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读书报告
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是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李大钊作为“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不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组成部分，根据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标准来评判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物史观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阶级斗争与互助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等，李大钊都做出了自己的论证，反映了其思想的敏锐闪光之处，显示了其特有的理性。并在最后提出“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表达了对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期望。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第四部分中提到：“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最为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 自己不能变化的，也不能使别的现象变化。其他一切非经济的物质的要件，如人种的要件、地理的要件等等，本来变化很少，因之及于社会现象的影响也很小，但于他那最少的变化围内，多少也能与人类社会的行程以影响。在原始未开化时代的社会，人类所用的劳作工具，极其粗笨，几乎完全受制于自然。而在新发现的地方，向来没有什么意味的地理特征，也成了非常重大的条件。所以历史的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的条件 ，也认他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因为他的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结局只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支流罢了。因为这个缘故，有许多人主张改称唯物史观为经济史观。” 这段文字在上引布丹氏的《从最近的批评看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对经济因素的分析相当一致：“经济因素被认为是唯一的物质因素，原因在于，它是唯一能够变化和发展的物质因素，因而是唯一能够引起马克思所谓的“上层建筑”之中 发生变化和发展的因素。”这表明，李大钊非常认同唯物史观的要领，即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这一点。为了证明法律现象只能随着经济现象走，不能越过他，
不能加他以限制，李大钊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说明他们背后都藏着很复杂的经济意味。他说道﹕“只不过打着这些旗帜互相争战，以图压服他的反对阶级，而保自己阶级经济上的利益就是了。这类的政治变动，由马克思解释，其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
对于这一观点，我也非常赞同。市场经济就是看不见的手，而政府制定的法律则是看得见的手，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1776年在《国富论》中提出，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只考虑自己利益，受“看不见的手”驱使，即通过分工和市场的作用，可以达到国家富裕的目的。因为正常情况下，市场会以它内在的机制维持其健康的运行。这主要依据的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人理性原则，以及由经济人理性原则支配下的理性选择。这些选择逐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这些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之中支配着每个人，自觉地按照市场规律运行。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消费者依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做购买的决策，生产者依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做销售决策。市场就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根据价格的自然变动，引导资源向着最有效率的方面配置。这时的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相互作用下，推动着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出决策，而法律只能作为政府管制的手段之一，法律的力量绝不能影响经济发展的趋势。
李大钊还在书中写道：“全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互相敌视的二大阵营，为相逼对峙的二大阶级：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并预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命运；然后更根据这个语预言，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有产者阶级，于其不满百年的阶级支配之下，就造出比合起所有过去时代曾造的还厚且巨的生产力……有产者阶级不但锻炼致自己于死的武器，并且产出去挥使那些武器的人——现代的劳动阶级、无产者就是……而无产阶级终将战胜有产阶级。”
对于这一观点，我不完全赞同。因为在我看来，马克思的理论告诉我们共产主义包括作为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要消灭是的是三大差别，要消灭的是阶级差别，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资产阶级在我国，在现阶段不但不可能消灭也打不倒，也是不能打倒的。在现阶段资产阶级有其剥削压榨劳动人民的一面，但更有带动经济发展的一面。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我国社会的四大阶级，是社会的支柱当前我国贫富差距太大，这个问题要解决。一方面，我们不能消灭资产阶级，不能消灭资本，但我们可以节制资本，坚决打击一切奸商、官商勾结的腐败分子，绝不是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我们当然应该承认，在马克思时代，他们看资产阶级与我们今天看资产阶级有天差地别。历史已经过去160多年，历史证明了资产阶级最终没有自欺欺人，并且不同程度地确实给本国的无产阶级带来了“良好结果”。不说别的，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由于允许组建民间团体，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工人们有自己的“娘家”如“劳联”“产联”这样的工会组织，反而比无产阶级社会的工人活得更有尊严也更滋润。最能证明资产阶级伟大的一点是，当他们真正成为一个阶级之后，即把自己这个阶级也放在接受批判的位置上，哪怕是出现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顽强地要消灭他们的对立面，发表和出版了一篇篇要推翻和消灭资产阶级的着作，事实上也还是容忍了，而这在后来的无产阶级社会却是难以想像的。
读罢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发现 ，李大钊除了从时间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过去、现在 、未来三个部分外，又按内容把它划分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经济论三部分。阶级斗争是与唯物史观和经济论并列的内容。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李大钊第六部分中详细叙述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之后，明确指出：“这样看来，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竞争是与人类历史相终始的，他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 的全部。与其说他的阶级竞争说是他的唯物史观的要素，不如说是对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李大钊的观点是非常具有高度的。
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的深刻之处正在于李大钊把握住了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内容——唯物史观即经济史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些内容，我们不能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已经给予正确的认知。相反，却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从这误读中也能进一步凸显出李大钊思想的先觉与深刻。他敢于独立思考，率直指出马克思学说中存在的“偏蔽”，他说：“……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 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无论是直接在经济现象本身上的活动，是间接由财产法或一般法制上的限制，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但在这之后，李大钊为之解释“这全因为一个学说最初成立的时候，每每陷于夸张过大的原故。但是他那唯物史观，纵有这个夸张过大的地方，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就是这个，已足以认他在人类思想有效果的概念中，占优尚的位置，于学术界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小小的瑕疵，不能掩了他那莫大的功绩。 ”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初创时期，李大钊能相当敏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着某些“偏蔽”，强调新文明的建设既要进行物质的改造，也要进行精神的改造，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说明当他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并不盲从，而是对马克思的学说采取了科学、认真和求实的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此文发表不到一年，同为北大教授的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此文一出即引起轩然大波，一场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转播的论战拉开了。很显然，胡适的文章是针对李大钊主张的马克思主义而来的，他认为“主义”是“空 谈”，是“阿猫阿狗”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主义”是“进口的”，“没什么用处”，谈多了是“很危险的”。而李大钊是深谙马克思主义精髓之人，他分析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以为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 ，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并从经济史的角度高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劳动为尺度、以人性的复归为目的的实现“政治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现实运动”。这次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最后，可以看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背后有着丰富的文献资源作为支撑。而这就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有着博大的胸怀，他们眼睛盯着的，是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并从中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营养。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而言，李大钊的这样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意识，或许比其文章中的具体的文字更为重要，这是更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的。
2014.4.3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读书报告极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