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一)
2001年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以问题来看，集中于文学接受传播史、文体研究、家族和文人群体的考察三个主要方面，在文献研究上也有不小的成果，缺陷在于文献的细读仍然做得不够。
魏晋文学研究，其趋向基本与上一年相同，又有所深入：文学接受传播史备受重视；政治、思潮、家族等社会因素对文学的互动影响也愈来愈被关注；从前常遭忽略的一些小作家和文学现象，现在也逐渐被挖掘出来。王玫《建安文学在宋代的接受与传播》(1)从接受学角度进行研究。文章认为，宋代社会文化状况从读者对建安文学的接受活动中得到反映；宋代读者更注重从道德评判角度接受建安文本，对建安文学创作形态的接受具备一定的审美因素，但难与功业进取观念认同；南宋时慷慨之音得有较大回响。王晓毅《“竹林七贤”考》(2)通过检索《大正藏》的相关译名、实地考察遗址并综合分析文献资料后得出结论：东汉至西晋时期汉译佛经中的释迦牟尼说法处“竹林”，多译为“竹园”，与“竹林七贤”无涉。河内山阳为魏晋达官贵人的庄园别墅区，确有竹林。徐公持《潘岳早期任职及徙官考辨》(3)是本年度的重要论文，主要根据《闲居赋序》中“八徙官”等叙述，对潘岳早期任职问题作了考辨。张金耀的《金谷游宴人物考》(4)对元康六年的金谷文人集会活动，细致爬梳了有关资料，对游宴的参与人物进行深入考证。姜剑云《“三张”父名问题新解》⑸通过对史料的考辨，认为太康诗人“三张”之父乃张牧，排除了史传中“张收”之异说。此外重要的考证性文章有：杨合林《左思杂考》⑹、袁行霈《陶诗析疑》(7)。吴正岚《论孙吴士风的变迁对陆机出处的影响》(8)认为陆机入洛后趋利求进的行为是受陆氏家族重立功立事传统的影响。毛庆《西晋文学：陆机、潘岳、左思三“疑案”实议》(9)对三位太康作家的一些争议性问题做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认为陆机入洛前后的乐府诗的艺术成就相差悬殊，不能一以概之。而潘岳《闲居赋》并非矫情枉饰之作，符合潘岳当时当地特定的心理。本文还认为左思诗风不是豪放，而是“疏野”。建安风骨之全面继承者是刘琨而不是左思。跃进《陆机创作之“繁”》⑽指出陆机之“繁”表现在三方面：著作之繁，文情之繁，词藻之繁，并作了简要的辨析。 陶渊明研究作为长盛不衰的热点，在本年度继续涌现出大量论文，其中大多是对陶渊明的作品内涵、人格特征等作某些阐释和辨析，其中较值得注意的有张可礼的《陶渊明诗文内容三要义》⑾和向彪的《晋宋易代及陶渊明晚年的心态》⑿等。徐声扬《关于陶渊明从庚子到乙巳年间的行踪考》⒀通过对几首陶诗的剖析，对陶渊明这段行踪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关于陶渊明与佛教关系的讨论，王启涛《陶渊明与佛教关系新证》⒁从语言词汇角度入手，分析《桃花源记》的写作风格，与同时代及前后佛典作比较；丁永忠《陶诗佛音笺释(一)》⒂则对其作品所涉及的佛教典故、术语及物事等作笺释。邓小军《陶渊明与庐山佛教之关系》⒃则列举了陶渊明以诗文与慧远、刘遗民等进行思想交流和辩驳的事实。从陶渊明的家族身世角度审视对其创作的影响，杨合林的《陶氏家族传统的建构与传承——从陶渊明〈命子〉诗谈起》⒄认为陶渊明的家庭传统观念对其价值选择和人生归依有重要影响。张映梦《陶之家世对陶渊明性格形成的影响》⒅讨论了其曾祖父陶侃和外祖父孟嘉对陶渊明性格形成的影响。曹虹《陶渊明〈归去来辞〉与韩国汉文学》⒆介绍了韩国汉文学家对陶的接受和效法，主要通过集字做诗、以诗来表达读后感、依韵赓和等三种途径。从接受美学角度研究的有李剑峰的《隋唐五代陶渊明接受史概论》⒇。关于陶渊明研究史的整理近年较多，如钟优民《陶渊明研究资料新编》(21)、李华《20世纪陶诗风格研究重要成果概说》(22)等等。 文论方面，潘世东《试论〈人物志〉对〈典论·论文〉的影响》(23)、刘文勇《曹魏政治与〈典论·论文〉》(24)从各自角度分别论述了魏晋文论所受的影响。此外还有冷卫国的《论建安时期的赋学批评》(25)。佛教与东晋文学的关系愈来愈受重视，尤其是东晋高僧慧远和当时士人的交往，有不少文章论及。曹虹在《慧远及其庐山教团文学论》(26)集中考察了慧远法师弟子群的游山、法集与文咏活动等情况，认为这个群体倾向于将哲理的体悟和审美的感受结
合起来。齐文榜《第一位自觉咏唱山水的诗人》(27)认为慧远是中国山水诗史上第一位自觉咏唱山水的诗人。
从魏晋玄学角度论其与文学的关系，这方面的文章有高华平《“言意之辩”与魏晋文学理论的新成就》(28)和彭玉平《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29)等。前者认为魏晋玄学“言意之辩”促使当时的文学理论产生了真正的文学本体论或本质论，这才是魏晋文学走向自觉的真正标志。后者以清谈与论体文的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为研究视角，分析并论证了清谈与着论同时并起的文化现象和基本特征及两者的渗透和促进，重估其价值和地位。 本时期值得关注的文章还有钱志熙《评徐公持的〈魏晋文学史〉》(30)、刘志伟《题材选择与魏晋诗赋文体演进》(31)、吴承学、何志军《诗可以群——从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形态考察其文学观念》(32)等。
2001年的南北朝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诗品》、《文心雕龙》、文体脉络、文人群体和文风的关系等方面，其中钟嵘《诗品》“滋味”说、文体分析、文人群体研究这三个问题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诗品》研究，刘跃进《一桩未了的学术公案——对钟嵘〈诗品〉“滋味”说理论来源的一个推测》(33)一文以“滋味”说为中心，考察了钟嵘《诗品》和印度《舞论》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的相近性，认为《德国所藏敦煌吐鲁番出土梵文文献》中的《诗律考辨》为我们解读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在此基础上得出初步的推论：《舞论》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是钟嵘《诗品》“滋味”说理论来源之一。胡大雷《〈诗品〉：着眼于艺术效果的诗歌批评——兼答清水凯夫〈诗品是否以“滋味说”为中心〉》(34)具体梳理了“滋味”说的理论结构，认为钟嵘《诗品》理论基础是对前人诗歌理论实施的新阐释，钟嵘对其当代诗风的提倡与抨击都是从艺术效果来展开的，这是“滋味说”的现实基础。
2001年的《文心雕龙》研究考据和义理并进，在考据方面，贾树新《〈文龙雕龙〉撰成年代再考》(35)从奉朝请起家时间与撰成年代的关系，沈约“贵盛”与撰成年代的关系、历史称谓与撰成年代的关系等三个方面进一步考证《文心雕龙》撰成于萧梁之初。力之《〈文心雕龙〉不提陶渊明乃因渊明入宋辨》(36)一文具体分析了各家对《文心雕龙》没有提及陶渊明的论述，中肯得出《文心雕龙》没有提到陶渊明是因为渊明乃是入宋作家的结论。义理方面，童庆炳《〈文心雕龙〉“因内符外”说》(37)解析了《文龙雕龙·体性》篇所提出的理论范畴——“体”和“性”的意义结构，认为“体性”篇全力论证的“因内符外”或“表里必符”的观念，是对“文如其人”传统的发挥。虞蓉《〈文心雕龙〉“论文叙笔”的“文用”标准》(38)认为“文用”是《文心雕龙》“论文叙笔”的分类标准，并在“文用”的基础上讨论了“论文叙笔”的次第。毕庶春《论外史内史论合一——〈文心雕龙〉与文学史刍论》(39)、马庆洲《阅时取证比采而推——简论刘勰五言起源说及其对文学史研究的启示》(40)、李长徽《刘勰乐府论探析》(41)则几乎同时注意到了《文心雕龙》的“文学史”特点。
《文选》方面，本年度论文较少，热点仍然是《文选》选录标准问题，有刘晟《〈文选〉徐悱作品选录管窥》(42)、尤炜《再论〈文选〉的选文范围》43可以参考。
文体研究领域，贾奋然《论齐梁古今文体之争》(44)指出齐梁古今文体之争不限于以萧纲与裴子野分别为代表的古体、今体文学集团之间的冲突，它是贯穿于整个齐梁时代，几乎进入到每个批评家视野中的文体形态和文体观念冲突，这促进了古体向近体的进化。胡大雷《宫体诗与南朝乐府》(45)探讨了自东晋以来文士逐渐接受南朝乐府和逐渐建立起“侧艳之词”传统问题，认为直到陈隋时，宫体诗才与南朝乐府相融和，形成自创流行曲与自创辞的结合来吟咏女色的创作样态。〔韩国〕金昌庆《论咏史诗在汉魏六朝的出现与发展》(46)从班固式的“史传”及左思、陶渊明式“抒怀”两种咏史诗体式的递变入手展开论述咏史诗在汉魏六朝的出现和发展，见出咏史诗由“述史”转向“抒怀”的发展轨迹。韩高年《南朝赋的诗化倾向的文体学思考》(47)从文体学视角入手，指出到了南朝，赋的审美功能进一步提升，表现出对情
韵的空前强调和语言技巧的刻意追求，赋的骈偶倾向的理性化与赋的律化的全面展开等现象，表明赋的诗化进一步加剧。
文人群体研究在2001年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周唯一《彭城刘氏诗群在齐梁诗坛之创作与影响》(48)以彭城刘氏诗群这一文学史上长期为人忽视的齐梁家族文学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析了这一家族文学群体的崛起、群体的文学理论主张、诗歌创作概况及其对当时诗坛的影响。在文学理论领域，杨清之《论六朝文人聚谈对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49)从纵贯六朝的文人聚谈现象切入，认为文人聚谈不但直接影响到文学理论专着的问世，更促进文学理论的生成。
文人个体研究方面，本年度的热点是谢灵运、沈约、庾信。宋红《谢灵运年谱考辨》(50)就谢灵运生平事迹研究中所涉及的谢灵运袭封时间、谢灵运从弟谢晦与宋文所率讨伐大军对阵时间、谢灵运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一事的可靠性、关于“随州从事”的辨析四个方面的问题作了考辨。李雁《谢灵运作品杂考》(51)具体考证了谢灵运的《撰征赋》、《谢封康乐侯表》、《从游京口北固应诏》的写作时间以及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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