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的一部著作。由于刘熙载在大文艺观规约下来谈文论艺，因此，刘熙载的书论又呈现出有别于一般书论的特点。
1.理论色彩浓厚
刘熙载书论的理论色彩很浓，不同于一般的经验介绍。首先，刘熙载借助于 :《周易》的意象理论来切入书法的本质。《书概》云
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 《书概》开篇刘熙载便引《周易》的意象概念，来论述书法的本质。《周易?系辞传》第十三章:“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13]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意”即圣人的思想，“象”指卦象，圣人立象的目的，就是想把思想充分表现出来。刘熙载是借用《周易》的“意”“象”概念来论书法，进而认为“意”是先天的，是书法的本体，“象”是后天的，是书法的表现。那么进而可知“意”显然就是书家的主观情志，而“象”则是表现情志的点画、线条等的外在形象。这里既有文字观，也有自其转化而来的书法观。这是全书的总纲，也是刘熙载对书法本质的认识。
其次，刘熙载根据传蔡邕的“书肇于自然”的说法，提出“由人复天”的观点。《书概》云:
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 刘熙载是依据道家思想探讨艺术的生成理论。传蔡邕《九势》云:“书肇于 [14]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 “这种借助道家思想而
[15] 构筑起来的书法艺术生成论，简质而明了”。“书肇于自然”即摹拟自然，这只是“立天定人”，是从文字观向书法观的转变。“书当造乎自然”是一种人工的再造自然，是“由人复天”。“立天定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被动
的，书家只能从自然中汲取有益于书法的灵感;“由人复天”，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积极主动的，书家可以通过创造性思维再造一个“自然”，重构一种人与自然的秩序。《游艺约言》对此尚有补充:“无为者，性也，天也;有为者，学也，人也;学以复性，人以复天，是有为蕲至于无为者。”“由人复天”是无为之境，刘熙载道出了中国艺术的真谛。
再次，刘熙载的“二观”说理论色彩更浓。《书概》云:
学书者有二观:曰观物，曰观我。观物以类情，观我以通德。如是，则书之前后莫非书也，而书之时可知矣。
刘熙载从哲学高度来探讨学书的过程，融合了儒、道思想。“二观”出自宋邵雍《皇极经世?观物篇六十二》:“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
[16]又安有我于其间哉～”《观物篇下》又说:“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17] “类情”、“通德”，语出《周易?系辞传》:“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
[18]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刘熙载所说的“观物”，即邵雍“以我观物，情也”、《系辞传》“以类万物之情”;刘熙载所说的“观我”，即邵雍“以物观物，性也”、《系辞传》“以通神明之德”。“情”，指情形、情状。“德”，即邵雍说的“性”，指品性、德性。“观物以类情”，就是书法类天地万物。“观我以通德”，就是通神明之性，书家从经验、感悟中神明自得，获得的书法真谛等，都是“以通神明之德”。张旭从惊沙坐飞、怀素从夏云奇峰悟到的笔法都属此类。当然，借助联想，以通神明之德还包括品德、文化修养等。“二观”说实际上就是书法创作时的想象和灵感的问题，刘熙载将其提升至道的层面来认识，高屋建瓴。
2.辩证论艺
刘熙载被誉为东方的黑格尔，《艺概》辩证论艺俯拾即是。《艺概》有一百多对相互对应的概念范畴，《艺概》思辨意味非常浓厚。
《书概》的辩证论艺也很多，如技法论中论笔法的提按、振摄、迟速、疾涩、完破、质文等都是。综观刘熙载书论中辩证论书，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矛盾的转化，一种是采取折中、调和的方法。属于矛盾转化这一类型的不多，如《书概》:
学书者务益不如务损。其实损就是益，如去寒去俗之类，去得尽，非益而何, 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
“损”和“益”是相对的范畴，也是《周易》六十四卦中对立的两个卦名。 “损”，减损。书法如能去掉寒俭、俗气，本身就是“益”，矛盾向对立方转化。“美”“丑”也是如此，“丑”是一种大朴的自然状态，“美”则有一种人工痕。刘熙载的看法十分独特，发人深省。
刘熙载辩证论艺采用最多的方式是折中和调和。《书概》云:
或问颜鲁公书何似,曰:似司马迁。怀素书何似,曰:似庄子。曰:不以一沉着一飘逸乎,曰:必若此言，是谓马不飘逸，庄不沉着也。
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
将颜真卿书法模拟司马迁的《史记》、将怀素的书法模拟《庄子》，取其沉着与飘逸。但刘熙载认为司马迁也有飘逸、庄子也有沉着的一面。对南北书派的关注本身就体现了时代性，北书以魏碑为主，楷法遒劲;南书乃江左风流，富有韵致。刘熙载概括得还是比较准确的。但刘熙载又辩证看问题，认为“北自有北之韵，难自有南之骨”，属于典型的折中主义。
《游艺约言》中也有辩证论书的，如:
书尚遒、逸。遒，非直劲焉而已;逸，非直秀焉而已。
有狂篆、狂隶，有庄行、庄草。庄正而狂奇，此亦裒益平施之理，达者自知。
“遒”、“逸”本为两种相对的笔法或风格，但刘熙载却认为遒劲并非是“直劲”，俊逸也并非是“直秀”，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篆隶为正体，行草则狂逸，但刘熙载则辩证地看问题，他认为篆隶应“狂”，行草应“庄”，正所谓“庄正而狂奇”。 “裒益平施”语出《周易?谦?象》:“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王弼注曰:“多者用谦以为裒，少者用谦以为益，随物而,,？,与，施不失平也。” “裒”，减少。“益”，增加。意谓根据“谦”卦，多的让它减少一些，少的让它增加一些，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就是为了公平。“裒益平施”对于书体而言，就是狂逸的书体如行、草让它们端庄一些，端庄的书体如篆、隶让它们狂逸一些;狂逸的书体使之敛，避免漂浮，增强质感;端庄的书体使之放，避免呆板，增强灵动性。这明显有折中的意味。“刘熙载着眼于对应[20] 范畴所作的思辨，大都是以儒家的‘中和’之美为指归的”又回到了他的儒家文艺观。
在中国古代书论中，刘熙载辩证论书最为典型。那么刘熙载为什么喜欢辩证论艺，这和大文艺观有何关系呢,《周易》为“五经”之一，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易传》在解释《周易》的时候提出许多哲学范畴，如阴阳、刚柔、动静等，而这些范畴有的就与书法艺术紧密相关。金景芳先生认为“《周易》一[21]书是用辩证法的理论写成的”。刘熙载对儒家典籍滥熟于心。《艺概》每每征引《周易》，借鉴其辩证法也是顺理成章的。《老子》也讲辨证地看问题，其论美丑、有无、损益等对立统一范畴，很明显也被刘熙载《书概》所继承和发扬。而佛教尤其是禅宗也惯于辩证思维，刘熙载辩证论艺的圆通，也受禅宗思想的浸润。如此说来，刘熙载书论中的辩证论艺确实是践行了大文艺观。
3.崇尚简约的书论文本
刘熙载崇尚简约，《文概》云:“刘知几《史通》谓《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余谓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后汉书》称荀悦《汉史》‘辞约
事详’，《新唐书》以‘文省事增’为尚，其知之矣。”刘熙载的书论从形式上看，最明显的特点是篇幅短小，虽只言词组，却含义深刻，言简旨丰。如《书概》:
“篆尚婉而通”，南帖似之;“隶欲精而密”，北碑似之。 张长史书悲喜双用，怀素书悲喜双遣。
灵和殿前之柳，令人生爱。孔明庙前之柏，令人起敬。以此论书，取姿致何如尚气格耶,
在中国书法批评史上，书论著作数不胜数，书论的文体也颇多，然而用“概”为书论文体的，仅刘熙载一人，这不能不令人思考。诚然，《书概》原名为《论书诀》，后收入《艺概》，遂易为《书概》，与《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经义概》整齐划一。刘熙载为什么喜欢用“概”来谈文论艺呢,这不能不涉及他的学术思想。从学术上说，刘熙载是经学家，《兴化县续志》卷十三刘熙[22]载本传说“熙载治经无汉宋门户见，不好考据”。好友方宗诚《沪上观摩册跋》[23]云:“融斋性笃行恭，恪守宋儒之学。”从其不好考据来看，刘熙载属于宋学派;从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区别上来看，他属于今文经学派。宋学派注重阐发经书之义理，探求如何做人的道理，故语言简约。“今文经学派以《春秋公羊传》为[24]主要经典，着力发‘微言大义’”,这又牵扯到了儒家的文艺观。
刘熙载为好友吴大廷《读书随笔》所作的《题词》中说:
读《诗》读《易》两随笔，会体用于一源，而以明白正大、直截简易出之，此通人硕士之说经，所以卓然越俗也。曲学支离缠绕、穿空凿巧以为能事，不知[25]言愈繁而旨愈隐。此二书一出，定当如皎日见而阴噎消矣。教弟刘熙载拜读。
从中可以看出刘熙载崇尚简易，而反对曲学“支离缠绕，穿空凿巧”，认为“言愈繁而旨愈隐”。可见简约是刘熙载治学读书的一贯主张。而“概”正是简约的体现，《游艺约言》的“约言”与“概”如出一辙。据《艺概?叙》可知，“概体”具有“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和“触类引伸”的特征。
【杨宝林学术论文】大文艺观视阈下的刘熙载书论略说[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