塔上作别。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 一二八战争爆发,上海人民声援十九 路军浴血奋战,聂耳与歌舞班同仁亦 参与慰劳演出,又结识了进步戏剧家 匡文涛和进步音乐家张曙。歌舞班主 率队演唱靡靡之音《桃花江》,令爱 国士兵深为反感。聂耳与张曙等进步 人士高歌《马赛曲》,激励伤员抗敌 斗志。在匡文涛启发下,聂耳萌发要 有中国“马赛曲”的强烈愿望。形势 日益恶化,歌舞班主屈服于反动势力 ,演出低级庸俗的节目,聂耳愤然离 去,赴北平投身抗日救亡演剧活动。 后又随苏平返回上海,加入中国共产 党。相继创作《扬子江暴风雨》、《 开路先锋》、《大路》、《毕业歌》 、《新的女性》、《塞外村女》等优 秀歌曲。1935年春,党组织决定送聂 耳去苏联深造。出国前夕,聂耳受田 汉所作歌词《义勇军进行曲》的感染 ,谱出不朽名曲。是年7月17日,途 经日本,聂耳在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 逝世。本片于1960年获第十二届卡罗 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传记片奖。 编剧: 于伶、孟波、郑君里 导演: 郑君里 摄影: 黄绍芬、罗从周 美术: 韩尚义 作曲: 葛炎、黎英海、刘福安 扮演者 剧中人 扮演者 剧中人 赵 丹 聂 耳 张瑞芳 郑雷电 王 蓓 万千红 邓 楠 老 江 江 俊 苏 平 高 博 匡文涛 韩 涛 歌舞班 夏 天 赵梅农 班主 韩 非 孙 英 陈 述 钱也乐 黄宗英 冯 凤 关宏达 小 丑 仲星火 张 曙 郑 敏 电影公司 经理 聂耳墓

1954年,中共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重修聂耳墓地,请郭沫若题写墓碑和墓志铭。这年2月,郭沫若书题“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碑和墓志铭: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呼,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呼!聂耳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风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鹄沼之海滨,享年仅二十有四。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如今的聂耳墓地,已是20世纪80年代初迁葬、新建的了。镶刻在墓地左屏风墙上郭沫若撰书的墓志铭,也删去了“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

焉!”的话。其中原因何在?聂耳溺水身亡的1935年,正是日本逐步实行侵略中国计划之际。聂耳的死讯传回中国国内后,众多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深感痛惜,纷纷在《晨报》、《电通》、《中华日报》、《新音乐月刊》、《大公报》等数十种报刊撰文纪念,共同怀念这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吹响了警醒号角的先锋斗士。郭沫若也写下了悼念聂耳的诗。

1954年2月,郭沫若为聂耳题写碑文和墓志铭时,中日两国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仍以“敌国”视之。故郭沫若在墓志铭中有“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之语。在郭沫若题写墓志铭的9个月后的11月1日,日本人在藤泽市鹄沼海岸聂耳遇难地附近,建立了聂耳纪念碑。1963年,随着中日民间的贸易往来,日本人民又重建“耳”字形的花岗石纪念碑,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撰写介绍聂耳生平碑文,并请郭沫若题写纪念碑。郭沫若书题了“聂耳终焉之地”六个大字。

1972年,中日建交。1980年5月,聂耳殉难地的日本藤泽市官员在昆明市聂耳墓地手植云南名花杜鹃花和藤泽市市树——藤树,表达对聂耳的怀念之情,并希望两市以聂耳为纽带,建立友好城市。中共云南省和昆明市政府回应日本人的热情,决定迁葬、重建聂耳墓地。墓碑仍用郭沫若所题字。 1982年年初,云南省文化局将这一想法,报请文化部批准。最终经批准,墓志铭继续使用,但在墓碑重刻前,先用水泥抹去后两句,在颜色上要尽可能与原石碑一致。按照文化部的指示,昆明市人民政府在墓地左屏风墙上 重新雕刻了郭沫若的墓志铭,并删去了后两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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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1934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全变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六十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当地许多社会名流盛装莅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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