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中国文学学者与论著影响力报告》
《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刊发了赵宪章和白云先生的《中国文学学者与论著影响力报告》一文，该文依据南京大学CSSCI数据库2000－20xx年收录“中国文学”研究的论文、作者和引文数据，发布了近五年间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和论著的影响力报告。笔者读后感慨颇多，一方面是欣慰，因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终于有了一个比较科学的量化统计评价数据平台，可以及时反映当下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些状况；但另一方面也让人感到困惑，这就是，该文仅仅依据这种量化统计，就作出“影响力”的判断，并对当前的文学热点和难点问题，作出简单结论，实在令人担忧。因此，笔者想就该文中有待商榷的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几个不可靠的结论
《报告》一文仅依据CSSCI数据库2000－20xx年间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发文作者数量、发文数量和被引论文论著数量的逐年增加，就得出一系列没有必然联系的结论。文章的依据是三个数据：一是五年间发文作者数量(不合并同姓名者)呈逐年上升趋势，新增了1234名，增长率超过28％；二是五年间发文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新增了1073篇，增长率为36％；三是五年间发文的引文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新增了3527篇次，增长率超过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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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这组数据，文章得出了如下几个结论。下面我们且看看这些结论是否可靠。
结论一：“说明中国文学的队伍不仅是数量的扩张，发文的质量及其影响力也在逐年提升；并且，就增长率而言，后者还超过前者，即‘质’的提升超过‘量’的扩张。”
按该文作者原意，“中国文学的队伍”是指“关于它的学术研究”的学者队伍，而不是指热爱中国文学、从事中国文学创作和欣赏的整个文学队伍。但该文作者多次混淆概念，有意扩大概念外延，所以，我建议将“中国文学的队伍”改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队伍”，这样才不至于造成理解的歧义。从这三个数据可以看出，被引用的增长率只超过了论文作者的增长率，却低于发文的增长率。发文篇数增长最快，增长率最高，可见不是“质”的提升超过“量”的扩张，因为衡量质量(或叫影响力)的标准是所发文章在近几年中被别的论文引用次数。这说明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和其它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一样，科研文章数量增长快，质量却不高，影响力也不大。例如，从1994－20xx年的SCI数据看，我国科技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力是不成比例的，论文数量排名居世界第9位，但论文被引用次数仅排第18位，我国每篇论文平均被引证次数更低，排世界第124位。(1)这些数据都在提醒我国学术界要提升学术质量。但该文作者有意淡化发文数量增长的数据，将发文数量增长率为36％的数据用注释的方式放在文后，予以淡化，并且有意混淆这个增长率，将36％显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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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2)可见文章所下的结论是不可靠的，是有意为之的，有意颠倒了量和质的增长关系。
结论二：“中国文学这一古老的学科目前仍处于生长期，而不是衰退期。”
仅依据这三个数据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更是没有说服力。2000年以来，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队伍的确是在壮大，其原因很多，都是非文学因素使然。一是1999年我国开始的高校扩大招生规模。许多高校扩大院系规模，而文学院系扩大规模的更普遍，因为它的物质投入相对较少。所以高校文学教师队伍的壮大，使论文作者和发文量有了增加。原因之二还是高校扩张的结果。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后，许多高校“攀层次、上水平”，新增硕士和博士点，并扩大招收硕、博研究生数量，而很多高校的研究生必须发表2篇以上的学术论文才能毕业，因此，有些根本不具备研究能力和水平的研究生也被逼上梁山，非写、非发论文不可。原因之三还在高校，这就是高校学术机制在作怪。近年来，各高校盲目追求“学术成果”，几乎所有高校都把教师出书数、发文数和期刊档次与获得学位、评职称、评院士、申请科研基金、申报科研项目挂钩，许多国家评价机构也以此来衡量一所高校的地位。于是很多高校用经济激励了刺激教师写论文、出著作，被SCI、EI、ISTP等索引的论文有的奖金高达数千元至上万元。还有一些学校给教授、博导、博士规定了发文任务，不能完成任务的就要取消职称资格或扣发津贴。所以，近年来，高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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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不是忙于教书育人、看书学习，而是忙于写文章、出专著，搞泡沫“科研”。所以，近年来，期刊发的文章也好，新出版的各类专著也罢，几乎很少有人买，也很少有人看，看的人也是为了再写文章。宁波大学的郑岳青教授，2002－20xx三年在SCI源刊发文82篇，每篇获奖金4千元，而他的大量论文几乎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这种现象很普遍，被称为“郑岳青现象”。(3)这是高校普遍存在的学术腐败现象。所以，凭这种泡沫学术成果的增长率就能断定中国文学学科处于生长期吗？
结论三：“可见，当下文学界普遍流行的所谓‘文学被边缘化’和‘艺术走向消亡’的悲观论调没有根据的。这一悲观论调之所以能在文坛盛行，恐怕主要还是来自文学界自身的过敏神经，即面对各种社会文化媒介的蜂拥凸起所引发的相对的自我失落感，而并非客观事实。”
该文作者的这种乐观论断很令人鼓舞，但这个结论却是有些武断。据我所知，当下流行的是“艺术终结”论，而非“艺术消亡”论，因为，“终结”只意味着已有的事物告一段落，可能蕴涵着新的变异与发展，并非“消亡”，更非本体的完结。这个已经有学者辨析过，(4)我就不再重复。至于文学是否“被边缘化”了，凭这三个数据更是无法确定的。关于文学边缘化的讨论，其中心和边缘的界定，是从中国当下整个文化领域各类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力的相互比较出发的，并非从文学内部出发，因为文学内部是无法比较文学是否被边缘化。首先，从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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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人文科学文化相比来看，“重理轻文”是世界现代社会的普遍规律，中国尤甚。从科研项目立项的数量和资金标准就可看出，一个理工重大项目的科研经费高达数千万元，而人文社科的国家重大项目最多也就几十万，准予立项数少的可怜。原因就在于重物质文化，轻精神文化。理工项目能出物质文化成果，而人文项目不能出物质文化成果。其次，从精神文化自身看，以往的文学被国家政治赋予了崇高的社会地位，承担着太多的社会责任和神圣使命，承担着政治道德思想素质教育，认识社会人生、人性人情，教育大众向真向善向美的责任，所以在各种精神文化中，文学是中心，是重点，是“经国之大业”；可是，随着80处代至90年代文学界追求文学表达的自由和文学研究的独立后，文学真的由“他律”走向了“自律”，文学自己放逐了自己，文学写作再也无法承担这些神圣使命，或变成供学术研究的实验品而被束之高阁；或成为仅供娱乐消遣的通俗读物而满街泛滥；或成为某些美女俊男的“私秘化”手记而被偷窥。总之，文学活动者自己揭掉了过去一直套在文学身上的神圣外衣，自甘沦落为被少数读者喜爱。正如白烨所说：“各种写法多了，佳作力构少了；作品种数与印数增了，艺术质量与分量却减了；小说改编影视的多了，经得起阅读得却少了；期刊的时尚味浓了，文学味却淡了；作家比过去多了，影响却比过去小了；获奖的作者多了，能留下来的作品却少了。” (5)另一事实是，文学被政治放逐后，又被大学里的文学教授收编，成为他们自说自话的职业资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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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中国文学学者与论著影响力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