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能渗、能利”，即具有渗湿利水的作用，故不少利水渗湿的药物都具有淡味。淡味药多用治水肿、脚气、小便不利之证。如、、、、、等。由于《本经》未提淡味，后世有些医家主张“淡附于甘”，然淡味与甘味的作用，各具自己的特点，应该分别论述为是。
涩，与酸味药的作用相似，多用治虚汗、泄泻、尿频、遗精、滑精、出血等证（症）。如固精止带，涩肠止泻，[sa4]乌曲骨收涩止血等。故本草文献常以酸味代表涩味功效，或与酸味并列，标明药性。
以上是五味药性的基本内容。但就某一具体药物来说，则当具体分析。药物的味往往单味者少，多数药物具有几种味，对这些药物功效的认定，必须全面综合并结合临床疗效来认识概括。此外，上述的五味作用，只是药性的一个方面，对于药物性能的全面认识，必须结合其他特性，才能全面地掌握药物功能。
二、四气
四气，即指药物具有寒、热、温、凉四种不同的药性。它是通过调节机体寒热变化来纠正人体阴阳盛衰的，为说明药物作用性质的重要药性理论。
对于四气的认识，起源甚早。《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曰：“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可知药性分寒温，不晚于西汉时代。文中还指出药性之寒热，是“因气感之宜”所形成，所以《本经》首先提出了“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可见最早药性的四气，是以四时气候特征来概括药物性能的。然而宋代寇宗奭为了避免与药物的香臭之气相混淆，主张将“四气”改为“四性”。李时珍亦从其说，谓“寇氏言寒热温凉是性，香臭腥燥是气，其说与《礼记》文合。但自《素问》以来，只以气味言，卒能改易，故从旧尔。”。寇、李之论，虽然亦有其理，然而未能说明四气的原始含义。
四气药性也和五味一样，寓有阴阳属性，即寒凉属阴，温热属阳。寒凉与温热是相对立的两种药性，而寒凉与温热之间则仅是程度上的不同，即“凉次于寒”、“温次于热”。有些本草文献对药物的四性还用“大热”、“大寒”、“微温”、“微凉”加以描述，这是对中药四气程度不同的进一步区分，示以斟酌使用。此外，四性以外还有一类平性药，它是指寒热之性不明显、药性平和、作用较缓和的一类药。一般平性药物的功效主要通过五味和其他药性来反映出来。
药性的寒热温凉是由药物作用于人体所产生的不同反应和所获得的不同疗效而总结出来的，这与所治疗疾病的性质是相对而言的。如病人表现为高热烦渴、面红目赤、咽喉肿痛、脉洪数，这属于阳热证，用石膏、、等药物治疗后，上述症状得以缓解或消除，说明它们的药性是寒凉的；反之，如病人表现为四肢厥冷、面色苍白、脘腹冷痛、脉微欲绝，这属于阴寒证，用、、等药物治疗后，上述症状得以缓解或消除，说明它们的药性是温热的。
一般来讲，寒凉药分别具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滋阴除蒸、泻热通便、清热利水、清化热痰、清心开窍、凉肝息风等作用；而温热药则分别具有温里散寒、暖肝散结、补火助阳、温阳利水、温经通络、引火归源、回阳救逆等作用
《素问·至真要大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本经》序例“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指出了如何掌握药物的四气理论以指导临床用药的原则。具体来说，温热药多用治中寒腹痛、寒疝作痛、阳痿不举、宫冷不孕、阴寒水肿、风寒痹证、血寒经闭、虚阳上越、亡阳虚脱等一系列阴寒证；而寒凉药是主要用于实热烦渴、温毒发斑、血热吐衄、火毒疮疡、热结便秘、热淋涩痛、黄疸水肿、痰热喘咳、高热神昏、热极生风等一系列阳热证。总之，寒凉药用治
阳盛热证，温热药用治阴盛寒证，这是临床必须遵循的用药原则。反之，如果阴寒证用寒凉药，阳热证用温热药必然导致病情进一步恶化，甚至引起死亡。故李中梓《医宗必读》谓：“寒热温凉，一匕之谬，复水难收。” 由于寒与凉、热之温之间具有程序上的差异，因而在用药时也要注意。如当用热药而用温药、当用寒药而用凉药，则病重药轻达不到治愈疾病的目的；反之，当用温药而用热药则反伤其阴，当用凉药反用寒药则易损其阳。至于寒热错杂的复杂病证，则当寒、热之药并用，使寒热并调。尤其要辨清寒热的真假，如遇真寒假热之证，则当用热药治疗；真热假寒之证，又当选用寒药以治之。切不可真假混淆。
由于每种药物都同时具有性和味，因此必须将两者综合起来。缪希雍谓：“物有味必有气，有气斯有性”，强调了药性是由气和味共同组成的。换言之，必须把四气和五味结合起来，才能准确地辨别药物的作用。一般来讲，气味相同，作用相近，同一类药物大都如此，如辛温的药物多具有发散风寒的作用，甘温的药物多具有补气助阳的作用。有时气味同、又有主次之别，如甘温，偏于甘以补气，甘温，偏于温以助阳。气味不同，作用有别，如苦寒，甘温，功能清热燥湿，则补中益气。而气同味异，味同气异者其所代表药物的作用则各有不同。如、杏仁、、、同属温性，由于其味不同，而作用各异，如辛温散寒解表，杏仁苦温下气止咳，甘温补脾益气，酸温敛肺涩肠，咸温补肾助阳；再如、、、石膏均为辛味，因四气不同，又有辛温解表散寒，辛凉疏散风热，辛热补火助阳，石膏辛寒清热降火等不同作用。又有一药兼有数味者，则标志其治疗范围较大。如辛甘温，甘以补血、辛以活血行气、温以祛寒，故有补血、活血、行气止痛、温经散寒等作用，可用治血虚、血滞、血寒所引起的多种疾病。
一般临床用药是既用其气，又用其味，但有时在配伍其他药物复方用药时，就可能出现或用其气，或用其味的不同情况。如辛甘微寒，与同用治中气下陷时，则取其味甘升举阳气的作用；若与同用治麻疹不透时，则取其味辛以解表透疹；若与石膏同用治胃火牙痛，则取其寒性以清热降火。此即王好古《汤液本草》所谓：“药之辛、甘、酸、苦、咸，味也；寒、热、温、凉，气也。味则五，气则四，五味之中，每一味各有四气，有使气者，有使味者，有气味俱使者……所用不一也。”由此可见，药物的气味所表示的药物作用以及气味配合的规律是比较复杂的，因此，既要熟悉四气五味的一般规律，又要掌握每一药物气味的特殊治疗作用以及气味配合的规律，这样才能很好地掌握药性，指导临床用药。
三、升降浮沉
升降浮沉是指药物作用于人体的不同趋向，在于说明药物在体内的作用趋向性能。药物的作用趋向是与疾病所表现的趋向相对而言的。
《素问·六微旨大论》谓：“升降出入，无[sa5]器不有。”指出气机升降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础，如一旦发生故障便会产生疾病。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以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阐明了应根据升降出入障碍所产生疾病的病势和病位的不同，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为中药升降浮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金元时期升降浮沉学说得到了全面发展，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旨承《内经》，首倡“气味厚薄升降图说”，用运气演说阐发了药物具有升降浮沉不同作用趋向的道理。其后，李东垣、王好古、李时珍等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使药物升降浮沉学说趋于完善。它作为说明药物作用的理论依据，是对四气五味的补充和发展。
由于疾病在病[sa6]热上常常表现出向上(如呕吐、呃逆、喘息)、向下(如脱肛、遗尿、崩漏)、向外(如自汗、盗汗)、向内(表证未解而入里)；在病位上有在表(如外感表证)、在里(如里实便秘)、在上(如目赤肿痛)、在下(如腹水、尿闭)等的不同，因而，能够针对病情，改善或消除这些病证的药物，相对来说也就分别具有升降浮沉的作用趋向了。
药物的升降浮沉性能，主要是以改善脏腑气机升降紊乱和病势顺逆的功效为依据，但与药物的四气五味、气味厚薄和其质地的轻重及药用部位等也有着密切联系，此外还受炮制和配伍的影响。
就药物的性味及厚薄而言，一般而言，凡味属辛、甘(味之薄者)，气属温、热(气之厚者)的药物，大都属升浮药，如、、等药；凡味属苦、酸、咸(味之厚者)，性属寒、凉(气之薄者)的药物，大都属沉降药，如、、等。
从药物的质地、部位与升降浮沉的关系来看，一般花、叶、皮、枝等质轻的药物大多为升浮药，如苏叶、、蝉衣等；而种子、果实、矿物、贝壳及质重者大多属沉降药，如苏子、、、代等。除上述一般规律外，某些药物也有特殊性，虽然是花，但能降气消痰、止呕止噫，药性沉降而不升浮；虽然是果实，但功能通窍发汗、散风除湿、药性升浮而不沉降，故有“诸花皆升，旋覆独降；诸子皆降，苍耳独升”之说。其实这是受药物气味的因素所决定的。 升与降、浮与沉都是相对立的作用趋向，升是上升、升提，降是下降、降逆，浮是升浮、上行发散，沉是下沉、下行泄利。一般来讲，升浮药性趋向于上行向外，具有升阳举陷、发散表邪、宣毒透疹、涌吐开窍等作用；而沉降药性则趋向于下行向内，具有清热泻下、潜阳息风、降逆止呕、止呃、利水渗湿、重镇安神、降气平喘等作用。一般药物都具有升浮或沉降的性能，但部分药物并不具此性能，而有些药物则具有双向性，如川芎能上行头目、下行血海，白花蛇能内走脏腑、外彻皮肤。由此可见，既要掌握药物的一般共性，又要掌握每味药物的不同个性，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才能确切掌握药物的作用趋向。
药物具有升降浮沉的性能，可以调整脏腑气机的紊乱，使之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或作用于机体的不同部位，因势利导，祛邪外出，从而达到治愈疾病之目的。具体而言，病变部位在上在表者宜升浮不宜沉降，如外感风热则应选用、等升浮药来疏散风热；病变部位在下在里者宜沉降不宜升浮，如热结肠燥大便秘结者则应选用、等沉降药来泻热通便；病热上逆者，宜降不宜升，如肝阳上亢头晕目眩则应选用代、石决明等沉降药来平肝潜阳；病热下陷者，宜升不宜降，如气虚下陷久泻脱肛，则应用、、等升浮药来升阳举陷。总之，必须针对疾病发生部位有在上在下在表在里的区别，病热上有上逆下陷的区别，根据药物有升降浮沉的不同特性，恰当选用药物，这也是指导临床用药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然而，药物的升降浮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临床上往往受到炮制与配伍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如有些药物酒制则升，姜炒则散，醋炒收敛，盐炒下行。如，属于沉降药，峻下热结、泻热通便，经酒炒后，则可清上焦火热，以治目赤头痛。故李时珍说：“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巅顶。”又药物的升降浮沉通过配伍也可发生转化，如升浮药配、等咸温润下药同用，虽有升降合用之意，实成润下之剂，即少量升浮药配大量沉降药，也就随之下降；又引血下行为沉降药，与、及、、等升达清阳、开胸行气药同用，也就随之上升，主治胸中瘀血证，这就是少量沉降药与大队升浮药同用，随之上升的例证。一般来讲，升浮药在大队沉降药中能随之下降；反之，沉降药在大队升浮药中能随之上升。故王好古云：“升而使之降，须知抑也。沉而使之浮，须知载也。”由此可见，药物的升降浮沉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可以相互转化。因此，对药物的升降浮沉之性必须从多方面的来分析，才能得到准确的认识。
四、补泻
补泻是针对虚实病情起作用的两种药性。疾病的过程，尽管是千变万化的，但简而言之，都是邪正斗争的反应。虽然疾病的症状表现非常复杂，但都可用“虚”“实”加以概括。能够改善虚实病情，减轻或消除虚实证状的药性作用，就以补泻概之。
对于药物的补泻性能，早在《内经》已有许多论述。如在“阴阳应象大论”中有“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实者，散而泻之。……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等论述。在“脏气法时论”中，更对五脏之苦欲，提出了用五味补泻的治疗法则。如谓“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以苦补之，咸泻之。”后世医家对于药物的补泻性能论述更多。如张子和谓：“五脏各有补泻，五味各补其脏。……五谷、五菜、五果、五肉皆补养之物也。实则泻之，诸痛为实，痛随利减，、、牵牛、甘遂、之属，皆泻剂也。”由上可见，《内经》言补泻，是以脏腑苦欲论补泻，而后世言补泻，则是以扶正祛邪论补泻。明清医家对于药物的补泻性能，论述更多：如李时珍的“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更系统地论述了各脏腑的补泻药物。可见历代医家，都很重视药性的补泻。 补泻的药性作用，甚为广泛复杂，但简而言之，仍可从两方面加以概括：
补性药物的作用：主要是补益人体的亏损，增强机体的功能，提高机体的抗病机能，改善虚弱症状。诸如益气、补血、滋阴、壮阳、生津、安神、填精、益髓等类药物，都是属于补性的药物。
泻性药物的作用：主要是祛除外邪与致病因子，调整机体和脏腑功能，以制止病势的发展。诸如解表、泻下、行气、活血祛瘀、利水渗湿、祛痰、消导等类药物，都是属于泻性的药物。
然而，药物的补泻作用，并非单补单泻，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一种药物往往有多种作用，其中有些作用属补性作用，而有些作用属泻性作用。随着不同的配伍应用，而显现不同的补泻作用。如，发汗解肌属于泻性作用，而温阳、通阳则属于补性作用。又如，利水渗湿属于泻性作用，而健脾安神则属于补性作用。
在中医的治法中，补泻是两大治疗法则。药物补泻作用在临床的应用，首先辨清病情的虚实，一般虚证用补性的药物，实证用泻性的药物。如气虚、血虚的虚证，当用补气、补血的补益药来治疗；而气滞、血瘀的实证，则当用理气、活血祛瘀等泻性的药物来治疗。同一寒证，有阴盛的实证和阳衰的虚证之别，阴盛的实证，当用祛散寒邪的泻性药物来治疗；而阳衰的虚证，则又当用扶助阳气的补性药物来治疗。同一热证，也有阳盛与阴虚的不同，阳盛的实热证，当用清热泻火的泻性药物治疗，而阴虚的虚热证，则当用养阴生津的补性药物来治疗。但是疾病的虚实并非单一的，往往虚中挟实，或实证兼虚，临床治疗又当虚实兼顾，补泻并用。或扶正兼以祛邪，或祛邪兼以扶正。总之，当根据邪正的消长，虚实的变化而酌性应用。此外，临床上又有“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 以及“以泻为补”，或“以补为泻”的用法，这又是补泻药性在临床上的灵活应用。
五、归经
归经是药物作用的定位概念，即表示药物在机体作用的部位。归是作用的归属，经是脏腑经络的概称。所谓归经，就是指药物对于机体某部分的选择性作用，即主要对某经(脏腑或经络)或某几经发生明显的作用，而对其他经则作用较小，甚或无作用。也就是说，归经是说明某种药物对某些脏腑经络的病变起着主要或特殊的治疗作用，药物的归经不同，其治疗作用也就不同。药物的归经，还指明了药物治病的适用范围，也就说明了其药效之所在。 药物归经理论的起源和形成，可追溯到先秦的文史资料如《周礼》及秦汉以来的《内经》、《本经》等医药文献，广泛论述了五味作用定向定位的概念，可视为归经理论的先声。《伤寒论》六经分经用药为归经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唐宋时期《食疗本草》、《本草拾遗》、《本草衍义》、《苏沈良方》等医药文献都部分地论述了药物定向定位的归经作用，并逐渐与脏腑经络联系在一起，出现了药物归经理论的雏形。金元时代，易水学派代表人物张洁古在其所着《囊》中，正式把归经作为药性主要内容加以论述，王好古《汤液本草》、徐彦纯的《本草发挥》又全
面汇集了金元时期医家对归经的学说的见解，标志着系统的归经理论已确立。明代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贾如力《药品化义》均把“行某经”、“入某经”作为论述药性的固定内容。清代沈金鳌的《要药分剂》正式把“归经”作为专项列于“主治”项后说明药性，并以五脏六腑之名作为归经的对象。[sa7]《松厓医经》、《务中药性》系统总结了十二经归经药。《本草分经》、《得配本草》又列出及改订入各奇经八脉的药物。温病学派的兴起，又产生了卫、气、营、血及三焦归经的新概念，使归经学说臻于完善。
归经理论是以脏腑经络学说为基础，以所治疗的具体病证为依据总结出来的用药理论。由于经络能沟通人体内外表里，所以一旦机体发生病变，体表病变可以通过经络影响到内在脏腑；反之，内在脏腑病变也可以反映到体表上来。由于发病所在脏腑及经络循行部位不同，临床上所表现的症状则各不相同。如心经病变多见心悸失眠；肺经病变常见胸闷喘咳；肝经病变每见胁痛抽搐等症。临床用、能治愈心悸失眠，说明它们归心经；用、苏子能治愈喘咳胸闷，说明它们归肺经；而选用、能治愈胁痛抽搐则说明它们能归肝经。至于一药能归数经，是指其治疗范围的扩大。如归肺与膀胱经，它既能发汗宣肺平喘治疗外感风寒及咳喘之证，又能宣肺利尿治疗风水水肿之证。由此可见，归经理论是通过脏腑、经络辨证用药，从临床疗效观察中总结出来的药性理论。
归经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相关，它是伴随着中医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而日臻完善的，如《伤寒论》创立了六经辨证系统，临床上便出现了六经用药的归纳方法。如、为太阳经药，石膏、为阳明经药等等。随着温病学派的崛起，又创立了卫气营血、三焦辨证体系，临床上相应出现了卫气营血、三焦用药的归类方法。如银花、为卫、气分药，犀角（现已禁用）、生地为营血分药，主清上焦、主清中焦、主清下焦等等。然而这些归类方法与脏腑辨证归经方法密切相关。如《伤寒论》六经每经可分为手足二经，故实际为十二经。十二经根源于脏腑，故六经一系列证候的产生，也是脏腑经络病变的反映。同样，卫气营血、三焦证候也与脏腑经络关系密切。如卫分证以肺卫见症为主；气分证多见阳明实热；营分证多见热损营阴，心神被扰；血分证多见热盛动血，热扰心神。上焦证候主要包括手太阴肺和手厥阴心包经的病变；中焦证候主要包括手、足阳明及足太阴脾经的病变；而下焦证候则主要是足少阴肾经和足厥阴肝经的病变。可见，归经方法虽有不同，但都与脏腑经络密不可分。脏腑经络学说实为归经的理论基础，因此探讨归经的实质，必经抓住脏腑经络学说这个核心。
药物的归经，主要以其临床疗效为依据，但与药物自身的特性（即形、色、气味、禀赋等）也有一定的联系。如味辛、色白入肺、大肠经；味苦、色赤入心、小肠经等都是以药物的色与味作归经的依据。再如芳香开窍入心经；芳香醒脾入脾经；象心而入心经清心降火等等，都是以形、气归经的例子。其中尤以五味与归经的关系最为密切。可见以药物特性作为归经方法之一，是有一定意义的。然而由于归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故不能偏执一说，要全面分析归纳。
掌握归经便于临床辨证用药，提高用药的针对性。根据疾病的临床表现，通过辨证审因，诊断出病变所在脏腑经络部位，按照归经来选择适当药物进行治疗。如病属热证，有肺热、心火，胃火、肝火等的不同，治疗时用药也应各不相同。若肺热咳喘，当用、等归肺经药来泻肺平喘；若胃火牙痛当用石膏、等归胃经药来清泻胃火；若心火亢盛心悸失眠，当用、丹参等归心经药以清心安神；若肝热目赤，当用、龙胆草等归肝经药以清肝明目。再如外感热病，热在卫分，发热、微恶寒、头痛，当用银花、等卫分药以外散风热；若热入气分，高热烦渴，则当用石膏、等气分药以清热泻火、生津止渴。可见归经理论为临床辨证用药提供了方便。
掌握归经理论还有助于区别功效相似的药物。如同是利尿药，有的宣肺利水、的健脾利水、的温阳利水、的利膀胱之水湿等的不同。又、、、、同为治头痛之药，但善治太阳经头痛、善治阳明经头痛、善治少阳经头痛、善治厥阴经头痛、善治少阴经头痛。因此，在熟悉药物功效的同时，掌握药物的归经对相似药物的鉴别应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药基本理论知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