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医学伦理的历史发展 

第三章 医学伦理的历史发展

[案例3-1]

长桑君收扁鹊为徒，是经过“出入十余年”的观察，发现“扁鹊非常人”，“非常人”是指有道德修养和聪明才智的人，也就是说扁鹊具备学医的条件，长桑君才收他为学生，并把全部秘方传授给他。公乘阳庆为西汉名医，轻易不收授学徒，但当他看到淳于意酷爱医学，对待老师又很恭敬，便破例收他为学徒。金代名医李杲，为将医术传授于后人，遍访亲朋好友，寻求品学兼优的学生。有人讲罗天益“性行敦朴，尝恨所业未精，有志于学”。当他第一次与罗天益见面时，劈头就问:“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直到罗天益回答说：“亦传道耳”，他才收罗天益为徒弟。（李艳.中国古代医德教育对现代医学生医德教育的启示[J]，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28(5):52-53）

[案例3-2]

北宋名医唐慎微，医术十分高明，治病有“百无一失之誉”。病家有请，不分贵贱，立即前往，且往往“不取一钱”，只须告诉一两条民间验方而已，或为其在经史子会议集中抄录有关方面的内容即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唐慎微治愈了大批病人，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医药素材，终于编撰了《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全书总结了北宋以前的本草成就，至今还是研究古代药物学的主要参考文献。

讨论：

1．古代名医收徒给我们什么启示？

2．北宋名医唐慎微有哪些可贵的医德品质？

医学从来就不单纯是一门自然科学知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随着人类医学活动的发展，医学伦理也在丰富和发展。研究医学伦理的历史发展，不仅可以使我们继承和发扬优良医德传统，而且有助于我们反思当今之医学，保障医学的健康发展。

第一节 古代医学伦理

古代医学伦理，是指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期的医学伦理。这一时期的医学处于经验医学阶段发展阶段。 一、古代医学伦理概况

（一）中国古代医学伦理概况

1．古代医学伦理的萌芽时期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过着茹毛饮血、构木为巢的生活，经常受到毒蛇猛兽的侵袭和因采食野生植物而中毒的威胁。人们在与大自然斗争中，逐步掌握了原始的治疗伤病的方法与经验。如烤火以抗风湿，按压以治疼痛，裹敷以救外伤，草药以疗内疾等。当时人们的医疗活动大都是从自身尝试开始，对各种药物进行人体试验，这种为积累治病知识而自我献身的精神，是古代医学界的优良道德品质。“神农尝百草”就是这种以自体作试验的原始典范。人们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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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药的目的就是为了“令民知所避就”，“以拯夭枉”，体现出自我牺牲、勇于探索和自发地以自己的医药经验为他人治病，为氏族、部落、人群尽义务的精神。尽管神农氏、伏羲氏是传说中的人物，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的医学伦理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萌芽了。

原始社会末期有了社会分工，产生了专管祈祷和祭祖的“巫”。巫参与政事、占卜吉凶，同时又以“神”的代言人身份出现，通过与鬼神相通、占卜、祈祷、诅咒等方式为病人治病。《素问·移精变气论》中曰：“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可见，在当时巫、医是不分的。

到了奴隶社会，医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周礼》记载，周代已经有了专门从事医疗活动的医师，并将其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周礼·天官·医师》写道：“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这段记述中不仅包含了对医疗技术的评价，也包含了最典范、最古老的医学道德评价。

2．古代医学伦理的初步发展时期 随着医疗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中国医学伦理的内容也不断丰富，在春秋战国时期，医学伦理理论和实践已显现出传统医学道德的基本轮廓。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巨大的社会变迁，造成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学术思想和科学技术的交流和融合。这一时期产生了我国第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它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共18卷，162篇。它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阐述了有关病理、诊断、预防、治疗等医学问题，同时在医学道德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灵枢·师传篇》专门叙述了医师的责任和良心。《素问·疏五过论篇》将五种行医过错列举出来，作出专篇讨论，以警告后人行医。《素问·征四失论篇》，将医师在临床中容易犯的四种过失指出来，以示惩戒。这两篇关系医学道德的专论，是后世医师的必修课。《黄帝内经》的问世，哺育了许多医学世家，并经过他们的言传身教，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我国古代医学道德传统。可以说《黄帝内经》的问世，不仅确立了我国古代医学理论体系的雏型，而且标志着我国医学伦理的初步发展。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名医扁鹊，他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随俗而变，他为了满足不同病人的治病需要，学了各种医疗技术，周游列国，深入民间，热心为病人解除疾苦；二是谦虚谨慎，人们称颂他为“神医”，但他却谦逊地说，我秦越人并不能使死者回生，这是他本身能够活过来的，我不过使他恢复起来罢了。三是反对迷信，坚持科学态度。他曾提出“六不治”的行医准则，“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扁鹊关于六不治的论述可分为三层意思：（1）主张早期发现病情，早加治疗；（2）担忧医生有限的治疗方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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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医生行医的准则：医生应当不做什么。1“六不治”是医师在医疗实践中进行伦理抉择的依据，对后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3．古代医学伦理的完善时期 秦汉至明清时期，以义务论为核心的医学伦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我国古代医学伦理的完善时期。

东汉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150—219年）以其巨著《伤寒杂病论》开创了祖国医学辩证论治体系。不仅如此，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继承了前人的医德思想，结合本人的行医实践，阐发了济世救人的从医目的，谴责了当时医学界中因循守旧、敷衍塞责、“不留神医药”而“竞逐荣势”的不良风气。该文对于医德的论述堪称一篇杰作，一直为历代医学家所称颂。

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伦，医技高超，品德高尚，不慕名利，不攀权贵，一心为百姓治病，对病人关怀备至。曹操曾要他当侍医，但他宁死不依，最终惨遭曹操杀害。稍后的医学家董奉看病从不收诊金，凡重病冶好后，请病人在他的房屋周围栽杏树五棵，轻病治好后，请病人栽杏树一棵。这样，他的房前屋后杏树蔚然成林，他还用每年收获的杏子资助那些远道来求医的穷人。“誉满杏林”、“杏林春暖”等典故来源于此。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道教、佛教等各种社会思潮给医学和医德以深刻的影响。但就总的发展情况来看，是先进的医德思想促进了医学实践的发展；医德本身又在医学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的长期战乱，使人民陷于战乱、饥荒和疾疫之中，加之宗教迷信盛行，给医学带来繁重的社会责任。因此，这一时期的医德活动，主要不是表现在医患之间的个体关系上，而是突出地反映在医学承担着的“拯救夭亡”的社会道德义务方面。这一时期许多著名医家怀着神圣的医学道德使命感，立志于医，精研于医，济世救人，使祖国医学传统的医学人道精神得到提倡和发扬。王叔和、皇甫谧、葛洪、陶弘景就是这一时期的名医。

隋唐时期，我国封建社会走向繁荣昌盛，科学文化十分发达，医德理论也进一步发展。唐代医学家孙思邈（581—682年），是我国医德传统中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积50余年的临床经验，潜心研究历史上许多医学著作，集各家之长，编著了《备急千金要方》。开卷序例论的《大医习业论》和《大医精诚论》等，是中国医德史上的光辉文献，对后世医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全面地论述了医师品德、专业学习、对病人态度、与同道的关系等一系列医学伦理问题，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古代医德思想，使之更加系统化，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如他认为“大医”（名医）要“精”，即医术要精湛；要“诚”，即医德要高尚，只有具备“精”和“诚”条件的医师，才能成为名医。

两宋时期的医德发展，一方面，是传统医德活动的内容更加丰富和规范化；另一方面，随着医学科学发展的需要，许多新的医德观念建立起来。如医学家吴简、杨介更新了人体解剖研究的观念，法学家宋慈（1186—1249年）在《洗冤集录》一书中确立了法医检验的道德规范，另外由于对环境卫生、公共卫生的重视，确立了环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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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庆.“病有六不治”：中国最早的医学伦理准则[J],中华医史杂志，1998，28（3）：13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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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道德观念。这些医德观念的建立和发展对传统医德有些突破和新的发展，起着对传统医德观念的补充和完善作用。

金元时期，是一个战乱频繁、瘟疫流行、民不聊生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医学道德，除继承前人“济世救人”的人道传统之外，主要表现为：关心人们疾苦、热心救治、不计名利、意无图报的道德风尚和从实际出发、立论著说、遵古而不泥古、探索争鸣的创新精神。其代表医家是刘完素、张从正、李杲和朱震亨，医学史上称他们为金元四大家。他们的医术成就和医德思想，为医学的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

明代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特别是对外贸易的扩展，开阔了一些医学家的眼界，各种学术著作中关于医学道德的论述更加广泛、深入和完善。较有代表性的是陈实功（1555—1636年）所著的《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对我国当时的医学道德思想作了系统的总结，就医师的专业实习、思想修养、举止言行、服务态度以及医患之间的关系等，提出了十分详尽具体的医学道德规范，是我国古代医学道德教育中既浅显易懂又实用的教材，被美国1978年出版的《生命伦理百科全书》列为世界古典医学道德文献之一，与《希波克拉底哲言》和《迈蒙尼提斯祷文》并列。此外，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龚廷贤（1522—1619年）的《万病回春》，李梴（？—1619年）的《医学入门·习医规格》，李中梓（1588—1655年）的《医宗必读》等，都对我国的医学道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对祖国医学道德发展有突出贡献的是喻昌（1585—1664年）。他编著的《医门法律》一书，突破了以往医家箴言式的说教方法论述医学道德原则的传统，切实结合临床四诊和治疗来谈论医学道德，以临床四诊、八纲辩证论治的法则，作为医门的“法”，以临床治病时易犯的错误作为医门的“律”，两者结合称为“医门法律”。这样，就把医学道德贯穿、融化于医疗实践之中，摆脱医学道德游离于医疗实践之外的空洞说教。所以，后人称赞它是“临床伦理学”，在我国医学道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国外古代医学伦理概况

1．古希腊医学伦理 阿斯克雷皮斯（Asclepias）是古希腊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著名医神。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中，阿斯克雷皮斯是一名医生，为了丰富自己的医术，他经常不畏艰难险阻，采食植物，冒着生命危险，辨尝各类药物，总结各类治疗疾病的经验。在不懈努力下，他在医术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个传说反映了人类在早期医药活动中，已有无畏的探索，热忱的服务和无私的奉献等高尚的医德行为。它同时记述了古希腊医学道德起源的一些线索。

古希腊医学约在公元前6至4世纪形成，以后成为欧洲医学的基础。被称为西方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7年），同时也是西方医学道德的奠基人。他的医学成就体现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该文集对医学道德问题进行了许多论述，特别是其中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对西方各国医学道德产生了深远影响。《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精华在于把“为病家谋利益”作为医学道德活动的最高标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医德行为规范。主要表现在：

（1）在处理医患之间关系方面，“严禁对病人的一切毒害和妄为。”提出了“我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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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妇，贵人及奴婢，我之惟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尤不作诱奸之事。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

（2）在处理师徒关系方面，要信守准则。提出了“凡授我艺者敬之为父母，作为终身同业伴侣，彼有急需我接济之。视彼儿女，犹我弟兄。如欲授业，当免费无条件传授之。”这些良好的医学道德观念，流传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古罗马医学伦理 古罗马很早就对提出了医学道德要求，如公元前450年颁布的《十二铜表法》中记载：“禁止将死者埋葬于市之外壁之内”和“孕妇死时应取出腹中之活婴”等。公元前二世纪，罗马人占领了古希腊地区。古罗马的医学和医德也在古希腊的基础上，随着科学文化的进步，有了很大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是罗马著名的医学家盖仑（Galen，约130—200年），他不仅创立了医学和生物学知识体系，而且对医学道德也多有论述。他认为最好的医师应力求掌握哲学及其分科逻辑学、自然科学及伦理学。他认为：“作为医师，不可能一方面赚钱，一方面从事伟大的艺术——医学。”由于盖伦的学说贯穿了唯心论和目的论的观点，因而被基督教神学所利用，在中世纪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被奉为信条。在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医学道德被深深涂上了宗教色彩，使医学处于停滞状态。

3．古印度医学伦理 古代印度作为文明古国，它的医学起源是很早的，有据可考的就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的吠陀时代。梵语“吠陀”（Veda）是知识的意思，是当时人的诗集，其中就有关于药用植物的记载。文中还描述了一些疾病，很像现在的结核和麻风。在古印度，医生最早是僧侣们兼职的，那时正处于神医的医学时期，人们认为只有僧侣与神最接近，所以只有他们有资格为众生解除病痛。后来，随着医学的发展，渐渐出现了一批专门从医的人。

随着社会的发展，印度医学在各方面的发展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公元前5世纪名医“印度外科鼻祖”妙闻（Susruta）著有《妙闻集》；公元前1世纪名医“印度内科鼻祖”阇罗迦（Caraka）著有《阇罗迦集》，其中有关医学道德的论著非常丰富和精辟。如《妙闻集》中说：“医师要有一切必要的知识，要洁身自持，要使患者信仰，并尽一切力量为患者服务。”并说“正确的知识、广博的经验、聪明的知觉及对患者的同情，是为医者的四德。”阇罗迦在《阇罗迦集》中说：医师治病，既不为己，亦不为任何利欲，纯为人类谋幸福，故医业高于一切。这些论述体现了医学中的人道主义。他们的著述在公元7世纪曾被译成阿拉伯文、波斯文等广为传播。

4．古阿拉伯医学伦理 阿拉伯医学的出现和发展，大约从6世纪到13世纪，相当于欧洲中世纪黑暗年代，由于阿拉伯医学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以来的医学而构成了世界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代表人物是犹太人迈蒙尼提斯（Maimonides，1135—1204年），他是阿拉伯有名的医学家、哲学家，在医学道德方面，他也是很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他的《迈蒙尼提斯祷文》所列道德标准很高，其基本思想是，医师要一切为病人着想，为了人类生命与健康要时刻有医学道德之心，不要为贪欲、虚荣、名利所干扰而忘却为人类谋幸福的高尚目标。他在祷文中强调，“愿吾视病人如受难之同胞”，“启我爱医术，复爱世间人。存心好名利，真理日沉沦。愿绝名利心，服务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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