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诗对唐诗的超越——一种哲学的
考究
内容提要：本文按照唐诗和宋诗所产生的不同社会背景，以为：唐朝和宋朝的知识分子在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形成了不同的“学”与“养”，而这不同的“学”与“养”形成了他们各自性情的规定性。唐朝诗人的性情因是外在的、仿照的，故重浊而实；宋朝诗人的性情因是内在的、凝聚的，故疏宕虚灵。宋朝诗人通过内在的修养功夫，接上了宋儒的心性之学，使得他们的诗整体上呈现素朴雅淡、平易简远的风格，而这种风格，正是中国诗歌的极致。但宋诗这种风格的形成，不是诗人的外在艺术追求，而是诗人内在的心性修养的结果。因此，本文的结论是：宋诗对唐诗的超越，实际上是心性修养的超越、实践功夫的超越和精神体认的超越。
关键词：唐诗；宋诗；性情；心性之学；功夫 一
唐、宋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大朝代，同时也是中国诗歌史上诗歌最为鼎盛的时期。然宋诗之于唐诗，就一般学术史上的观点，似乎前者远不及后者。下面这两段话即典型地代表着这种观点：
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作独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前人之诗也。（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陈子龙：《王介人诗余序》）
“诗者，吟咏性情也”，这是严沧浪与陈子龙对于诗之所以为诗的大体肯认，他们以为宋诗之所以不如唐诗，正在于宋诗言理而不言情。这能够说也是学术界的一般观点。但笔者以为，“性情”既为世间之一物，必有其所以为“性情”之理（柏拉图云：万物皆有其理式——idea），不然，若任性情散漫飘荡而无收煞凝聚，则必归于虚无（黑格尔以为，一物若无任何规定性，则可称“纯有”，但“纯有”与“无”是同一的东西[1]）。故性情必有其规定性，没必要与“学”或“理”对立排斥，正是在那个意义上，刘彦和才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文心雕龙·神思》）袁子才也以为诗“须一气呵成，有议论波澜方妙”。（《随园诗话补遗》卷三）固然，诗毕竟不同于哲学，它不能以理说理，诗之理须挂搭在性情当中，随性情而自然流出。现在的所谓理，即是性情的规定性。此刻的问题是：咱们如何来理解性情的规定性？一般来讲，人的性情个个不同，此即是人的个性。切就人
的个性而言，似乎亦有其规定性，但这种规定性不能称之为“理”，因为它是“性成命定”，是“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荀子·性恶》）也就是说，对于个性这种规定性，人完全不能自我作主，自然无“理”可言，故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正因为个性那个地方不能谈“理”，故中国文化虽对个性不一概否定，但决不在此立足以成其人生态度。所以，孔子讲“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的“仁”；孟子讲“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的“本心”；即即是讲“性恶论”的荀子，也不是站在“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的“性”的立场，而是站在“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的“伪”的立场，而讲“化性而起伪”。（《荀子·性恶》）无论是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本心”，仍是荀子所说的“伪”，都是“可学而能，可事而成”（《荀子·性恶》）的，人在那个地方，有切实的可把捉者，如此方可说“理”。就文学或诗而言，刘彦和虽云：“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但他所说的“情性”并非指“天之就也”的个性，而是指通过“学”与“习”塑造以后的性情，故他又说：“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文心雕龙·体性》）可见，惟有从“学”与“养”（或“习”）才能把握到性情的规定性。本文正是从唐朝士人和宋朝士人不同的“学”与“养”，从而来把握他们各自不同的内在精神，进而来论述唐诗和宋诗的不同风格的。在正式进入那个问题之前，先看唐诗和宋诗得以产生的不同社会背景。
二
论宋诗对唐诗的超越——一种哲学的考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